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确切说是清末民国的时候，关东特产可不止是“人参、鹿茸、乌拉草”，恐怕还要加上一个胡子。
当然，在当时也不止关东有胡子，河南、湖南、云贵等地也是有大量土匪啸聚山林，尤其是湘西土匪，也是十分有名。
但是与关东相比，肯定是小巫见大巫。当时关东那可真是遍地起局，大小绺子不计其数，多如牛毛。甚至还有一部分庄稼人白天在地里干农活，晚上就联合两三人化身棒-子手，临时客串一回胡子。
就连那位东北王都是出身于草莽，甚至成为北洋政府第十四任元·首。
可以说，研究清末民国的关东社会人文历史，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开“胡子”这两个字。
那么，为什么关东会遍地起胡子呢？恐怕，秦叔宝与武二郎是要背上一口黑锅的……
01
关东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原住民都是满人。在清军入关之后，绝大部分满人也都从龙享福去也。
满清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执行严禁汉民迁入的政策，以保护龙兴之地。为了封禁，甚至耗费人力物力修建了上千公里的柳条边墙，是为“上九台、下十台”。
所以，在清朝中期之前，关东人口数量都是十分稀少。
但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满清对于边疆控制力不从心，而中原一带因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大爆炸，使得地少人多的矛盾日渐突出，再加之北方的好邻居觊觎关东土地，步步蚕食，于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开禁放垦。
由此，掀起了闯关东的热潮，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人口大迁移。
在闯关东的人群中，虽然也有少部分河北人、山西人，但占据绝对主体的，肯定还是山东人。至今关东仍有整个村都说山东话的地方——“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
山东被“复制”于关东，决定了会有山东文化的平面移植。正如赵中孚先生所言：
“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
02
这些闯关东的山东人，相当部分最开始所从事的是挖人参、采金矿等暴利行业，不可避免的会抱团取暖，形成行帮。比如吉林桦甸的金帮韩登举、海龙的木帮刘单子，都是如此。
而即使是从事农业垦荒的，为了抵御恶劣的外部环境，也会亦农亦猎，从最开始使用的“洋炮”，到后来的快枪。
人的天性决定了会崇拜强者，尤其是在关东未开发的原荒状态下，一个“枪头子硬”的汉子，必然会获得较高的威望，其中一部分就会成为“炮头”。
而关东地区其实很多山林土地都是“半有主的状态”。
即山林土地并未造入鱼鳞黄册，但是旗人及其包衣会以历史的名义默认具备占有权，毕竟他们是原住民。如果他们说祖祖太爷爷在这里搭过窝棚，这还真的很难厘定。
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开发，有的甚至都早已经离开关东，在关内享受生活，一辈子没到过关东。
但是当别人来开发，那肯定是要跳出来搞事情的。有的是单纯想要一笔钱，这个还算好办。有的直接就是要把事情搞黄，甚至把垦荒成果占为己有。
开垦土地、采挖金矿、挖掘人参，这些都要与山林土地打交道，不可避免的会与旗人产生矛盾。
自诩高人一等的旗人，而且还有官府做靠山，自然是强势方，也是剥削与压迫方。
但是，闯关东的那可大部分都是山东人，山东可不止是有孔圣人，还多豪杰！
03
山东响马，可谓名动四方。这个词可不是贬义词，而是名副其实的褒义词，代表的是仗义、豪爽。
要知道，《山东响马》可是小武行必修剧目，影响深远。
之所以称“山东响马”，就是因为在山东历史文化中，出现过太多以义气著称的绿林好汉。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马踏黄河两岸、锏打三州六府，赛专诸、小孟尝”，秦琼——秦叔宝。
在明清时期，京城的山东会馆供奉的不是关公，也不是佛祖，而是秦叔宝。
而施耐庵的一部《水浒传》，更是将山东的绿林文化推到了顶峰。在山东快书当中，武二郎从来都是牢牢的占据着C位。
如果说秦叔宝赋予的是仗义（两肋插刀），那么武二郎赋予的则是反抗（血溅鸳鸯楼）。
于是，这些听着秦叔宝与武二郎故事长大、且本身就有冒险精神的山东移民（不然也不敢闯关东），面对不公、黑暗、压迫，选择联合起来起局，甘他酿的，啸聚山林，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能说是常规操作。
而恰恰是在晚清时期关内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大规模爆发，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只能大量抽调关外驻防的旗军入关。比如在吉林将军阜保的奏折当中提到：
“十旗虽有千余名，除去一切差事外，亦止三、四百名，老者不堪差遣，幼者尚未由此长成，所存本已不多，可用更属无几”。
这使得关东军力空虚，官府严重缺乏镇压能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东大地几乎等同于无政府状态。
有枪就是草头王！
而从民国时期开始，这些闯关东人渡过了之前的草莽发展期，不可避免的会有贫富之分，富者阡陌连野，穷者只能给人打工扛活。
人心总是复杂的，这必然会有仇富心态。在松散的社会管理之下，就有了抢劫偷盗。甚至一些庄稼人也会趁着农闲的时候化身为棒-子手，打闷棍、背死狗。
而以老张为首的团伙，虽然起点很低，包括当兽医的、做豆腐的、打短工的、挑货郎担子的，最终能够占有整个东北，个顶个都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更是激励一些人趁机起事，走梁山宋江的路线，壮大队伍之后招安，摇身一变，至少也是一个营长……
04
在早期，关东的胡子确实也是秉持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理念，各项行为都是以好汉作为标杆。
比如很多绺子都制定了各种规矩。
七不抢：接亲的不抢、送葬的不抢、送信的不抢、摆渡的不抢、开旅店的不抢、回门的媳妇不抢、请医生看病的不抢。
八不夺：不夺⼥⼈财物、不夺小门小户财物、不夺出家人的财物、不夺勤行的财物、不夺娼妓的钱财、不夺手艺人的财物、不夺郎中的财物、不夺脚行的财物。
更不准横推立压（玩弄女性）。
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啸聚山林的胡子开始变质了，毕竟人是有欲望的。无数的心理学实验都已经证明：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人性之恶很容易会被释放出来。
这时候大部分的绺子都已经没有了初心，成为欲望驱使的野兽与魔鬼，坏事做绝。
但也有小部分绺子能够保持着仁义之心， 比如吉林农安的“东恩厚”、黑龙江双城的“小傻子”、辽宁海城的“老北风”。
还有的绺子在甲午中日战争联合组成“敌忾新军”，对日军发起作战。
而在九一八之后，也有一些绺子参加了抗联，称为“山林队”，比如“双胜”、“十三省”、“压东洋”，在白山黑水与日军周旋多年，抛头颅、洒热血。
这也算是没有辜负山东老家的秦叔宝与武二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