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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作者:Beiqing.com

疲惫,悲观,过度紧张的神经...这是评论家玛丽·赫茨菲尔德(Mary Hertsfield)在1893年文学作品中总结的十九世纪末的精神,德国和奥地利的时代,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两国的快速现代化。

同样在他1893年出版的《我们这个时代紧张的症状日益增多》一书中,海德堡医学教授威廉·埃尔布(William Elb)从医学角度揭示了现代化过程与神经系统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说,为了应对现代社会"进步"所需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人们必须付出所有的心理能量, 整个社会"变得匆忙和狂躁......即使是'假日旅行'也会使神经系统紧张。事实上,在德奥之前完成工业革命的法国,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在他们1864年的日记中,Gyngell兄弟谈到了"现代忧郁":

"自从人类存在以来,它的进步,它的成就都与它的感觉相似。每天,它变得神经质和歇斯底里。关于这个运动...你确定现代忧郁不是来自它吗?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的悲伤不是来自过度劳累、锻炼、巨大努力和紧张劳动,不是源于其智力张力的近乎爆发,不是源于各个领域的生产过剩?(摘自《现代性的五张面孔》)

工业、技术和经济的高度现代化给"现代人"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刺激和神经负担,人们陷入了一种具有现代特色的精神困境。因此,在"进步神话"的乐观主义下,对进步理想的怀疑和现实的丧失感正在弥漫和汹涌澎湃,然后演变成一种启示录感。这种感觉不仅源于技术文明对人类的压迫,也源于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公民阶级道德准则对人格和欲望的强烈克制,以及对活力的压制。

作为时代精神的敏锐捕捉者,德国诗人和作家在19世纪末,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困难,延续了英法颓废美学范式(以博德勒、尤斯曼、王尔德为代表),以叛逆的姿态来形容非常感官的刺激,如(不正常的)欲望, 制造人为的享乐主义,反抗公民的道德规范和和平的审美品味,表达对现代社会秩序的蔑视。但与英法颓废美学不同,讲德语的诗人和作家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吸收了尼采基于"生活哲学"对颓废的批判。尼采认为,颓废也是一种对活力的消耗,是分离后生命的价值的自我禁锢。因此,德国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一方面进行颓废的写作,也要以颓废的自我反思意识表现出来。

在弗洛伊德的《躺椅》和尼采的《天空》中,作者李双志分析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现代化进程与腐朽文学的关系,并着重于德奥颓废美学的自我反思与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关系。虽然"世纪末"的作者们表现出对颓废的疏离和反思,但正如书中所说,他们没有离开原有的审美轨迹,没有走向颓废的对立面,仍然被颓废本身的困境所包围。德国文学教授赫尔穆特·科普曼(Helmut Kopman)对迪奥十九世纪晚期作品的文学形象评论如下:

"这些'弱势的现代人'终于清醒了,他们颓废了,痴迷于强大的梦想,却患上了生命的疾病。

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进程远未结束,无数"弱势现代人"可能陷入困境,饱受生活之病的折磨。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弗洛伊德的躺椅和尼采的天空,李双志,版本:易文志|上海文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在美学领域抵制社会规范

新京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部《弗洛伊德的躺椅和尼采的天空》探讨了"现代性"的问题。书中选取的"世界末日"时期笼罩在"世界末日"的情绪中,文学作品也相应地表现出特定的审美倾向。Deo世界末日的社会状况如何?或者说,当时社会现代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世界末日"的情绪?

