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第一个称帝者,就是著名的秦始皇帝。秦始皇作为开国皇帝,功绩卓著,然而他在位期间发动的“焚书坑儒”,却为后人所不容,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暴君”。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焚书坑儒”背后真相是什么?作为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声势如日中天,为何还要大肆焚书文献,杀死反对自己的士人呢?这场看似荒唐的历史惨剧,其实凝结着秦始皇作为乱世枭雄的复杂心理和统治困境。
一
公元前213年冬,咸阳宫内笙歌混杂,席间洒扬的是沉甸甸的金银珠宝,以及来自各地的珍馐美酒。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首次庆功宴会,几乎集齐了秦朝的文武百官。
众臣举杯同庆,笑语盈盈。此时此刻,他们仿佛已经忘却了数年来的血与火,眼中只剩下了光明与希望。
然而,就在这喜气洋洋的宴会上,一场让后世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论战悄然展开,也为日后“焚书坑儒”的惨剧埋下了伏笔。
当晚,秦始皇特意安排了一场由博士向群臣讲学的环节。博士中以儒家代表人物淳于越最得君王宠信。
淳于越年少时受业于鲁国,师事顾命大儒,博通古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义理家。他讲学内容无非是盛赞周礼三代盛世,以及谏诫秦始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对此丞相李斯立刻反唇相讥,称按照周礼分封天下只会导致分裂,应该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这才是秦国能够统一六国的关键所在。
李斯本是秦国变法后的新贵,深得秦始皇倚重,对古代经典不太推崇。两人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气氛一度鸦雀无声。
其实,这场论战只是冰山一角。自秦统一六国以来,朝野上便分成两派激烈争论。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主张恢复周礼,实行分封制,以教化人民;而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官僚则坚持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以严刑峻法治国。
秦始皇本人虽重用儒生,却更看重法家思想,这使得儒法两派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场论战中,李斯逐渐占了上风。他抨击淳于越“苟合众情,不遵先王之法”。更直接提出了一个令在座群臣骇然的建议:“诸生皆习古不顺现法者,宜放逐出境,禁其讲学;其书若非秦记录,皆该犹火。”接着又说:“大王当务之急是巩固统一,此等乱臣贼子必当诛之。”
秦始皇勃然大怒,当即捶檯而起,盛赞李斯提议,下令从此取缔民间藏书,并由博士官门惩治藏书不报者。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焚书”运动由此展开。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此后“天下敢有藏《诗》、《书》者,诏徒罪之”。据统计,这场风暴中除六艺书籍外,民间藏书几乎全数付之一炬。中国古代的大量历史典籍就此灰飞烟灭。
二
当时,秦国图书馆亦遭焚烧,馆内所藏典籍化为灰烬。百姓家中祖传的书籍也被抄家焚毁。为保全先人遗产,许多百姓深夜将书籍藏入墙壁或埋入地下,冒着被斩首的危险保存文化遗产。然而大多还是在李斯的血腥镇压下四散烟消。
与“焚书”同时开始,则是对谏言大臣的打击和清洗。譬如大有作为的长公子扶苏,仅因一次劝谏而被发配边疆三年。
可以想见,在这种氛围下,朝野之间的言路几近中断。臣子们只敢低眉顺眼以求自保,不再敢提任何批评意见。
然而,秦始皇的心中依然充满不安。两年后,他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群体——方士。
当时秦始皇已年近五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愈发强烈。他听信方士言,大肆采购如山的金银,来换取所谓的长生药。可惜这些熬制多日的丹药没有丝毫效果,秦始皇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身体也日趋衰弱。
这时有奸臣向他进谗言,称炼丹方士中有人在造谣诋毁皇帝,言语中不敬。秦始皇一怒之下,立刻下令在全国范围“御史大夫索匿书者,与散布谣言是方术士,悉处死”。
于是,数百名方士和造谣者被活活埋死,现场哀嚎遍野。至此,“焚书坑儒”中的“坑儒”也成为事实。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此举纯粹是秦始皇的个人恶行。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君主,秦始皇理所当然要维护统一局面不被破坏。
他认为反对郡县制的儒生和造谣的方士都对统一局面构成威胁,应该严惩不贷。这与后世许多君主防止分裂的手段如出一辙。
那么,为何秦始皇会如此恐惧分裂势力呢?以至于要付出“文字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起秦始皇本人的性格特征。
三
秦始皇十三岁继位,经历了秦国从弱小到强大的整个过程。这使他对统一局面的重要性有着骨肉相连的感受。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多疑的人。为人过于刚烈,好大喜功,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提出批评意见。他将统一看作是自己一生的心血结晶,决不容许任何可能的威胁。
正如李斯所说,秦始皇“怀惧失天下之心,不知穷乐极之期”。他视朝野百官为匕首般的存在,深怕稍有不慎就会割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他也在所不惜。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客观原因而淡化“焚书坑儒”事件的负面影响。这场浩劫不仅使中国失去大量原始历史文献,也使秦朝的言路中断,政治日趋僵化。
臣民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积蓄已久的不满无处诉说,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秦朝覆灭的惨剧在所难免。
所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既源于其政治考量,也暴露了其独裁统治的危险与愚蠢。历史既往不咎,但亦不能复制。
当今之世,言论自由、思想开放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而不要重蹈覆辙。也唯有如此,文明才能茁壮成长,国家才能朝着光明的道路不断前行。
结语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深远。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秦始皇一己之过,而要辩证地看待此事的历史原因和当下启示。
第一,这场历史惨剧反映了秦始皇一个人力量的局限性。要知道,哪怕是开国之君,也难以战胜百姓的力量。文化的传承需要民众的拥护才能长久。
第二,它也警示后人不要重复独裁统治的愚蠢。言论自由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动力所在。今日中国要走向繁荣富强,必须提倡开明理性的言论空间。
第三,这个事件体现了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胸怀开阔与责任担当。不应囿于一隅,而要站在历史长河中审视历史人物的利弊得失。
综上所述,这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审视,也关乎我们对历史认识的进步。当今中国正处在重要转型时期,唯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开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