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芷
前言
新王国第 18 王朝时期的法老阿蒙霍太普四世（埃赫那吞），曾发动一场在古代埃及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宗教改革”。
长期以来，该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评价是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热点问题。
一般认为，这是 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斗争，是法老为了摆脱阿蒙神祭司集团日益强大的 影响力而发动的夺权斗争。
这次“改革”持续了十数年，在埃赫那吞统治后期已经出现一些向反对派妥协的迹象。
图坦哈蒙即位之后，著名的复兴石碑铭文标志着埃及全面复归传统宗教， 同时，这篇文献也拉开了后人评价埃赫那吞这位不同寻常的君主的序幕。
被遗忘的异端法老：古代文献中的埃赫那吞
随着埃赫那吞和他之后短暂在位的两位君主的离世，年幼的图坦哈吞即位后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将自己的出生名从图坦哈吞更改为图坦哈蒙，表名重新崇拜阿蒙神。
新国王在位的第二年，将国家的宗教中心迁回底比斯，发 布一系列标志着向传统复归的敕令，其中现存于开罗博物馆的“复兴石碑”就是其中的一例。
这篇铭文描绘了图坦哈蒙即位时埃及的惨状 ：
从象岛至三角洲沼泽，众男神和女神的神庙与城市均已坍塌，他们 的圣所成为废墟，惟余杂草覆荒丘。
大地倾颓，他们的神殿仿佛从未存 在过，他们的居所已成任人践踏的小径。
众神漠视这片土地 ：如果一 支军队被派往扎黑拓展埃及的疆土，他们将一无所获；如果向神明祈愿，神明不会回应；如果同样向女神祈愿，依然不会 成功。
因为他们（残破）的躯体， 他们心灵虚弱，他们摧毁了业已建造 之物。
之后，法老开始重建神庙并进行献祭，众神欢欣，并将护佑埃及。
全文只字未提埃赫那吞，但其所指埃及灾难年月的人物和事件，对刚刚经历过那 段历史的敕令预设受众人群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在图坦哈蒙时期，官方层面已经开始对埃赫那吞及其时代进行明确的否定性评价，但并不直接攻击埃赫那吞本人，而是采用刻意遗忘的方式，试图彻底将这段历史其人其事从官方记载中抹去。
这一过程大致从图坦哈蒙开始，历经阿伊、霍连姆贺布、拉美西斯一世和塞提一世时期，到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仍在持续。
将埃赫那吞“除名”的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拆毁其建筑物。
霍连姆贺布、拉美西斯二世和其他多位君主均从埃赫那吞在卡尔纳克神庙和阿玛尔那的建筑物上拆除大量石材用于建造或填充自己的纪念性建筑，如卡尔纳 克神庙立柱大厅和第二塔门等。
目前已发现数千块这种石块，考古学家依其 图案和铭文，尝试按照原有的顺序拼接重构，可以从中获取关于埃赫那吞时 代的许多重要历史信息。
埃赫那吞的反对者们不会想到，本是抹掉这位“异 端法老”印记的方式，却意外保存下来许多关键信息。
改革失败后的阿玛 尔那城亦是如此，尽管主要建筑物的石材被拆掉运往别处，但被废弃的命运 反倒使包括城市布局、许多生活区和墓葬在内的大量遗存少受之后时代的影响，得以存留至今。
阿玛尔那时代因此成为古代埃及文明史料相对丰富的时期之一。
“除名”的第二种方式是在纪念性国王名单中彻底抹除阿玛尔那时期的君主。
约瑟夫斯的《驳阿庇安》对曼涅托 《埃及史》的选择性保存，在历史上首次将《旧约》中的摩西与埃赫那吞联系起来，开创了一个直到现代仍产生回响的传统。
“建立一神教的先驱者”：现代埃赫那吞经典形象的确立
自托勒密王朝经罗马帝国至 19 世纪前期，一些旅行家途经或来到阿玛尔那，或留下一些涂鸦文字，或记载下来他们在这座废弃遗址的见闻。
他们并不清楚遗迹中的图像所绘何人，也无法读懂文字的含义，但屡屡震惊于 这些人物和场景的表现手法与惯常认知中的埃及艺术风格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埃赫那吞和阿玛尔那进入近代学者的视野始于 1798—1799 年间的拿破仑远征，法军的大批随军学者开启了大规模探访、考察古代埃及文明的序幕。
19 世纪20 年代，商博良成功破译象形文字，并曾短暂到访阿玛尔那，发现阿吞大神庙和埃赫那吞女性化的身体雕像，认为他可能罹患疾病。
但在此时，“埃及学之父”商博良与世人一样，对埃赫那 吞的“新宗教”依然一无所知。
这证明了埃及文明和埃赫那吞的卓越。布雷斯特德虽以埃及学为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但随后从事世界早期文明的宏观研究，出版了多部很有影响力的专著。
在他的文明发展坐标系中，埃赫那吞及其创建一神教的尝试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入口正上方的浮雕中亦有所体现。
作为学院的创建者，这一浮雕图案由布雷斯特德本人设计。
如果说布雷斯特德的反天主教会的立场使得埃赫那吞呈现出与传统决裂的形象，英国埃及学家威格尔笔下的埃赫那吞则更为温和与富有人情味。
威格尔同意前人关于埃赫那吞最早建立一神教尝试的看法，也认可布雷斯特德关于埃赫那吞是历史上第一个“理 想主义者”、第一个“个人”等观点。