李双志(复旦大学德语系青年研究员):这又回到了人们熟悉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分为两部分,一是所谓的现代化,即社会结构与经济生产方式的现代性。欧洲的这种现代性可以从最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算作启蒙运动,也就是说,古代封建时代的结束和资本生产方式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大转变,欧洲社会大概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历史;德国重新统一,在佛法-普发联盟之后,欧洲大陆的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斗争,在接下来的30年里,它主要集中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产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社会迅速转变为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在精神领域也开始反思快速的现代化,或者说是不满。"现代人"的意识开始形成,现代人面临的心理困境开始成为话题。书中在引言中更提到的是一种来自英法的启示录享乐主义,以王尔德和博德勒为代表。他们以堕落的美姿面对心理困境,以类似高贵文化英雄的姿态面对日益平庸的精神领域。这是一种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是日益成熟和完整的,也是压迫性的现代性抵抗。这种在审美领域的阻力首先要对颓废、审美的特点,用感官刺激、快感、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的蔑视,以及现代性的缺点。它走向相反的方向,以极端的方式挑战社会道德标准,挑战社会的死水文化生活。

当这种叛逆的姿态进入Deo时,它最初变得非常有吸引力,但很快他们发现,现代社会的问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并没有随着颓废美学姿势的出现而改变,相反,颓废的审美姿势本身可能成为自我克制的绘画基础。因此,Deo的世纪末混合了两种态度:沉迷于颓废的美丽,欣喜若狂的感官刺激,以及意识到现代社会的问题在这个美学领域被放大了,这是歇斯底里的症状。

一般来说,"末日"的情绪是因为他们觉得现代社会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精神领域,但他们展示了用病态来表现疾病的手段,以极端的方式表达极端,以整个现代社会的神经质。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更为典型。

新京报:刚才提到现代化、成熟和由此产生的对人类压迫的飞速发展,而审美现代性就是对这种压迫的反抗。前者的压迫具体方面是什么?李双志:主要是社会矛盾。资本生产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产生了大量的城市无产阶级,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外部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这种压迫来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制度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是目前性道德规范的典型,是对人类欲望的压迫。这种压抑在现代社会中更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催生了一种病态。

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的章节中写了很多。基于道德准则的现代社会的压迫性在领域最为丰富。弗洛伊德对潜意识和性压抑理论的阐述,恰恰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他从医学角度的诊断与大量文学作品的描述完全一致。这一时期不仅是发现欲望的时代,也是发现欲望被压抑的时代。

在文学作品中,欲望被压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以狂野和肆无忌惮的方式追求性快感,另一种是呈现现代社会对欲望的压抑所带来的歇斯底里。这两种趋势在本世纪末是显而易见的。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的城市街道

新京报:在审美现代性反抗和反思现代化的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被呈现为一种复杂而对立的关系。正如在《所有强者都消失了》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第一个现代主义者"波德勒曾经画过一幅现代的"田园风光"。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李双志:审美现代性是一个重要节点,恰恰是塑造了一种叛逆的、贵族式的挑衅姿态,这种挑逗的姿态(面子)是社会现代性带来的不断规范,不断塑造人的单向程度,不断锁住心灵,把审美锁在固定的规范范围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庸,它扼杀了个人的精神自由。与此相关的是,现代社会不再提供以前宗教提供的世界观,不再提供内心世界的最终目的地,在另一个没有尽头的时代,美成为一种新的信仰。这种对美的信仰是脱离了过去的真善,"美"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不再与道德、科学相联系,因此也存在探索超越科学和道德的世界的可能性。这种探索是对人类在审美世界中存在的边界的探索,构成了审美现代性的主轴。这恰恰是在现代社会被推广出来的过程中。

但在这个过程中,审美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是适得其反的,发现社会现代性对人的纪律精神,进而试图在审美领域开辟出违纪的可能。这使得审美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不断的变化中,现代化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孕育出更多的审美现代性。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19世纪中叶的法国巴黎

