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头句“门”字后当有个“人”字，因为“五尺之竖子”应是作“门人”的同位语 。“五伯”是指“春秋五霸”（此“伯”字读“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 秦穆公和楚庄王（后二位也有另一种说法），所以这头句是借某人之口提问：仲尼（即孔子）的门人，一个五尺来高的童子，都说他以称道五霸为羞耻，这是为什么？——加“五尺”这样一个定语，是为了说明：这还是个年幼的孩子呢!注意：当时的五尺约为120厘米；“竖子”即“童子”；“称乎”的“乎”通“于”，“称”有颂扬义。
读懂回答的话，需掌握一些历史知识，但说来话长，我就先翻译一下，然后做点解释吧：是的，因为那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拿齐桓公来说吧，他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但看他的过去，他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竟杀了他的哥哥；看他家内，他的姑姑、姐姐、妹妹中不出嫁的竟有七个，他还常在宫门之内纵情作乐、奢侈放纵，用齐国税收的一半来维持都还不够；再拿对外关系来说，他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的国家多达三十五个。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地险恶肮脏、放荡奢侈啊！可见他本来就不该得到伟大的孔圣人门下人称道的。——“杀兄而争国”是指：公元前 686 年，齐国发生内乱，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出奔鲁国，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出奔莒国，齐襄公（桓公之父）被杀；次年，小白先入齐国立为桓公，又大败鲁军，并命令鲁国杀死他哥哥公子纠。“般乐”指大乐：“般”字也有“乐”义；“奢汏”即太奢：“汰”通“泰”、“太”，过分义；“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句中的“事行”当是“行事”的倒装，“若是”相当于“像这样”，前一“也”字仅起提顿作用。
7·2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这段对话极关重要，道出了荀子、儒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标准之所在，应该好好体认。
问话是：桓公表现得这样，齐国竟然不灭完，还成了霸主，为什么？——这问题提得真是尖锐，可说“直奔要害”。“乃霸”的“乃”字是表示意外的语气，相当于“竟然”、“居然”。
回答的文字不难懂，但值得玩味，我就不翻译只做注释了：“於乎”同“呜呼”；“大节”，在这里不是指的道德品性，而是指的对国家兴亡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这种因素可以不止一个，所以接下具体列出了三个：①一是桓公“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能”是“才能”义，“托国”是说把国家托付给他去管理）。这是属于认知、见识领域的因素，故称之为“天下之大知”。“倓然”何意？说解颇多，我以为，既然是用来状写“见”，就最可能是“坦然”的意思（“倓”、“坦”同音），因为“坦”的本义是指平坦，即没有障碍，用于修饰“见”，自然是“清楚”的意思了，从而“倓然见”相当于“洞见到了”、“十分清楚地看到了”。②二是对管仲做出了“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以为仲父”这个“天下之大决”（此“决”是决定、决断义）。读懂这一句要了解一个历史情况：管仲曾经侍奉桓公之兄公子纠出奔鲁国，后又帮助公子纠与桓公争夺君位，公子纠失败被杀后，他也曾想谋杀桓公，因此，桓公本来对管仲十分愤怒，视之为大仇人的。所以这一句是说，桓公他一旦安全了、出离危险了，就不再愤怒，忘记仇恨，不但没有杀掉仇人管仲，反而让他当了齐国最大的官，给予最好的待遇，甚至特权，并尊称为“仲父”。所以这句话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据以说明桓公具有大胸怀、大气量，为了成大事可以以大德报大怨。对个人来说，这确实是做了“天下之大决”。③从“立以为仲父”起，到“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止，是讲桓公还给了管仲很多特大的特权，让他的地位高过齐国的所有贵族，在齐国具有极大的权威，列举完后总结说：“是天下之大节也”。这个“大节”是同前面说的“大知”、“大决”并列的，故应翻译为“大节之一”，或“一种大节”。
