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整体看来，希腊性的形成过程同希腊文明的发展历程一样，都处于文化的作用过程中，具有历时性，其建构结果于不同阶段进行呈现。
“希腊人”与“马其顿人”两种身份之所以能够被伊索克拉底名正言顺地进行区别并形成对立，其历史方面的原因便是两者希腊性发展程度的差异。
“希腊人”与“马其顿人身份形成对立
马其顿处于希腊文明的边缘地带，早期远不及希腊文明核心区域内的希腊城邦繁荣。
待到其崛起时期，不同于此时希腊城邦战后的缓慢复兴，马其顿自身的国力已经凌驾于希腊城邦之上。
这一状况对双方公民的内心都造成了冲击。从希腊城邦公民的立场出发，尤其是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企图借助马其顿的力量解决内忧外患的雅典人而言。
对于突然崛起的马其顿，它同希腊城邦此前所确立的语言、血缘谱系、宗教等族群标准的符合，使其具备了对立于“蛮族人”的先决条件，虽然国家的形式不同，但总归处于“希腊人”（即马其顿国王的“希腊人”身份）的管理下。
而它强大的实力更是为希腊城邦摆脱困境提供了契机。但另一方面，希腊城邦同样无法释怀他们眼中以往的边远落后地带，或者说蛮族之地竟然具备了能够征服自身的强大实力。
作为结果，在“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共同对立于“蛮族人”的前提下，将“希腊人”与“马其顿人”对立成为了一条解决之道。
因此，“马其顿人”的身份之所以能够被调动同“希腊人”一起站在“蛮族人”身份的对立面，其现实方面的考虑为雅典需要依靠马其顿强大的实力摆脱危机，
而她所能倚仗的便是自己在希腊所享有的文化威望。
“事实上，认同是一种选择”。不止于雅典，哪怕我们由她延伸至对更广范围的希腊城邦的观察也能发现，她们和马其顿之间的希腊性都能使作为族群建构主体的雅典获得将“马其顿人”对立于“蛮族人”的选择标准。
如希罗多德所讲述的，希腊起初作为一个弱小的族群，正是有了众多皮拉斯基人和其他非希腊语族群的主动加入才逐步壮大的。
而在修昔底德笔下，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人与安菲洛奇亚其他地区的蛮族人亦是对此的说明。
安菲洛奇亚地区的阿尔戈斯人同他们邀请而来的安布拉基亚人进行的联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他们经过的“居地统一”运动，经此他们才成为了说同种方言的希腊人，而安菲洛奇亚其他地区的居民仍然被修昔底德记录为蛮族人。
进一步来说，非希腊语族群何时加入“希腊人”？被“希腊人”同化的时间为多久？被同化到了何种程度？这些因素都将对希腊人的族群认知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以希罗多德的记载为例，阿提卡地区最开始的居住者为皮拉斯基人，他们在与第一批南下的希腊人——伊奥尼亚人的相处中吸收了希腊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共同创造了希腊文化之后才同化为了希腊人。
而在那个时期未吸收希腊文化的皮拉斯基人到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时，则处于依旧被希腊人视为蛮族人的阶段。
正如“每个民族都深信，自己的习俗比所有其他民族的习俗都要好得多”，上述列举的情况反映了希腊人对于自身文明所怀有的强烈自豪感，可更确切地称之为优越感。
因此，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雅典公民将马其顿王室直接归入“希腊人”的身份认同之中这类做法也就为人所理解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将马其顿能够拥有主导希腊局势的强大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马其顿人”处于具有“希腊人”身份的国王领导之下。
而马其顿国王对于国家的英明治理离不开他作为“希腊人”所拥有的智慧，对此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人有能力统治全人类”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三分法身份认同
“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三分法身份认同观念不仅迎合了希腊城邦公民心中为之自豪的正统“希腊人”认知，也反映出在此时的他们看来，深受希腊文明影响（从研究者的“客位观”立场来看则是具有希腊性）的“马其顿人”并不是“蛮族人”。
虽与城邦公民有别，但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他者”。况且马其顿人的国王与他们一样是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希腊人”，因而他们只是被同族人所打败。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希腊城邦的公民可以怀着身为希腊文明核心区域居民的强烈自豪感与对马其顿人的优越感接受“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身份划分。
而这样的情况也并非特例，希腊化时期的犹太居民也以“希腊化者”和“希伯来人”的称谓对整个犹太族群进行次一级的划分强调两者的对立。
至此看来，“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三分法身份认同观念的出现是雅典人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公民，在认知到自身城邦与马其顿王国间实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针对作为罪魁祸首、一直搅动希腊局势的波斯酝酿出的反抗情绪后，共同作用而成的产物。
其中的“希腊人-马其顿人”的划分是希腊城邦公民，尤其是一直致力于争夺希腊霸权进行扩张的雅典人，
对马其顿的实力凌驾于自身之上且足以主导希腊局势这一现状的妥协以及对自身所铸就的光荣历史的缅怀，他们企图以这样的划分保留自己作为希腊文明传统核心区域的骄傲。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再度考察“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三分法身份认同观念时可以发现，“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希腊人优越于蛮族人”的扩张理念为马其顿王室接手而得以延续。“
马其顿人”的身份则被作为“希腊”族群建构主体的雅典人从“蛮族人”的归属中抽离并形成“希腊人-马其顿人”的划分，以保留雅典所包含于并作为其中代表的希腊城邦公民对于自身文明的骄傲。
这一划分的实质是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一方在霸权破灭后转向对其光辉历史的强调，他们由此将“希腊人”与“马其顿人”区分为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与受益者。
而当我们将马其顿人作为“主位”范畴的观察视角后可以发现，“希腊人-马其顿人”的划分能为他们所接受，是因为他们同样自豪于自身在身份认同方面与“希腊人”的不同。
具体看来，这一时期为马其顿的崛起与征服时期，希腊人的身份认同观念由“希腊人-蛮族人”的两分法演变为“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三分法，马其顿接受了泛希腊主义与三分法身份认同中的扩张理念用以粉饰其征服行为。“
希腊人-马其顿人”的区分对他们而言，则是对国势蒸蒸日上的马其顿征服希腊城邦这一现状的强调。
马其顿在希腊性的发展上落后于希腊城邦，在希腊文化方面更是缺乏历史厚度，但她能让这一时期文化影响力尚有余威的雅典建构出新的族群人同以期待她的援手，正是有自身雄厚的实力作为倚仗。
因此，在马其顿人看来，“希腊人-马其顿人”的划分是对希腊城邦公民与马其顿人分别作为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强调。
也正是深感自身不同于希腊城邦公民在希腊文化中所具有的深厚底蕴，于征战中崛起的马其顿人更为仰仗自身所具备的强大武力，这一内涵的外延便表现为了马其顿人强烈的竞争精神。
在马其顿人中本就有未曾杀敌者系马笼头于腰间，狩猎时未打死过公猪者于盛宴中只能坐着而不能躺卧等古老习俗（在希腊文化中，能够在宴会中躺着就餐Κλίνω是一种尊贵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