“列夫·托爾斯泰學”在中國的百年流變

　　列夫·托爾斯泰是世界上的文學巨匠，在中國廣受讀者歡迎，為知識界長期關注，相關研究在外國文學研究史上留下濃重一筆。百餘年來，“托學”為中國社會和中國學術的發展提供了具有獨特價值的精神産品。

　　“托學”在中國的萌芽與奠基

　　清末民初是“托學”作為一個學科在中國的萌芽階段。1900年前後有譯自外文的關于托爾斯泰的簡略介紹和短篇譯作出現。1902年，梁啟超在文章《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中以政治眼光審視托爾斯泰，這是最早出自中國人手筆且頗有新見地評價托爾斯泰的文字。1904年，寒泉子（黃乃裳）在《托爾斯泰略傳及其思想》一文中較為全面地評價了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這是中國“托學”開篇作之一。此後，國内出現了數量不少的關于托爾斯泰的文章，如王國維和辜鴻銘等對托爾斯泰的評說。魯迅在《破惡聲論》一文中顯示出其對托爾斯泰思想的初步把握。李大钊在多篇與托爾斯泰相關的文章中有對托爾斯泰思想的獨到解讀。那個時代，人們在贊揚藝術家托爾斯泰的同時，更重視的是思想家托爾斯泰的價值。馬君武、林纾和陳家麟等開始用文言将托爾斯泰的某些重要作品翻譯介紹到中國。

　　“五四”期間，托爾斯泰備受關注，“托學”成為外國作家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國人撰寫的關于托爾斯泰的專論明顯增加，研究角度開始多側面展開。沈雁冰、耿濟之、瞿秋白、鄭振铎、楊铨、周作人、劉大傑、張聞天、甘蟄仙等發表了《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托爾斯泰的藝術觀》《中國之托爾斯泰》等衆多專題文章，有的刊物安排了“托爾斯泰專号”。瞿秋白、耿濟之等譯出了托爾斯泰更多的作品，如《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黑暗之勢力》《複活》《藝術論》等。國人翻譯的第一部完整的《托爾斯泰傳》也在此時問世。

　　“托學”在中國的前行與調整

　　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中華民族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托學”的發展受到影響，但仍在緩步前行。20年代末至30年代，列甯的《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等文章被多次譯出，标志着列甯關于托爾斯泰的重要見解開始進入中國文壇。30年代初期，中國文壇對托爾斯泰的評價一度出現分歧，分歧的緣由和托爾斯泰的思想有關。魯迅和巴金等人對這場争辯的分析切中時弊。這一時期，學界在關注托爾斯泰的學說的同時，開始更多地關注他的文學創作。中國“托學”的學理精神顯現，夏衍、梁實秋、李霁野、戈寶權、曹湘渠、許欽文和以群等作家與學者發表了一些有品質的文章。郎擎霄和劉大傑等人有《托爾斯泰生平及其學說》等多部專論托爾斯泰的著作問世。托爾斯泰主要作品基本譯出，高植、郭沫若、周揚、羅稷南等在翻譯托爾斯泰作品方面作出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30年中，“托學”在中國的發展經曆了波折。50年代的托爾斯泰研究有進展，戈寶權、倪蕊琴、王智量、錢中文、程代熙等有相關文章發表，董秋斯、劉遼逸、吳鈞燮等有相關譯著問世。當時出現的相關文章有學理分析的成分，但思維模式無法擺脫當時的氛圍。盧卡契和胡風關于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關系的觀點遭到批判。1960年前後，文壇發生過一場怎麼評價托爾斯泰的尖銳論争。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除了批判文字外，沒有出現有關托爾斯泰及其作品的研究文章，“托學”發展中斷。20世紀70年代後期，托爾斯泰研究在中斷多年以後重新起步。複蘇時期的文章多數仍處在重新摸索之中，高品質的論文較少，但作為開風氣之先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些文章仍值得重視。