结尾几句是返回来呼应前头对问题所作的一般性回答，说“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自是强调有见识（亦即有知人之明，能够发现人才），有器量（亦即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并实行之），和敢于向下属能臣放权这三者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极高价值；说“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则不仅是回答了问题，还表示了对桓公的高度评价，所以末了还追加一句：“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可翻译为：由他来作诸侯国的霸主，是很合适的啊！这不是他的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荀子这样评价桓公，说明他的识见也即人才观的独到。在当时，人才不仅意味着深明大义，更在于懂得客观规律，得人才与按客观规律行事是二而一的，所以说“非幸也，数也”：“幸”即侥幸，是偶然性；“数”是规律、必然性：《天伦》中说，“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
7.3“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这一组问答进了一层：按上面说的，齐桓公是小节不佳大节极好，因而是绝不会亡国，而且应该当、必定当霸主的国君，既如此，理当是受到普遍尊敬的历史人物，——推论至此，问者想起他最初的问题，发现了矛盾，于是就又把那问题搬出来。注意他开头说的“然而”，我意最好读作“然，而……”：“然”字表示同意对方的说法，还带“既然如此”的语气，再用“而”字做转折（单个“而”字也有“但是、然而”义）。这里显示了《荀子》书的逻辑性、论辩性。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竟不是批评“竖子”看问题幼稚、缺少政治头脑和大局意识，而是相反，从诸多方面指责齐桓公，最后把他归结为“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的“小人之杰”。——“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三句，是说桓公没有把政治教化作为立国之本，因而没有达到最高政治境界，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礼仪制度（“致”通“至”，“綦”通“极”；“隆高”指最高政治境界，“文理”指完善的礼仪制度）。
荀子这样回答，无疑是因为他把“服人之心”看得更重要，桓公不是靠服人之心，而是用“诈心”取胜，所以他认为从道德上说不是值得尊敬、效法的人，加之他预设了人们只会尊敬、怀念有德之人，最后的结论自然是“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 ”是个名词性者字结构， 可翻译为：一个讲究方法策略、注意有劳有逸、积蓄财物和加强战备，因而有可能颠覆敌方的人（罢了）。
对此，我要说三点意思。①在这里，荀子不完全是按孔子的观点评价桓公的。我不由得记起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既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同时又说：“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特别是，当子贡问他：“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他的回答竟是：“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据这些记载，孔子是要求人们把管仲作为“仁者”来怀念、敬重、颂扬的，就是说，他并不因为管仲“非服人之心”，靠“诈心取胜”，就把他排除在值得敬佩的道德伟人之列；于此可知，孔子主张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把他对于国家、人民、社会的贡献摆在第一位。如果荀子继承孔子的这个观点，他就会批评那“五尺竖子”，肯定齐桓公了。
②荀子这样评价齐桓公，同孟子的观点比较接近。孟子的说法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上》）这话的意思是：三王时期的政治是最好的，是王道政治，五霸行的是霸道政治，故是对“三王”的背叛（他这里说的“罪人”，相当于“背叛者”），是一种“历史退步”。对于搞历史倒退的人，人们自然不该、不会怀念、敬重、颂扬他的，所以孟子的观点同荀子的观点是相通的。
③这里涉及到伦理学和历史科学中许多又大又深的理论问题，学界的认识也不一致，我就只还说这样几句：孔门看重的是道义，也即内心、目的、动机方面，桓公着眼的是事功、效果、利益，而不问合不合时下的道德要求，因此，尽管桓公成功了，孔门还是“言羞称乎五伯”。这说明：儒家以合乎现有道德规范为道义，是保守的、维稳的理论，缺少变革的观点；桓公、管仲开辟的法家路线不顾现有道德原则，以功利为重，也即认定“有利于事功的行为都是合道义的”，故二者对立。可想而知，从长远看，法家正确些，必然胜利；近期看，儒家更得人心。因此说：恶是历史的动力，革命行为在初期必然表现为“造反”，会被批评为不道德，“痞子运动”。
