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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之是以焚書坑儒,一半是因為被欺騙,一半是因為被污蔑

作者:李瑩瑩小史

前言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成為第一個稱帝者,就是著名的秦始皇帝。秦始皇作為開國皇帝,功績卓著,然而他在位期間發動的“焚書坑儒”,卻為後人所不容,被視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有記載的“暴君”。

那麼,這場轟轟烈烈的“焚書坑儒”背後真相是什麼?作為第一個皇帝,秦始皇聲勢如日中天,為何還要大肆焚書文獻,殺死反對自己的士人呢?這場看似荒唐的曆史慘劇,其實凝結着秦始皇作為亂世枭雄的複雜心理和統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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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3年冬,鹹陽宮内笙歌混雜,席間灑揚的是沉甸甸的金銀珠寶,以及來自各地的珍馐美酒。這是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的首次慶功宴會,幾乎集齊了秦朝的文武百官。

衆臣舉杯同慶,笑語盈盈。此時此刻,他們仿佛已經忘卻了數年來的血與火,眼中隻剩下了光明與希望。

然而,就在這喜氣洋洋的宴會上,一場讓後世曆史學家津津樂道的論戰悄然展開,也為日後“焚書坑儒”的慘劇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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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秦始皇特意安排了一場由博士向群臣講學的環節。博士中以儒家代表人物淳于越最得君王寵信。

淳于越年少時受業于魯國,師事顧命大儒,博通古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義理家。他講學内容無非是盛贊周禮三代盛世,以及谏誡秦始皇“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對此丞相李斯立刻反唇相譏,稱按照周禮分封天下隻會導緻分裂,應該實行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這才是秦國能夠統一六國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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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本是秦國變法後的新貴,深得秦始皇倚重,對古代經典不太推崇。兩人你來我往,争論不休,氣氛一度鴉雀無聲。

其實,這場論戰隻是冰山一角。自秦統一六國以來,朝野上便分成兩派激烈争論。以淳于越為代表的儒家學者主張恢複周禮,實行分封制,以教化人民;而以李斯為代表的法家官僚則堅持實行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以嚴刑峻法治國。

秦始皇本人雖重用儒生,卻更看重法家思想,這使得儒法兩派沖突日益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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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論戰中,李斯逐漸占了上風。他抨擊淳于越“苟合衆情,不遵先王之法”。更直接提出了一個令在座群臣駭然的建議:“諸生皆習古不順現法者,宜放逐出境,禁其講學;其書若非秦記錄,皆該猶火。”接着又說:“大王當務之急是鞏固統一,此等亂臣賊子必當誅之。”

秦始皇勃然大怒,當即捶檯而起,盛贊李斯提議,下令從此取締民間藏書,并由博士官門懲治藏書不報者。于是,一場規模空前的“焚書”運動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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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此後“天下敢有藏《詩》、《書》者,诏徒罪之”。據統計,這場風暴中除六藝書籍外,民間藏書幾乎全數付之一炬。中國古代的大量曆史典籍就此灰飛煙滅。

當時,秦國圖書館亦遭焚燒,館内所藏典籍化為灰燼。百姓家中祖傳的書籍也被抄家焚毀。為保全先人遺産,許多百姓深夜将書籍藏入牆壁或埋入地下,冒着被斬首的危險儲存文化遺産。然而大多還是在李斯的血腥鎮壓下四散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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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焚書”同時開始,則是對谏言大臣的打擊和清洗。譬如大有作為的長公子扶蘇,僅因一次勸谏而被發配邊疆三年。

可以想見,在這種氛圍下,朝野之間的言路幾近中斷。臣子們隻敢低眉順眼以求自保,不再敢提任何批評意見。

然而,秦始皇的心中依然充滿不安。兩年後,他将矛頭指向了另一個群體——方士。

當時秦始皇已年近五旬,對長生不老的追求愈發強烈。他聽信方士言,大肆采購如山的金銀,來換取所謂的長生藥。可惜這些熬制多日的丹藥沒有絲毫效果,秦始皇的頭發已經開始花白,身體也日趨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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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有奸臣向他進讒言,稱煉丹方士中有人在造謠诋毀皇帝,言語中不敬。秦始皇一怒之下,立刻下令在全國範圍“禦史大夫索匿書者,與散布謠言是方術士,悉處死”。

于是,數百名方士和造謠者被活活埋死,現場哀嚎遍野。至此,“焚書坑儒”中的“坑儒”也成為事實。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認為此舉純粹是秦始皇的個人惡行。作為第一個統一中國的君主,秦始皇理所當然要維護統一局面不被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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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反對郡縣制的儒生和造謠的方士都對統一局面構成威脅,應該嚴懲不貸。這與後世許多君主防止分裂的手段如出一轍。

那麼,為何秦始皇會如此恐懼分裂勢力呢?以至于要付出“文字獄”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裡我們不得不提起秦始皇本人的性格特征。

秦始皇十三歲繼位,經曆了秦國從弱小到強大的整個過程。這使他對統一局面的重要性有着骨肉相連的感受。

與此同時,他又是一個極其多疑的人。為人過于剛烈,好大喜功,不允許任何人對自己提出批評意見。他将統一看作是自己一生的心血結晶,決不容許任何可能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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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李斯所說,秦始皇“懷懼失天下之心,不知窮樂極之期”。他視朝野百官為匕首般的存在,深怕稍有不慎就會割傷自己的統治。在這種強烈的危機感驅使下,哪怕付出巨大代價,他也在所不惜。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客觀原因而淡化“焚書坑儒”事件的負面影響。這場浩劫不僅使中國失去大量原始曆史文獻,也使秦朝的言路中斷,政治日趨僵化。

臣民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積蓄已久的不滿無處訴說,導緻陳勝吳廣起義,秦朝覆滅的慘劇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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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既源于其政治考量,也暴露了其獨裁統治的危險與愚蠢。曆史既往不咎,但亦不能複制。

當今之世,言論自由、思想開放已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當吸取曆史教訓,而不要重蹈覆轍。也唯有如此,文明才能茁壯成長,國家才能朝着光明的道路不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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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焚書坑儒”是中國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響深遠。我們不能簡單地批判秦始皇一己之過,而要辯證地看待此事的曆史原因和當下啟示。

第一,這場曆史慘劇反映了秦始皇一個人力量的局限性。要知道,哪怕是開國之君,也難以戰勝百姓的力量。文化的傳承需要群眾的擁護才能長久。

第二,它也警示後人不要重複獨裁統治的愚蠢。言論自由開放,是國家進步的動力所在。今日中國要走向繁榮富強,必須提倡開明理性的言論空間。

第三,這個事件展現了作為曆史研究者的胸懷開闊與責任擔當。不應囿于一隅,而要站在曆史長河中審視曆史人物的利弊得失。

綜上所述,這不僅是對一個曆史人物的審視,也關乎我們對曆史認識的進步。當今中國正處在重要轉型時期,唯有正确認識曆史,才能開創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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