　　“托學”在中國的勃興與繁榮

　　改革開放後，托爾斯泰很快又成為“赢得作家尊敬最多的一個作家”，他的作品譯介總量居俄國作家之首。1980年，“全國托爾斯泰學術讨論會”在上海首次召開，這次會議是“托學”勃興的标志，在中國“托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就怎樣看待托爾斯泰思想所屬的範疇、怎樣評價“托爾斯泰主義”、如何了解《複活》中的“複活”等問題展開廣泛讨論。在活躍的學術氛圍下，戈寶權、陳燊、夏仲翼、倪蕊琴、餘紹裔和李明濱等學者發表了《哲學·革命·文學——列甯論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和長篇藝術的發展》《論托爾斯泰創作的具體性》《列夫·托爾斯泰和意識流》等不少重要論文，出版了《托爾斯泰研究論文集》《列夫·托爾斯泰比較研究》《俄國作家批評家論列夫·托爾斯泰》《歐美作家論列夫·托爾斯泰》等有特色的著作。力岡、馮連驸等翻譯家也有不少關于托爾斯泰作品的譯著問世。陳建華和章海陵等研究托爾斯泰的研究所學生群體開始走上學術舞台。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托學”界以冷靜務實的姿态，推出了一些紮實的、新意疊出的研究成果，就托爾斯泰研究的諸多方面展開廣泛探讨。世界“托學”所涉及的不少重要領域為中國學者或深或淺地觸及，研究領域更加擴大，研究方法更加多樣。程正民、雷成德、胡日佳、王景生和王志耕等學者針對托氏的精神探索與藝術成就進行了多側面的卓有成效的研究，發表了《世俗生活哲學的宗教闡釋》《哲學家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與德國古典美學——托爾斯泰藝術觀再探》《托爾斯泰“心靈辯證法”的變遷》《〈戰争與和平〉主題新論》《托爾斯泰留下的诠釋困境》《托爾斯泰的藝術獨創性與藝術思維的變化和俄國農民心理》等大量優秀論文。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有新意的著作，如《托爾斯泰的宗教學說》和《洞燭心靈——列夫·托爾斯泰心理描寫藝術新論》等。“托學”領域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在這一時期有了新的發展，中青年學者成長較快，其中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北大、北師大和華東師大等研究所與高校尤為突出。托爾斯泰的作品被大量重譯和重印，發行量巨大，草嬰和劉遼逸等譯者的譯著頗受歡迎。

　　21世紀前20餘年，國家對學術研究支援的力度不斷加大，推動了學科的發展，中國“托學”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在托爾斯泰逝世百年之際舉行的多場研讨會具有重要意義。學科建設全面展開，更多的中青年學者加入了研究隊伍，理論思維活躍的年輕學者逐漸成為研究主力，他們帶來了新的知識結構和新的研究視野，方法和角度更加多樣。新世紀以來，關于托氏研究的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之和已接近整個20世紀發表論文的數量，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優秀論文。不少成果别開生面，如托氏作品的最早中譯的發現，關于外國批評家論托氏的研究，世界“托學”研究的曆史與近況，作家作品研究中新理論新方法的運用，以及跨學科（如從法律史、思想史、藝術學、政治學等學科）切入的托氏研究等。同時，中國作家的跨界托氏研究也别具一格。這一時期，李正榮、邱運華、吳澤霖和張興宇等學者出版了不少頗有新意的著作，如《托爾斯泰的體悟和托爾斯泰的小說》《托爾斯泰與中國古典文化思想》《詩性啟示：托爾斯泰小說詩學研究》《列夫·托爾斯泰的自然生命觀研究》《列夫·托爾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結及其危機》等。

　　世界“托學”中的中國“托學”

　　列夫·托爾斯泰在世界上很多地區都有重大影響，對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評說與研究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精神文化現象。長期以來，各國“托學”始終以接近和還原托氏本體為目标，基于自己的立場和時代語境闡述托氏的思想與作品，同時各界人士也常常借“托學”磨砺自己的思想鋒芒。在俄蘇，“托學”早已成為一門受關注的學科，一個多世紀來有很豐富的成果。舊俄時期，學界對托爾斯泰的評論與研究幾乎和托爾斯泰的創作同步。蘇聯時期，專家型學者出現，相關著述增長明顯，“托學”向深處拓展。蘇聯解體後，新生力量成為研究主力。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的“托學”成果也不少。托爾斯泰剛開始創作不久，德國就出現了關于托爾斯泰的評論，不過真正廣泛的研究是從《戰争與和平》法譯本問世後開始的。各國不少批評家都發表過關于托爾斯泰的很有特色的見解。當代西方學者在“托學”領域仍很活躍，有些獨到的視角能夠給人啟迪。（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