颓废美及其困境 新京报:专指本书《世纪末》文学研究。在书中,你详细讨论了它的精神起源,即《英国和法国文学思想的趋势》、《尼采哲学》和《弗洛伊德学说》。关于颓废美学,人们普遍认为它始于博德勒。我刚才还谈到了颓废美学。这种审美风格的特点是什么?李双志:颓废的唯美主义首先是病态的,赋予它在死亡的想象中是美的,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他们越是叛国和刺激的事情,他们就越能体验到他们存在的乐趣。另一方面,它放弃了19世纪下半叶形成的现实主义,而是描绘了一个人造的享乐主义天堂。快感的天堂不仅是刚才提到的性快感,更是各种感官刺激、花式着装、装饰美感的创造。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自然界中的美不是真正的美,人造美不仅仅是自然美,所以趋向于反自然的审美倾向。新京报:颓废——在Deo引入审美思潮之后,德国作家不仅对它着迷,而且反思它,主要是以尼采的思想为指导。具体反映是什么?李双志:这是本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尼采在推动19世纪末发生的转变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尼采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叛逆的人物,他的许多思想都与现代性问题直接相关,包括他对主观性和道德性的反思,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生命哲学"。在他看来,发展到19世纪末他所生活的西方思想、哲学、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整个历史代表了对生活的压迫。他希望以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和他所提出的酒神的精神,赋予人类新的生命力,为生命的能量注入新的血液。这涉及到他的超人哲学。为了克服自己,成为超人,他提出了权力的意志。他呼吁重视生命的价值,以及压迫生命的社会制度或反抗的思想传统,无疑是推动本世纪末的到来。

另一方面,尼采对颓废的负面影响也高度敏感,主要体现在他对瓦格纳音乐的批评上。他认为瓦格纳的音乐代表了现代性颓废的一面,而在《瓦格纳事件》中,他不遗余力地批判这种颓废,因为这也是对生活的压迫,或者假装唱给生命,其实是生活的消耗或伤害。这种思想在《狄奥》末世的文学作品中是一句特别突出的台词,反映在大量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中。我们可以说,世纪末西奥世纪末的文学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尼采的粉丝,希望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缺点,重新唤醒被压抑的生活能量(意识形态资源),通过尼采的眼睛审视颓废的艺术或说颓废的美,发现颓废美的局限性, 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这样的局限性,这种自我禁锢的世界困境之美。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和思想家。主要作品有《权力意志》、《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调查》、《查拉图斯特拉》、《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论道德的光谱》等。

新京报:这群德国作家反思颓废美的困境,他们自己的写作仍然属于颓废美学写作。在他们的工作中似乎没有解决办法或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李双志:这是本书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当然,在美学领域,为我们提供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解决方案可能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接近颓废,也把颓废描写成一种两难的写作,本身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独特的审美倾向,它模棱两可,充满悖论,也自怜,或是回忆、悲伤、多愁善感。这种多愁善感的语气并不完全符合尼采的精神,或者尼采的叛逆意志,但并没有真正符合尼采后来呼吁的超人意志。他们就是这样一群文人,在描述世纪末的困境时,最重要的是突出坚不可摧的困境,或者他们自己承认自己软弱,已经失去了信仰,处于迷失、空虚的状态。

我认为描述这种状态是有道理的。它的魅力在于,它不是单纯用强烈的生命力或理想主义来取代之前的颓废,而是给颓废的镜子,让大家看到颓废处于一种自怜、自怜、自恋和自禁的状态。它没有打破镜子并找到新的出路,最重要的是将镜子功能带出来。

新京报:尼采虽然是颓废的批判者,但他也说,他其实是个颓废的人。李双志:是的。在对瓦格纳的批评中,他说瓦格纳是现代性的疾病,瓦格纳是颓废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首先要成为瓦格纳,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瓦格纳。这也许是尼采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件事,即他对颓废的批评来自于他对自己颓废倾向的观察。他非常清楚现代性的颓废不会轻易消除,所以他不得不首先承认颓废的存在,并意识到颓废是生命的绑架,对生命的压迫,这一发现在Deo世纪末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后期,他居然把所有他认为阻碍生命意志的东西都说成是颓废的,比如说苏格拉底也是颓废的,这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批评。颓废后来成为他的武器之一,每当他认为是对手时,他就被贴上"颓废"的标签。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院的创始人。