7·4“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1、这一节是进一步申说“非服人之心”而是靠“诈心取胜”的人不值得尊崇的理由，大意是：绝对只走服人之心这条路，亦即坚持行王道，不行霸道，同样可以实现保全国家以至统一天下的目的。未言之意是：所以，谁行霸道，乃是因为他没有用礼义解决问题的诚心，这就说明他不是仁者，他也就当然不配得到以仁义为依归的孔门的称道。本节的具体内容，则不过是列举以道义取胜者的品性和和事迹，只讲了文武周公，因为这一家两代人乃是以服人之心取胜者亦即王天下者的代表、象征。——只讲事实，让读者从事实中得出他预设的结论，领会他想阐发、灌输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著作的基本特点之一。
2、头一句说“彼王者则不然”，就是申明作为“霸主”之对立面的“王者”，其行事原则是不同于以齐桓公为代表的霸主的，接下几句，直到“然后诛之”为止，是具体申述“不然”之所在（故我在中间打冒号）。——两个“致”都是借作“至”；“救不肖”的“救”是“援助”义（《诗·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殆之”的“殆”是“败”的意思；前两个“之”字指代作战的对方；“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是说：（他们）只要很有文采地向天下发一个文告，“暴国”的君主就会自动前来归化（“委”字有美好、委婉义；“暴国”当是指谓施行暴政的国家，但这里是用以借指那些国家的君主；“而”相当于“则”，“安”在这里是语气助词，又含“于是”的意味；“灾缪”即“灾谬”，此处用以指谓制造灾难、祸殃和行乖戾之事的人；后面的“者”字，是用来标明该句为条件分句，故“有”字应读作“假如还有”。
3、夹在两个“故”字之间的几句，是从上句得出的一个推论、感想，与论述主旨没有直接关系，可以放到括号中（“綦省矣”可翻译为“真是极少极少啊”：“綦”通“极”，“省”是减少的意思），所以后面又列出文、武、周公至于成王诛杀“暴国”的具体数据。这些数据确有文献根据，《史记》中有所记载。到此为止已经证明了，完全可以不用“诈心”而专用仁心，亦即采用“服人之心”的方式，去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所以于此结论道：“故道岂不行矣哉？”这“道”字就是指王道，礼义之道；“岂不行矣哉”应翻译为：“不是也行得通吗？”这自是针对霸主们不不懂得或不相信用“王道”也能取胜得天下而发。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议论了，接下又说了许多句，是为了论证得更加充分有力，更加淋漓酣畅一些。——“周公卒业”是说周公完成了“王天下”的事业。“安以”二字多视为衍文，我则认为更可能是“安矣”之误，或“以”借作“矣”。“文王载”后面似乎脱漏了一个“道”字；拿文王和桀、纣对比，是要说明“道”是得天下、保天下的唯一条件，最后几句则是清楚地挑明这一点：两个“用之”的“之”都是指代“道”；“雠人”即“仇敌”，此指楚怀王困死于秦，其子楚顷襄王又受制于秦国，因此楚君必以秦为仇敌。
7·7 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是之谓天下之行术。
读懂这段话的要点在理清它的结构，也即作者的思路。我认为头三句是总领，意思是：如果说有一种“天下行”的处世方法的话，那么，它应当是：用来侍奉君主，则必定让你无不顺畅、处处通达，用来指导做人，则必定让你永无忧虑、堪称圣人。——“天下之行”当是“能行之于天下”的改装与压缩，故是“用到哪里都行”的意思；两个“以”字后略去了“之”字；一般认为“以之为仁”的“仁”同“人”，我则觉得这“为仁”也可以解释为“行仁”，或“表现仁心”，这样理解也许更合作者原意。
由于前三句是上述意思，所以后面的话是在“如果这种天下之行术存在的话”这个未予明言的假定前提之下展开的，即从第四句（“立隆”句）开始，乃是针对这个假定，说：那就立刻尊奉这个方法行动吧，不要三心二意地犹豫不决了……（“隆”是推崇义，“贰”是怀疑、犹豫的意思）。——注意：“然后”在这里不是表示时间先后，而是从逻辑上说的，虽然也可翻译为“从此”、“今后”，它引出的六个“之”字句，是一般地说明该怎样去“隆”它，即“之”字都是指代“天下之行术”（“恭敬以先之”可以理解为“以恭敬先之”，但认为“以”在这里是语助词，相当于今天说的“地”，似乎更好；其他几句仿此理解）；“先”本指“祖先”，“统”是指首领，用作动词就分别是“尊崇”、 “尊奉”的意思了；末两句可翻译为：困顿穷苦时也遵从它，并且还在心里不断反复用力地呼唤它。
