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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北京大雪紛飛。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行動沉穩地走下馬車。校工們連忙向其鞠躬，沒想到，他也摘下禮帽，鄭重其事地回禮。在場之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可是從未有過的“怪事”。
這位男子是新任“内閣大臣”蔡元培。在此之前北大已經換了5任校長，其中不乏有勇有謀之能士，但終究無法改變北大烏煙瘴氣的腐敗氛圍。
京城名妓賽金花、小鳳仙挂牌過的上林仙館
（一）百年前的北大，烏煙瘴氣，官僚習氣十分濃厚，學生喝花酒，教師逛妓院，哪裡有最高學府的樣子？
請看許德珩《回憶蔡元培先生》中所雲：
蔡先生是1917年1月到北大就職的，在此以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學府，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教員中不少人不學無術，吃飯混日子，教課是陳陳相因，敷衍塞責。
顧颉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裡有類似記述：
1913年我考入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老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妓女集中地段)，是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衆兩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為京師大學堂)。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隻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來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裡像什麼最高學府？
北京大學也是以被谑稱為“探豔團”、“賭窟”。
“八大胡同”的那些頭牌姑娘們
（二）探索救國之道，教書育人、啟發民智
1894年，蔡元培26歲，甲午中日戰争爆發，《馬關條約》簽訂。
蔡元培揮淚寫下“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發奮要探索救國之道。
1898年，“戊戌六君子”被害，維新變法失敗。蔡元培反思康、梁失敗的原因：“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绌。”
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來實踐教書育人、啟發民智的理想。
1917年，在北大接連換了5任校長之後，蔡元培受友人邀請回國。期待蔡元培能“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于後代”。
這就有了開頭的一幕，蔡元培給校工們回禮。他每天經過校門，都脫帽鞠躬，向校警還禮，久而久之，他的儒雅風流，待人接物一視同仁的形象，成為北大校園内不可或缺的風景線。
蔡元培
（三）第一步“招攬人才”——三顧茅廬陳獨秀，一股清風英雄聚
“要成事，先要聚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這一點比維新變法失敗的康、梁可聰明多了。先培養革新的人才，壯大自己的隊伍，才有力量對抗舊勢力。
當時陳獨秀正在主編《新青年》雜志，倡導民主、科學、自由。
蔡元培想要啟發民智，整治北大腐朽官僚氣息，不正好就是需要這種精神嘛！
于是，蔡元培多次去找陳獨秀，有時候去得太早，便坐在門口一直靜等陳獨秀醒來。當時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正風生水起，他本無意于北上，但最終被蔡元培說服，接受聘用做北大的文科學長，當時有“三顧茅廬”的美談。
《覺醒年代》中的蔡元培
《新青年》的陳獨秀來到北大，就像磁鐵一樣。把胡适、李大钊、錢玄同等也吸引而來，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
（四）生活中溫文爾雅，面對鬥争卻臨危不懼。
“招攬人才”第一步完成，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青年。但勢必會遭到舊勢力的反對。
（1）當時，反對派林纾在小說《妖夢》中将胡适拟作“秦二世”，稱陳獨秀為“貓頭鷹”，更罵蔡元培是大烏龜。蔡元培當天即發表《緻〈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開回擊林纾的挑釁，理直氣壯地為北大的新派教員辯護。
（2）蔡元培招收9名女大學生，開了國立大學男女同校的先河。
（3）軍閥張作霖曾對司令講：“蔡元培鬧得很兇，男女同學有傷風化，為什麼不把他看管起來？”甚至有軍閥揚言要“在景山架大炮，對着北大”。蔡元培亦無畏懼，據理駁斥。
（4）1919年5月4日，五四愛國運動爆發，軍警出動，逮捕了32名學生，蔡元培不斷與警察廳、教育部周旋，營救學生，甚至“願以一人抵罪”。
京師大學堂
（五）第二步“制度改革”，有好的土壤（制度），種子（新勢力）才能發芽。
（1）成立“進德會”，規範學生教師的品德。
制定“三不”即戒賭、戒嫖、戒娶妾為基礎的三個等級的會員條件。
要求師生員工選擇承諾：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
乙種會員，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
丙種會員，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吃花酒、逛窯子”再也沒有了。
（2）将“學年制”改為“選科制”，也就是今天的學分制。
所謂“學年制”就是學完一定的時長。
這下老師、學生，也不能混日子了，學分不夠，沒法畢業。
同時也讓學生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
（3）還有很多制度，在此就不一一講述了，其中就包括前面講的“男女學生同校”。
蔡元培将此辦學方針概括為“囊括大典，網羅衆家，思想自由，相容并包”16字箴言。陳獨秀晚年感慨地說，蔡孑民先生“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北京大學
（六）正是“蔡先生”這樣大刀闊斧的改革，才把腐朽的京師大學堂，變為了今天學術巅峰的最高學府。
1940年3月5日，72歲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死後無一間屋、一寸土，且欠下千餘元醫藥費。其臨終前反複念叨“科學救國”“美育救國”，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
蔡元培
今天我們過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大師們卻早已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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