弗洛伊德的新京报潜意识和性压抑理论:除了尼采,弗洛伊德在德奥世纪末的文艺创作中也发挥了作用,特别是他突破禁忌情欲写作的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也让人想起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中"性"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它总是"性"扮演这样的角色?李双志:尼采和弗洛伊德对我们的影响远非局限于19世纪末。尼采和弗洛伊德一起开始了自我反省的传统,福柯和拉康等法国哲学家,以及马尔库塞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弗洛伊德和尼采有着深刻的理解,尼采和弗洛伊德,包括阿多诺,都无法绕过他们的思想。他们为什么在后来的哲学家身上留下了印记?因为它们改变了现代人对处境的想象。

如前所述,尼采呼吁生命的意志突破一切道德底线的虚伪,弗洛伊德的道路是不同的。他开始的问题是一个小问题,歇斯底里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身体问题,还是精神或灵魂问题?后来他发现,许多疾病不是发生在身体的一个器官上,而是发生在他过去的心理抑郁中,这导致了身体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发现。随着医学的发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但他影响了哲学和人文景观。

对于文学和艺术创作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发现被压抑到我们的潜意识中一种非常强大的黑暗力量。情慾之所以成為如此重要的話題,是因為它是我們人性中最基本的方面。其次,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被压抑在一边,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情欲的重要性。因为被压制,总是在寻找突破的机会,再次爆发。这种随时可以爆发的能量,对于文艺创作和我们对人类的思考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欲望描述成一种本能的描述,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与现代社会形成对抗,具有解放的本质。当我们回顾18世纪和19世纪时,他们认为欲望和理性是冲突的,他们用理性驯化了欲望,你释放和倾听你的欲望是不道德的。弗洛伊德告诉你,中没有道德上的不道德,在这一点上,他和尼采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认为这种道德是一种强有力的纪律手段,这种纪律手段是不合理的。这也呼应了你在1960年代提到的性解放。

我们说,为什么在19世纪末没有性解放?我真的不能这么说。因为在文艺领域早已形成性解放,这种性解放更多地体现在文艺作品的描述和创作上,但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新京报:刚才还提到,颓废美的潮流只能发生在现代和较发达的大都市。维也纳、柏林、慕尼黑等大都市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书中也被提及为一种文化空间。这也让人想起波德莱尔与巴黎林荫大道之间的关系。在大城市里,空间和文学有什么关系?李双志:这座城市高度关注现代性的两个方面。首先,城市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总是说"城市规划",城市生活是高度规划的生活,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生活,也是一种高节奏的生活,我们也是,比如996工厂。另一方面,城市也是文化消费的集散地。到19世纪下半叶,文化消费高度集中在迪奥的大城市。

巴黎和伦敦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了这种文化氛围。包括你刚才说的布德瑞,他的《邪恶之花》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黎的描述,他在巴黎深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既有天堂又有地狱,整个社会变革也集中在大城市。巴黎一方面让他深刻感受到人类标准化形成的社会现代性,另一方面,恰恰是城市能使他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创造者。这也是悖论,城市让人们体验到社会现代性压迫的人们,但恰恰是在压迫的最深处存在差距,使这种压迫性创作的观察被接受,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创作共同体。这反映在19世纪90年代主要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协会。在我的书中,我描述了从柏林、慕尼黑到维也纳的一小群艺术家,无论是贵族式的维也纳式咖啡馆文化,还是慕尼黑的波西米亚边缘艺术社区,都展现出一个隐藏在城市中的大片,在大城市里观察这种文化生态的现代性。这种文化生态高度依赖于它所批判的物质文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经常出现在整个现代美学中。它越依赖现代化,就越是批评他。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19世纪末的柏林

浪漫诗意的新京报反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书中提到柏林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以自然主义为创作的主要代表,自然主义和颓废主义-唯美主义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李双志:在以往的文学史写作中,我们普遍认为自然主义和颓废——只开美分,甚至认为它们是对立的,很多颓废的——审美创作者自称是反自然主义。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把他们放在现代批评的背景下,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阵营中两极分化的派系。当然,自然主义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社会关怀,它主要针对工人阶级,但在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中,他们不自觉地把对颓废的观察融入其中。