“君虽不知”开始的三个复句，就不是一般地申述该如何“隆”它，而是举例说明用怎样的具体做法来实际地体现它了。由于未用关联词语，这话同前文的承接显得不够明朗，故读来有突兀之感，翻译时应作必要的“技术处理”，例如增加“因此”这样的词语。——前两个是条件复句，其中“虽”字是“即使”的意思；“不知”后面省去了宾语“功”字；“伐德”的“伐”是夸耀义，“德”应译作功德；后面是两个并列的祈使句（“省求”和“多功”都是动宾结构），是说：要少向君主提要求，多为他立功劳，还要始终如一地、不知疲倦地爱他敬他。
从“如是”引出的结语看，荀子不仅认为这种“天下之行术”是实际存在的，而且他正是在宣传、兜售这个“术”，用那样的话开头，不过是兜圈子罢了。他只讲了“以事君则必通”，对“以为仁则必圣”的许诺，则一字不提，这做派就有点像在闹市街头一边玩魔术一边推销某种膏药的“走江湖者”了。从他举例介绍的具体操作法看，他兜售的那个“天下行之术”，确实能够收到“以事君则必通”的效果，但这难免让人想起走江湖者也常说的“诚则灵”的话：若有“不通”之时，你应该检讨自己对君主是否做到了“爱敬不倦”，不得产生别的想法。——因此，我感到这段话不像是荀子的意思。
7·8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这几句的意思在别的地方也说过。这颇能说明，荀子心中存有“凡是必然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年轻人侍候老年人，地位低贱的人侍候位高权重的人，能力差的人侍候能力强的人，这不仅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也确实具有客观必然性，只要把“侍候”看做纯粹是陈述事实的用语，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像我们说“为……提供服务”时一样，那么，这无疑是“天下之通义”，因为这“通义”二字所意味的，亦即让你存想到的事实、现象，是会把“父母、成年人侍候幼儿”这类的“事”也包括进去的。
问题在于这个“侍候”（“事”）事实上是带有感情色彩的，特别是在中国人这里。“谁也不是天生侍候人的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已经是中国人的信条，即也被奉为“天下之通义”，而且是更大的“通义”的，而它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谁都不愿意做侍候人的人，都希望成为被别人侍候的人。所以，对于荀子把“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的人斥之为“奸人”，认为他们希望成为君子、圣人完全是痴心妄想，像趴在地上去舔天（“辟”通“譬”，“咶”通“舐”）、想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一样（“经”，自缢也；“引”，拉也），不但一定达不到目的，而且越是这样离目的越远（“俞”通“愈”），至少该批评为有片面性，亦即没有顾及到还存在另一个“更大的通义”吧？
但是，从末两句看，对荀子作上述批评却未必恰当，即可能误解了、委屈了荀子。这两句有人给出的译文是：“因此，君子在时势需要自己屈从忍耐时就屈从忍耐，在时势容许自己施展抱负时就施展抱负”（“时”有“适时”义，“诎”是弯曲、屈服义，这里显是把“事人”看做“诎”，成为被人侍候的人就是“伸”），至少意思翻译对了。原来，荀子从他认定的“天下之通义”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这就说明，他上面那番话中并不包含“既然事了，那就要认命，就要安心事到底”的意思，恰恰相反，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侍候关系”是可能改变的，侍人者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素质而摆脱“事人”的低位。可见他的意思仅仅是：人在处于劣势地位时，必须承认这状态所体现的必然性，分析其原因，不可一味地怨天尤人和空想得到改变，这时候应该暂时忍耐，切实努力于提高自己的素养，等待时机变“诎”为“伸”。这有什么错呢？把这个意思纳入到社会分工理论中，不是很深刻的吗？把这当做一种人生智慧，不是会让你受用无穷吗？——以前，我们习惯于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来论述这段话涉及的思想观点，今天我要说：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说荀子是统治者阶级的思想家，更不会有错，问题是批评得太绝对化了，根本不允许作例如我上面说的这种分析；要是也允许这类分析存在，让人们独立地、自由地选择、接受某种分析和结论，而不是把某个结论钦定为唯一正确的观点然后向人灌输实际上是强加于人，那就好了。还说一句：荀子时代似乎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因此，他说的必是真话，就是说，他宣扬的观点必是他自己思考的结论，因而他自己一定相信的，在这一点上，他比他的两千多年后的后人，是伟大多了，幸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