但在这部传记专著中，他提供了埃赫那吞生平的更多细节，也使其更为完整。
威格尔出身于英格兰圣公会宗教氛 围浓厚的家庭，不想在书中过多讨论哪怕是古代埃及的宗教争端，以免使家人尴尬。
他花费更多笔墨强调埃赫那吞的新宗教与基督教的相似之处，如将阿吞神的太阳圆盘形象和基督教的十字架相比，认为二者均为神的象征物， 而非被崇拜的对象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从其书信中可以看出，威格尔本 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相当包容，甚至几乎是自然神论者。
他的著作之所以广受 欢迎，是因为他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喜欢什么类型的内容而故意投其所好。
时至今日，这一判断仍然是关于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性质最广为流传的观点，威格尔正是这一观点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
白还是黑：种族主义视角下的埃赫那吞
埃赫那吞作为建立一神教先驱者的形象曾得到欧美知识界和大众的广 泛认可，在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语境下，这是个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
与此同时，埃赫那吞发动改革的原因同样吸引了许多关注，在各种可能的因素中，“王室血统外来说”因与种族主义倾向密切相关，一度成为埃赫那吞的另一个标签。
19 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与埃赫那吞和阿玛尔那城的再发现几乎同时代，达尔文通过《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
其后，斯宾塞将这一理论 移植到社会发展领域，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这一社会进化理论的影响在 19—20 世纪之交达到顶峰。
同时，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为代表的白人支配地位在全球确立，这一事实在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加持”下，使得白人的种族优越意识空前膨胀。
因此，埃赫那吞改革和阿玛尔 那时代作为当时知识界通过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而获得的“新知”。
遭遇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新理论及其衍生思想，改革事件自然被视为绵延 3000 年之久的古代埃及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突变”。
这一事件与新王国 时期的埃及王室多次迎娶外国公主的事实以及近东地区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 的局势结合在一起，外来因素作为改革的原因之一就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猜测方向。
结语
有关埃赫那吞改革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虽在许多方面相对于其他时代更为丰富，但并不完整，这使得重构这一时期的历史在细节方面仍有很大解释余地。
即使自19世纪始，随着埃及学的建立和埃及考古进入科学、系统的发掘时代，埃及学逐渐成为一门主要由专业学者而非业余爱好者从事的研究工作，但仍不可避免会受到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学者个人在研究中经常表现出选择性或倾向性。
随着公众平均受教育的水平提高，思想更为活跃，埃赫那吞的形象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包括他是否可以 被视为黑非洲文明的代表、是否因其性取向而可以为同性恋等性少数人群代言等等。
人们习惯于在当下遇到难题时向古代的先贤求得例证，以为今日 的行为或身份获取合理解释甚至合法性。
回顾埃赫那吞这位“异端法老” 在古今社会思潮变革中“百变”形象的“智识史”及其成因。
可以看出，不断刷新对埃赫那吞及其时代的认知固然极为重要，但在社会变革的语境中还 原各种重要结论的知识生产的过程同样重要。
如就埃赫那吞作为建立一神教 先驱者的这一观点而言，已有足够证据表明它对基督教传统中的西方知识界和民众有意义。
对犹太教和犹太文明有意义，所以它在西方埃及学界就埃赫 那吞的评价而言是无法绕过的一种结论。
但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古代 埃及的知识界或民众来说，这是否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值得打问号的。
对于这一段历史以及类似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考虑选择怎样的视角进行研究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