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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北京大雪纷飞。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行动沉稳地走下马车。校工们连忙向其鞠躬，没想到，他也摘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回礼。在场之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可是从未有过的“怪事”。
这位男子是新任“内阁大臣”蔡元培。在此之前北大已经换了5任校长，其中不乏有勇有谋之能士，但终究无法改变北大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
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挂牌过的上林仙馆
（一）百年前的北大，乌烟瘴气，官僚习气十分浓厚，学生喝花酒，教师逛妓院，哪里有最高学府的样子？
请看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中所云：
蔡先生是1917年1月到北大就职的，在此以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教课是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里有类似记述：
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女集中地段)，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也因此被谑称为“探艳团”、“赌窟”。
“八大胡同”的那些头牌姑娘们
（二）探索救国之道，教书育人、启发民智
1894年，蔡元培26岁，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订。
蔡元培挥泪写下“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发奋要探索救国之道。
1898年，“戊戌六君子”被害，维新变法失败。蔡元培反思康、梁失败的原因：“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来实践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理想。
1917年，在北大接连换了5任校长之后，蔡元培受友人邀请回国。期待蔡元培能“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代”。
这就有了开头的一幕，蔡元培给校工们回礼。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久而久之，他的儒雅风流，待人接物一视同仁的形象，成为北大校园内不可或缺的风景线。
蔡元培
（三）第一步“招揽人才”——三顾茅庐陈独秀，一股清风英雄聚
“要成事，先要聚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一点比维新变法失败的康、梁可聪明多了。先培养革新的人才，壮大自己的队伍，才有力量对抗旧势力。
当时陈独秀正在主编《新青年》杂志，倡导民主、科学、自由。
蔡元培想要启发民智，整治北大腐朽官僚气息，不正好就是需要这种精神嘛！
于是，蔡元培多次去找陈独秀，有时候去得太早，便坐在门口一直静等陈独秀醒来。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正风生水起，他本无意于北上，但最终被蔡元培说服，接受聘用做北大的文科学长，当时有“三顾茅庐”的美谈。
《觉醒年代》中的蔡元培
《新青年》的陈独秀来到北大，就像磁铁一样。把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也吸引而来，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四）生活中温文尔雅，面对斗争却临危不惧。
“招揽人才”第一步完成，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青年。但势必会遭到旧势力的反对。
（1）当时，反对派林纾在小说《妖梦》中将胡适拟作“秦二世”，称陈独秀为“猫头鹰”，更骂蔡元培是大乌龟。蔡元培当天即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回击林纾的挑衅，理直气壮地为北大的新派教员辩护。
（2）蔡元培招收9名女大学生，开了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
（3）军阀张作霖曾对司令讲：“蔡元培闹得很凶，男女同学有伤风化，为什么不把他看管起来？”甚至有军阀扬言要“在景山架大炮，对着北大”。蔡元培亦无畏惧，据理驳斥。
（4）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军警出动，逮捕了32名学生，蔡元培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
京师大学堂
（五）第二步“制度改革”，有好的土壤（制度），种子（新势力）才能发芽。
（1）成立“进德会”，规范学生教师的品德。
制定“三不”即戒赌、戒嫖、戒娶妾为基础的三个等级的会员条件。
要求师生员工选择承诺：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吃花酒、逛窑子”再也没有了。
（2）将“学年制”改为“选科制”，也就是今天的学分制。
所谓“学年制”就是学完一定的时长。
这下老师、学生，也不能混日子了，学分不够，没法毕业。
同时也让学生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3）还有很多制度，在此就不一一讲述了，其中就包括前面讲的“男女学生同校”。
蔡元培将此办学方针概括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6字箴言。陈独秀晚年感慨地说，蔡孑民先生“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北京大学
（六）正是“蔡先生”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把腐朽的京师大学堂，变为了今天学术巅峰的最高学府。
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其临终前反复念叨“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
蔡元培
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大师们却早已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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