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的灯光》封底写着一句话，“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句改编自郑愁予诗作的深情之语，曾挂在北京万圣书园的墙上，反映出书店作为一个阅读空间，对知识分子或者读者大众的心理慰藉。阅读空间的意义也体现在国家决策层的关注目光里。自2014年起的《政府工作报告》，每一年都会写入“倡导全民阅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类似论述。国家政策的重复强调，说明全民阅读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代表阅读大众聚集地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并不普及，曾经一度风生水起的独立书店，由于经济压力或者盈利模式的原因，这些年陆续倒闭，导致书店的灯光越发黯淡。
书店是城市全民阅读空间的重要表征，作为大众接触阅读的第一渠道，书店与图书馆这种政府主导的公益文化机构一起，成为城市全民阅读空间的主要力量。城市中书店的数量一旦萎缩，或者变成其他商业领域，就会引起大众对城市全民阅读空间发展的担忧。这种背景之下，加之“书香中国”战略的提出以及全民阅读政策的出台，城市全民阅读空间的建设成为近年学界思考的热点。
综观诸多研究成果，拓展城市全民阅读空间的方式主要集中在书店与图书馆两个渠道，无论运作模式上是政府主办，还是民资经营，或者官办民助或民办官助，都围绕增设各种各样的书店尤其是公益性的图书馆进行探讨。拓展城市书店和图书馆的思路，链接着阅读和空间两个关键词，切入城市全民阅读空间的本质问题。与书店和图书馆相比，出版社的优势主要在于充足的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但在出版和发行相对分离的态势下，出版社与阅读空间更多的是一种间接联系。那么，在城市全民阅读空间的建构中，位列全民阅读链条上游的出版社该如何参与？城市、阅读、空间这三个关键词，可以作为思考的三个维度。
城市：阅读空间打造的文化坐标
相对衣食住行的重要性来说，阅读在大众生活中并非雪中送炭式的刚性需求，更大的意义体现在让生命意义丰盈和让生活更加美好。这就意味着阅读空间的多少或有无，目前对全民来说还只是一种弹性需求，只是部分大众的“刚需”。事实也是如此，当前城市全民阅读空间建设较为成功的地域，基本都集中在地级市以上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不仅有足够的人口基数，得以保证拥有阅读刚需的读者达到一定规模，而且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使国人在忙于生活之外，有一份可以阅读的闲暇。
被称为最美书店的钟书阁一角
2018年1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提出开展全民阅读“七进”活动——“大力推动全民阅读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使阅读活动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些地点，更多的是围绕城市或准城市区域展开。更重要的是，大陆580多家出版社，包括一些民营出版机构，无一例外全部集中在城市。因此，出版社与城市全民阅读空间的构建，首要的思考点便是城市元素和现有出版资源之间的联系。
1．城市提供了充足的阅读人口。在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看来，城市不是简单的乡村整合与升级，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沃斯于1938年发表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一文提到“社区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个体种类越多，与都市生活相关的特征就越突出”［1］。换句话说就是，都市的三种主要因素——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异质性，全部围绕一个核心词汇——人口。阅读是一个主动的过程，需要通过视觉进行抽象思维以获取信息的能力。就阅读所需的文化基础而言，只有大规模集聚的城市人口，才能提供阅读空间所需的一定数量的刚需人群，这也是城市全民阅读空间得以存在的一个前提。
芝加哥大学一角
2．城市提供了分类化的阅读人群。所谓人以群分，与个人喜好紧密相关的阅读行为，很多时候会呈现分类化和阶层化的特征。一位学者在思考公共阅读空间时曾说道，“书籍是心灵交往最好的媒介，而心灵沟通一般是在知识的涓涓细流而非滔滔江水中完成的。所以有些十人左右的小型经典品读会、诗歌鉴赏会等，只适宜在某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群中开展”［2］。
细分化的阅读人群能更好地体现阅读的效果和价值，但也更苛求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这就构成了公共阅读空间更高层次上的细分化需求。正如沃斯所言，“个体意义上的都市人实际上已变得软弱无力，与其他兴趣爱好相似的人结成群体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发挥自己的作用。结果产生的许多自愿组织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和利益为目标。”［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与此紧密相连的小众化阅读所需的既有阅读需求又有小众特征的阅读人群，只有在城市这种密度高、规模大、异质性强、流动频繁的新型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中才更容易实现。
