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也在學西方的全科醫生制度，西方的全科醫生都是西醫，複制到中國，中國的全科醫生的培養也都是西醫。但西醫本質上是一門分科的學問，要想成為全科醫生，難度比較大，因為西醫要學習很多分科的知識，比如，最常見的疾病，感冒、咳嗽、牙痛、肚子痛等，這裡面就需要幾個科室的知識，本來在西醫上學好一科都難，要成為全科更難。而在中醫上，不僅這些簡單的病中醫都可以有效治療，而且疑難雜症也可以有效治療，比如癌症，三高，中風等。
治病就要檢測，西醫要靠精密儀器的觀察，基層要發展全科醫生，投入還是比較大的，而在中醫這，不用任何投入都可以進行治療，原因很簡單，傳統的四診根本不用額外投入。如果用中醫作為全科醫生，很快就能夠普及。
醫療市場隻有一個，中醫和西醫在這裡是對頭，中醫發展起來了，西醫的生存空間就會被大大擠壓。是以，西醫是不會容忍中醫發展起來的，于是西醫們是絕口不會提中醫是最好的全科醫生的，這一是全科醫生雖然在基層，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肥缺，可以讓無數西醫受益；二是如果真的讓中醫成為全科醫生，那麼大量西醫院都會破産，疾病都在基層治好了，還有多少人到醫院呢？
對待疾病，中醫學是辨識“症”，西醫學是辨識“病”。“症”是整體的、宏觀的“森林”，“病”是具體的、微觀的“樹木”。過去，中醫在沒有現代科學知識和精密檢驗儀器的情況下，發明了一套獨特的診斷、治療疾病的方法――“辨症”。首先用望、聞、問、切四種診斷方法收集病人反映出來的客觀資訊，然後根據八綱――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對髒腑、氣血以及六經、三焦、衛氣營血進行綜合、分析、歸納，以尋找病症的根源和病變的本質、部位和邪正之間的關系，最後判斷為某種性質的“症”。這一過程，中醫稱之為“辨症”。根據辨出的“症”，然後确定适當的治療方法和藥物、方劑。
神醫華佗曾給兩個都患了頭痛身熱、症狀完全相同的病人看病，在給他們開方時，一個用了瀉下藥，一個用了發汗藥。有人大惑不解地問：“為什麼同樣症狀卻要開出了不同的藥方？”華佗說：“他們兩個人一個是内實症，一個是外實症，是以要用不同的治法。”到了第二天，兩個人的病全都好了。在中醫看來，不同的病症，可以是同一個“症”，也就可以采用同一治療方法；相同的病症，可以是不同的“症”，也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療方法。這就是中醫所說的“同病異治”、“異病同治”。
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第一部辨症論治的臨床醫學經典。它系統創立了包括理法方藥在内的辨症論治原則，其中以六經辨症治療傷寒，以髒腑辨症治療雜病的，使中醫的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奠定了中醫治療學的基礎。辨識病“症”是不是準确，直接關系到用藥處方的效果。
中醫藥是中國哲學思維運用的成果展現。中國哲學作為中國文明社會體系的基礎，其形而上的思維方式，孕育了中醫學。中醫基本理論以哲學為基礎，借用中國傳統學術的類比思維、辯證思維、整體觀念，以陰陽、五行、元氣等，來解釋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體内部髒腑之間的關系，闡明有關人體疾病的病理、診斷、預防、治療等問題，指導臨床實踐。
季羨林在《談國學》中講到：“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西方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勉強打一個比方，我們可以說：西方是一分為二，而東方是合二為一。再用一個更通俗的說法來表達一下：西方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隻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東方則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說得再抽象一點：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特點是整體觀念，普遍聯系；而西方分析思維模式正相反。”季羨林對東西方哲學思維的分析恰如其分，非常精辟。如果将這一段話用來解析中醫與西醫對生命科學的認知，也是貼切的。
中醫的整體觀念，來源于中國哲學，古代思想家将“整體”稱之為“全”或“統體”。中醫認為，人是一個有機整體，内有五髒六腑，外有四肢百骸，他們之間息息相通。這種相通是通過經脈中的元氣周流而生生不息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認為：中西醫在看待同一個疾病時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中醫則是把人體看作一個整體，通過調節内環境達到一種平衡，激發自身的力量與病毒對抗。
中醫把天、地、人、時的統一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建立了系統的理論架構，涵蓋了陰陽五行學說的抽象思維，以取類比象作為直覺思維和推演的形象思維基本模式。中醫之是以形成富有特色優勢的理論體系和診療方法，它的具體思維方式是将所研究對象與已知對象進行類比，取其共同點、相似點或近似點，從中找出它們共同特征，以“象”為标志，進行歸類，繼而表達，如将人體的肝心脾肺腎比拟為木火土金水，依思維方式而演變為中醫學的整體觀。
此外，中醫還充分運用了辨證論治、陰陽學說、五行學說、暗示和聯想等中國哲學思想，不僅形成了中醫自身主體的思維模式，也造就了中國醫學在世界醫學體系中至今獨有的個性和特點。
中醫簡便效廉，是解決中國醫療難題的關鍵，尤其是全科醫生制度的建立，中醫也是關鍵中的關鍵。可現在卻把中醫排除在全科醫生之外，無疑是中國醫療之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