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也在学西方的全科医生制度，西方的全科医生都是西医，复制到中国，中国的全科医生的培养也都是西医。但西医本质上是一门分科的学问，要想成为全科医生，难度比较大，因为西医要学习很多分科的知识，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感冒、咳嗽、牙痛、肚子痛等，这里面就需要几个科室的知识，本来在西医上学好一科都难，要成为全科更难。而在中医上，不仅这些简单的病中医都可以有效治疗，而且疑难杂症也可以有效治疗，比如癌症，三高，中风等。
治病就要检测，西医要靠精密仪器的观察，基层要发展全科医生，投入还是比较大的，而在中医这，不用任何投入都可以进行治疗，原因很简单，传统的四诊根本不用额外投入。如果用中医作为全科医生，很快就能够普及。
医疗市场只有一个，中医和西医在这里是对头，中医发展起来了，西医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大大挤压。因此，西医是不会容忍中医发展起来的，于是西医们是绝口不会提中医是最好的全科医生的，这一是全科医生虽然在基层，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肥缺，可以让无数西医受益；二是如果真的让中医成为全科医生，那么大量西医院都会破产，疾病都在基层治好了，还有多少人到医院呢？
对待疾病，中医学是辨别“症”，西医学是辨别“病”。“症”是整体的、宏观的“森林”，“病”是具体的、微观的“树木”。过去，中医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精密检验仪器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辨症”。首先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收集病人反映出来的客观信息，然后根据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对脏腑、气血以及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以寻找病症的根源和病变的本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最后判断为某种性质的“症”。这一过程，中医称之为“辨症”。根据辨出的“症”，然后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剂。
神医华佗曾给两个都患了头痛身热、症状完全相同的病人看病，在给他们开方时，一个用了泻下药，一个用了发汗药。有人大惑不解地问：“为什么同样症状却要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华佗说：“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内实症，一个是外实症，所以要用不同的治法。”到了第二天，两个人的病全都好了。在中医看来，不同的病症，可以是同一个“症”，也就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法；相同的病症，可以是不同的“症”，也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第一部辨症论治的临床医学经典。它系统创立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症论治原则，其中以六经辨症治疗伤寒，以脏腑辨症治疗杂病的，使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辨别病“症”是不是准确，直接关系到用药处方的效果。
中医药是中国哲学思维运用的成果体现。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明社会体系的基础，其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孕育了中医学。中医基本理论以哲学为基础，借用中国传统学术的类比思维、辩证思维、整体观念，以阴阳、五行、元气等，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体内部脏腑之间的关系，阐明有关人体疾病的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问题，指导临床实践。
季羡林在《谈国学》中讲到：“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是合二为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季羡林对东西方哲学思维的分析恰如其分，非常精辟。如果将这一段话用来解析中医与西医对生命科学的认知，也是贴切的。
中医的整体观念，来源于中国哲学，古代思想家将“整体”称之为“全”或“统体”。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内有五脏六腑，外有四肢百骸，他们之间息息相通。这种相通是通过经脉中的元气周流而生生不息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认为：中西医在看待同一个疾病时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中医则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通过调节内环境达到一种平衡，激发自身的力量与病毒对抗。
中医把天、地、人、时的统一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系统的理论框架，涵盖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抽象思维，以取类比象作为直觉思维和推演的形象思维基本模式。中医之所以形成富有特色优势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它的具体思维方式是将所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进行类比，取其共同点、相似点或近似点，从中找出它们共同特征，以“象”为标志，进行归类，继而表达，如将人体的肝心脾肺肾比拟为木火土金水，依思维方式而演变为中医学的整体观。
此外，中医还充分运用了辨证论治、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暗示和联想等中国哲学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医自身主体的思维模式，也造就了中国医学在世界医学体系中至今独有的个性和特点。
中医简便效廉，是解决中国医疗难题的关键，尤其是全科医生制度的建立，中医也是关键中的关键。可现在却把中医排除在全科医生之外，无疑是中国医疗之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