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芷
前言
一个文明有无忏悔意识，及其忏悔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对我们准确认识该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忏悔是保持精神健康的手段，个人如此，民族亦然。
一个民族有了忏悔意识，才能正确地回顾历史和明智地选择未来，古埃及文明那么辉 煌灿烂，最终仍未逃脱中绝的宿命，其历史反思的缺乏与忏悔意识的扭曲不能不说是这一宿命的致命原因之一。
忏悔与古埃及人的忏悔意识
忏悔源于宗教。
佛教徒向长老忏悔，基督教徒或向牧师，或在内心向上帝忏悔,伊斯兰教徒向安拉忏悔，犹太教徒向神忏悔。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忏悔都是宗教的。
玛格丽特 · 克良克在《忏悔的心理与精神功效》一文中将忏悔分为四种：教会的忏悔、情感的忏悔、法律的忏悔和心理的忏悔。
这些忏悔主题的文学著作为我们探求人类 忏悔意识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材料。
但是，奥古斯丁撰写《忏悔录》并非忏悔文字之滥觞，此前，忏悔见诸文字已逾千年。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疾患带来痛苦，死者亦需在另一个世界中永生，这都是古埃及人需要解决的问题。
前者的解决要从免除痛苦开始，那么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古埃及人的解释有二： 一是恶魔作祟， 二是己行不端。
恶魔作祟自然要去除恶魔，已行不端则需弄清谁施惩罚，现实纠纷自有各级管理主持公道，有法律，有巡回法庭和中央法庭。
是非曲直，断狱刑罚，均听命于官吏，无须忏悔。
唯有得罪了神，被冒犯的神就会降下惩罚，疾病便是神惩罚冒犯者的一个手段。
渎神的冒犯没有别的办法挽救，唯有向神承认错误，口说无凭，于是古埃及人将向神的忏悔刻写在石碑上。
这个救赎机理并不复杂，阿斯曼用一个“分离效应” (isolating effect)加以解说。
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人是社会动物这一判断之上。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人们就无法脱离开社会而存在， 一旦脱离便会恐慌。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凝结社会的纽带是 神所认定的正常秩序，远离开神就会远离开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社会驱离。
古埃及人因罪恶而远离诸神，同时也就远离了社会。回归之路只有一条，即通过忏悔安抚冒犯的神，只有这样才能回到正常的社会。
死者渴望进入永恒世界并与神一起得到永生，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入永恒世界的。
关键在于每一位死者能否顺利通过神的层层审查，审查的每个关卡都至关重要。
类似基督 教思想中的末日审判，古埃及《亡灵书》中有死者 在奥西里斯神面前接受天平称量心脏审判的栩栩如生的绘画。
豺狗头神阿努比斯将死者领至巨大的天秤之前，将死者的心放在天秤的一头，天秤的另一头是代表公平、正义和秩序的羽毛玛阿特。
玛阿特既是正义、秩序和公平的象征，又是正义化身的神祇，智慧之神托特负责记录。
这可能就是基督教“末日审判”的原型，然而，在 古埃及人的意识中，进入永恒世界绝非这么简单。
无论是最早的“金字塔文”,之后的“棺文”,还是后来的“亡灵书”,甚至“阿姆一杜阿特文”,中心内容都是引导死者正确地通过一个个关卡成功进入永恒世界的指导之书。
这些指导文献 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便是对神的“否定回 答”。
那么，古埃及人真的有忏悔意识吗?
忏悔是 一种对自己所犯过错或罪过的坦白和悔恨，不是 一种被迫的承认，也不是一种不得已的认罪。
忏悔是主动的行为，冒着被人憎恨和惩罚的危险而说出没人知道的过错或罪行，心中充满悔恨。但古代埃及人的忏悔却没有悔恨的成分。
无论是涉及疾病治疗类的忏悔，亦或是走向永恒世界的忏悔，古埃及忏悔文字中几乎看不到悔恨，有的多是辩解。
尽管古埃及人认为是因为冒犯神而招致痛苦的时候，如疾病，他们会向神承认自己的过错，但此时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安抚冒犯之神从而解脱对自己的惩罚。
这仍然不是主动的心灵悔恨，而是被迫的手段，古埃及人的忏悔意识跟别的古代文明比较仍觉得多有扭曲。
文本中的忏悔
忏悔与罪恶及有罪意识密切相关。
“罪恶” (sin) 与“有罪”(guilt)是两个概念，前者生于灵魂，后者见诸律法。
因此，古埃及忏悔文字的叙述应先从古埃及表达罪的词汇开始。
认罪，更确切地说是认错，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也不常见。在神面前，古代埃及人并不显得渺小。
纵观古埃及三千多年的王朝史，很少见到谦卑地出现在神面前的认错者。
即使是丧葬仪式 中的最后审判，在奥西里斯面前做出的忏悔也只 是“否定的回答”。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埃及学学者给予“否定的回答”另一个名字，叫作“清白声明”。