3．城市为阅读提供了空间。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在《绝好的地方》一书中曾提出第三空间的说法，“第一空间是家庭，第二空间是职场，就是工作空间。第三空间是指闹市区、咖啡馆、酒吧、城市公园、图书馆等公共空间”［4］。大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分配于第三空间的时间多少和质量高低。在政府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之后，大力拓展第三空间就成为一条很具体的发展路径。
尤尔根·哈贝马斯
在谈及19世纪西方城市的发展时，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说，“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及宴会等”［5］。文学公共领域，类似于当前大力建设的城市全民阅读空间，更强调人口的规模与集聚，作为第三空间的一种，其为阅读提供了更有质量的空间。因此，从阅读人口和阅读空间而言，城市对阅读空间来说已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空间坐标，还具有文化地理学的深层意义。同样位于城市的出版社，也具备切入城市全民阅读空间建构的可能性。但从当前大陆的阅读空间来看，出版产业链的直接参与力量主要是负责发行和销售的新华书店系统，也包括一些民营独立书店。那么，处于相对隐性位置的出版社要参与建构城市全民阅读空间，就需要在提供阅读产品以及切入阅读空间两个方面进行功能上的拓展。
阅读：出版社参与的产品定位
相较于商场、影院等其他城市空间，阅读空间的特色是提供图书为主的阅读产品。几份关于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都提及要进一步提供丰富的阅读内容，而提供多样化的图书，正是出版社参与城市全民阅读空间建构的连接点。这种思考维度下，出版社有两个着力点。
文化史家彼得·伯克
一是从阅读内容上入手，提供分类图书。现代社会的阅读可大致分为知识性阅读、实用性阅读和娱乐性阅读三种。知识性阅读，是为获得特定领域较为专业的知识而进行的阅读活动，读者更多的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彼得·伯克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信息特指相对原始的、特殊的和实际的内容，而知识则表示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内容［6］。就此而言，知识性阅读的对象主要承载专业或精深的知识，对信息的质量和密度有较高的要求，除各种教科书外，还包括学术专著、辞典、考试书籍等。实用性阅读，则是密切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活动而进行的阅读，如各种育儿、栽培技术、汽车修理、菜肴制作等图书，主要立足于信息的有用性，能够拿来直接解决实际问题。知识性阅读和实用性阅读所面向的是不同类型的知识，但都有较强的针对性。进行知识性阅读的读者注重知识的可获取性和高质量，进行实用性阅读的读者则强调实用性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出版社要主动挖掘人们日常中的信息需求，针对这些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因为阅读诉求明晰，知识性和实用性阅读空间主要建立在特定的场域，如学校、医院等专业空间。对于普泛式的城市全民阅读空间来说，出版社的参与角度主要是提供第三种阅读类型即娱乐性阅读的内容。娱乐性阅读，是为了获得身心愉悦和放松而进行的阅读活动，如阅读大众类图书、时尚类杂志、儿童类漫画等。娱乐性阅读有着宽泛的阅读范围，需要出版社进行宽泛的对接。当前已经完成集团化改制的省级出版业态，大多涵盖了人民社、教育社、文艺社、少儿社、古籍社、音像社，以及期刊社等不同类型的全方位出版机构。从内容上来说，出版社要实现城市全民阅读空间在地化的全方位内容对接，并不存在参与困境，当前的问题是诸多阅读空间的读物，未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
（原文载于《出版广角》2019年4月刊。
图片来自网络）
参
考
文
献
［1］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A］.城市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
［2］王子舟.大陆公共阅读空间的兴起与发展［J］.图书情报知识，2017（2）：4-12．
［3］Ｒay Oldenburg.The Great Good Place［M］.Cambridge：Marlowe&Co，1989：20-42．
［4］骆卫东编著. 图书馆工程建设与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24）.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4）．
［6］彼得·伯克.知识的社会史（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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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鹏飞，博士、教授。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期刊、出版文化和新媒体研究。主要论著有《孤岛文学期刊研究》《海派文学》（合著）等，编选《出版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萧红卷、师陀卷、萧军骆宾基卷等。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秘书长、高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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