例如,德国文学中自然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豪普特曼,他的着作侧重于无产阶级或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的问题,但他也将酗酒的社会现象描述为一个面临衰落,衰落的社会(特征),将酗酒与人类的堕落相结合,这是一个非常颓废的描述。

在一些西方研究中,有些人已经开始研究自然主义中对颓废的描述,但他们对颓废的描述却不一样,他们对颓废的描述更多的是为了治病救人,有这样的关怀在其中,而其他人对颓废的描述可能更肆无忌惮的放荡,但放荡作为自己独立的价值。

柏林与慕尼黑和维也纳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大都市。由于第二帝国开始非常重视工业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柏林首先面临政治压力,因为它是首都。另一点是,柏林的高度工业化社会,特别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更加激烈,因此文学创作者的注意力更多地被社会问题所吸引。有许多作家在柏林的自然主义社区长大,然后从自然主义转移到慕尼黑或维也纳,但他们的作品在柏林继续进行,因此柏林作为一个特别的帝国首都,与其他两个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完全分开。

新京报:说到自然主义团体的写作理念,这种古典美学理想,对于他们"抛弃古典美学理想"的愿望,意味着什么?李双志:他们的写作和以前的文学作品之间有一个断裂。这种在自然主义中的断裂感在这里是明显反对浪漫主义的,从浪漫主义到诗意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中的痛苦或浪漫的逃避,德国古典主义用诗歌的精神来温柔地对待现实,虽然也表现出社会矛盾,但社会矛盾在描述风格上赋予了它一种诗意, 让它变得负担得起。自然主义应该正视社会问题,直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不掺杂任何主观性,撕开社会的创伤,让你看到血腥的现实,运用口语写作、方言写作等方式,让任何现实都无需作者自己刻意处理,达到直截了当的方式, 这种方式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的《布登布洛克》(The Budenbrocks)是最典型的颓废小说: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是本书中讨论的最重要和最知名的作家。他对颓废美学的主要贡献在哪里?李双志:托马斯·曼在德语世界被公认为最能反映世纪末颓废写作风格的作家,因为他写了最典型的颓废小说《布登布洛克》。另一方面,我认为它也没有存在,是他挪用了尼采对颓废的观察。尼采说他很颓废,但他知道他必须对此持批评态度。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也说过同样的话,说我来自一个颓废的时代,我想记录这个时代,我想记录这个颓废。在《布登布洛克人》中,他将颓废的毁灭想象到了极致,所以有些人把它比作《红楼梦》。

另一方面,正是他在美与欲望和死亡之间的联系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变得明显,通常是作为一个英雄,被艺术和美所吸引,并最终走向死亡。艺术和美对他的诱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死亡对他的诱惑。主人公的最终死亡并不是一种解脱的死亡,托马斯·曼恩形容这种死亡是一种感冒,对生命的破坏的沉思描述。这反映了Deo世纪末本身的特殊品质。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著名小说家,有《布登布洛克斯》和《魔山》等10部作品。他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新京报:书的结尾,还写到了本世纪末文学运动的衰落和终结。其终结的必然性在哪里?李双志:这也又回到了刚才的问题。你刚才说过,世纪末的文学没有提供出路,更多或表现出颓废的美,沉浸在自怜的状态中。当下一代识字的人到来时,他们已经对这种简单的介绍感到不满,并且出现了更加疯狂的对抗。这种疯狂的对抗是早期的表现主义。在早期表现主义出现之后,颓废者已经慢慢被取代。这是文学中不断演变和变化的过程。早期的表现主义有非常大的理想主义关怀,更强的斗争,文学上有更强的突破,就像我们更熟悉的卡夫卡一样。

另一方面,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平年代被打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趣的是,当时的许多唯美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将战争视为一种新的解脱,许多人认为战争可以净化颓废的气息,回到斗争的时代和生命的能量。通过战争的洗礼。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幻觉或迷信,在战争中期被摧毁了。许多人会发现,战争不会带来希望,反而会把人拉入更大邪恶的深渊,但这是后来的事情了。我们要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某种方式结束了本世纪末。

张进, |写作

编者|不返回

校对|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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