然而，在新王国第十九王朝(约公元前1350—前1200年)这 一特定时期，在为底比斯墓地工作的工匠们的住地麦地那(DerelMedineh)工匠村遗址发掘出一 批赞美、祈祷石碑和草纸文书。
这些文献大多现 存于意大利的都灵、英国的伦敦和德国的柏林博物馆中。
这些文献中的文字成为古埃及忏悔文献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所有内容均为向神的忏悔。
这批石碑皆立于小神庙之中，神庙的修建者及石碑的树立者都是修建大墓地的工匠，主要为绘图员和书吏。
这些人的身份较为卑微，因此，他们修建的神庙及敬神活动被后世学者称为“穷人的宗教”。
该类忏悔文献最具代表性的集中为三个人的铭文，即内布拉 (Nebre) 、 内 弗 尔 阿 布(Neferabu) 和内赫特阿蒙(Nekhtamun) 的铭文。
内布拉是底比斯大墓地新王国第十九王朝的绘图员。
古埃及陵墓墓室、走廊及柱子上都覆盖有铭文和图画，不仅图画需要有艺术训练的绘图者描绘，铭文的每一个字母亦皆为栩栩如生的图画，因此，绘图员的工作量非常之大。
内弗尔阿布亦属第十九王朝，其身份为“玛阿特之处的仆人”,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居住在麦地那工匠村的一位工匠。
内赫特阿蒙与铭文中出现的内布拉的一个儿子同名，但可能并非内布拉的儿子，因为内赫特阿蒙在当时是个常用的名字，重名者很多。
三人留下很多块石碑，分别散落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博物馆中。
其中三篇还愿碑作为古埃及忏 悔文学铭文被以色列埃及学家米丽娅姆·里希 太姆(MiriamLichtheim) 收入她的《古埃及文学》第二卷中。
第一篇是内布拉献给阿蒙拉神的还愿石碑，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编号为20377。
该石碑为圆 顶石灰石石碑，0.67x0.30 米。在石碑的顶端，是阿蒙神面对一座高高的塔门坐在王位之上，脚下跪着双手高高举起的内布拉，作祈祷姿势。
该图画之下是16列正文，正文之下的右下角是四个跪着的男人，亦作祈祷姿势。
文中涉及忏悔的文字 并不多，但整篇内容主旨意在请求神的宽恕。
第二篇是内弗尔阿布献给梅尔特赛格尔神的还愿碑，现藏于意大利都灵博物馆，编号为102,为0.20×0.54米长方形石碑。
梅尔特赛格尔女神为蛇神，是底比斯大墓地的保护神。
因其被认为居住于西部荒漠的山中，故古埃及人又称之为“西峰”。在该石碑上，梅尔特赛格尔女神以三头形象出现在右侧。
在她面前是一个石桌，头上方是她的称呼，左侧则是17列赞美诗。
第三篇是内弗尔阿布献给普塔赫神的还愿碑，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为589。该石碑为圆顶石灰石石碑，0.39x0.28 米。
在石碑顶端浮雕图案是普塔赫神坐在一个神亭之中，面前是一个供桌。
我们不能说这三首赞美诗就是古埃及忏悔文字的全部，因为忏悔的文字还在古埃及的文献 中零星地出现很多。
但这三首却是公认的古埃及忏悔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字，窥一斑而知全貌，古埃及忏悔文字及由此窥见的古埃及人的 忏悔意识可据此推测矣。
古埃及人的忏悔为何没有悔意
古埃及人没有现代意义的忏悔意识。忏悔应该是忏悔者主动的认错或认罪，是发自内心的 悔恨。内在的主体自觉行为在古埃及文献中未能找到。
古埃及人的忏悔粗略而不具体，从古埃及人 的忏悔文字中我们很难知道为何事忏悔，甚至读者根本无法知道忏悔者究竟做错了什么。
“亡灵书”中的“否定的回答”尽管大多称之为“否定的忏悔”。我们从中只见“否定”而不见“忏悔”。
有别于丧葬仪式中需要背诵 的“否定回答”的个人忏悔也没有具体做错了什么的明晰表述。
从以上“赞美诗”中可以读到的 最为具体的是说错了神的名字，因此受到神的责罚。
一个无法离开神的文明，人们默念神名的次数每天都会很多，默念的次数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
然而，从古埃及文字中忏悔文字数量稀少这一点上分析，个人默念时出错似乎不是忏悔 的动因。
公开场合念错神的名字应该不多，因为古埃及铭文很多都为仪式实用而做，为的就是避 免忘记和避免说错神的名字。
尽管如此，出错也 在所难免，即使在应该具体的事件描述中，我们也只看到了无辜者的申辩。
古埃及圣人可能会有， 一生没做错过任何事情，没念错一次神的名字。
但这样的圣人一定不多。 所以，每当读到某个“亡灵书”的时候，总怀疑这个亡灵在说谎。
历史学者在研究古代法典的时候经常做这样的推断，即法典中说“不要”的时 候，往往是该错行或罪行盛行之时。
古埃及“亡灵书”中的“否定”正好透露了当时这些罪行的普遍存在。
对神的忏悔一目了然，不是因为悔恨， 而是因为惧怕。因此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对人忏悔的文字。
从文体上看，除了“亡灵书”中的“否定回答”之外，忏悔文献都是献给神的还愿碑，都是赞美诗。
忏悔有如过关，否认、含糊其词、笼统遮掩是古埃及忏悔文字的特点。
对于古埃及文献中为何缺乏真正的忏悔意识，我们无法绕过古埃及的文化属性去寻找答案。
结语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只是文化特性中的一个维度，我们不能用这个单一的维度概括一个文化的所有属性。
古埃及文化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古埃及文化在这一维度判断中的确属于耻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