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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尚宠儿到邪恶象征,西方如何一步步丑化“中国龙”?一文了解

作者:之华说史

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早在16世纪之前,就有一些欧洲传教士和冒险家来到中国,他们虽然没有见到真龙,但总有机会见到龙纹。

因为这是一种纯粹想象的纹章,他们很难在欧洲文化中找到一个对应物,所以取其形似,一般写作“蛇(Serpi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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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从一开始接触龙纹就被清楚地告知,这是“皇帝的纹章”(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

1、龙与Dragon

这些被视作“蛇形”的龙纹图样,迟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欧洲,而且常常被人们当作珍贵的礼品奉献给教堂以作装饰之用最早将中国人的龙观念介绍给欧洲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这些介绍集中体现于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

利玛窦在手稿中一般将龙写作Dragoni,有时写作Dragone。

1616年,金尼阁的侄子小金尼阁将此书译成法文时,一律将龙译作Dragon,这大概是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第一次完整对译。

利玛窦之后,接踵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全都自觉地将龙译作Dragon。

作为旁观者,他们对于中国人的龙崇拜有着比中国士大夫清醒得多的认识,中国人常常为了龙的真假问题,与他们展开辩论。

中国人普遍认为龙是天上实有之神物,欧洲人则普遍持否定态度。

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

“皇帝的服装以龙凤和许多贵重的珍珠宝石作为装饰品,这种着装的方式旨在引起他的臣民的敬畏感。”

这话说得直白点,可以直接译成“龙凤是中国皇帝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装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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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西人著述,总是会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迷信,但这些介绍中很少涉及龙的迷信,偶尔涉及,多与风水信仰相关。

也许是出于语言交流的障碍,他们对龙文化的介绍往往着重于龙纹,而不是龙传说。

2、欧洲的“龙时尚”

在涉及龙性质的问题上,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向中国皇帝,用安文思的话来说:

“中国皇帝的标记是龙,有五个爪,所以他的衣服及家具,无论用绘画还是刺绣,都必须用龙作装饰。所以,当你说龙眼,龙的,或龙衣,龙的衣裳,中国人都明白你说的是皇帝的眼睛和皇帝的服装,由此类推。”(《中国新史》)

龙作为“中国皇权的象征”这一观点,几乎是明末清初所有来华传教士笔下的共识。

虽然这些传教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有时也对这条龙小加揶揄,但他们都客观地报道了龙在中国的地位以及龙纹的使用状况,并未刻意将龙丑化为海怪或妖魔,相反,这些传教士笔下的龙纹总是与皇家气派相伴出现。

这样的介绍让那些本来就醉心于东方神秘文化的浪漫贵族心驰神往,中国皇帝御用的龙凤纹章大受青睐。

17世纪,“巴黎、都尔及里昂的制造商,欲迎合国人的嗜好,仿制中国的以龙为图案的丝织衣料,有些仿制品是极其精致的”(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

18世纪的欧洲贵族阶层,更是掀起了一股龙旋风,一些高端贵族甚至模仿中国园林风格建造“龙居”、“龙泉”一类的私家园林,过足了中国皇帝瘾。

一位名叫厄曼纽厄尔的德国王公,“曾在法国过流亡生活,及回慕尼黑,带来了一种爱慕中国事物的时尚”,也在自己的公园里建了一座中国风格的浮屠塔,1781年有位访问过该公园的游客说:“左右都可以看到石头刻成的许多龙蛇,构成‘龙泉'。”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773年腓特烈大帝按照中国景观的审美风格,在波茨坦建了一所别院,并将它命名为“龙居”(Dragon Cottage)。

不过,德国贵族对中国风格的模仿毕竟是二手的,大概仿得不大像,为此还遭到某些“中国通”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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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第一个将中国风格引进法国的画家怀托,也曾饱受后世评论家的批评:

“怀托画中的中国人,实在只是化了装的欧洲人。例如一幅命名为‘中国皇帝’的画,即是集种种怪诞的大成。图中皇帝手持鲜花节杖,坐于葵树下的高坛上,四周为花枝所拥,旁有一个中国侍者,右方有两个欧洲人,正在趋前致敬。”

检对17一18世纪风靡欧洲的“龙时尚”,我们很容易理解以下推论:

只有当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怀有一种喜爱之情,了解到龙纹具有作为皇帝纹章的权力内涵,才能对这条看起来“邪恶丑陋”的龙产生兴趣,激发美感,视作时尚标签。尤其对于那些欲以高贵美丽示人的贵妇人来说,如果她们丝毫不了解龙在中国的“权力美”内涵,很难想象她们会将一条海怪龙或魔鬼龙当作时尚标签,绣在自己的衣服上。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19世纪中期英国贵族在中国订制的许多生活器皿,盘绕其上的龙纹数量或体型,比之中国皇宫的龙器皿还更夸张,这些龙形象非常精致、成熟。

欧洲本土龙多是海怪之类的恶魔,而来自中国的龙却是皇帝的纹章,两种略微形似的动物共用了一个名字叫Dragon。

为了区别此龙与彼龙,欧洲人往往在Dragon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China或者Chinese,这大概是“中国龙”的最早源头。

龙形象的美丑变异,只是帝国荣衰的晴雨表,国强龙美,国弱龙丑,与龙被译作Dragon或是Long没有关系。

对于强大中华帝国的憧憬与向往,是16一18世纪欧洲人的东方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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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梦不长,19世纪的大清王朝以喧天锣鼓的连环滑稽戏,很快就把欧洲人的黄粱梦惊得无影无踪。欧洲人醒了,中国龙却被欧洲人哄睡了。

3、龙与专制的挂钩

西方人看中国,颇有走马观花、旁观者清的好处,往往能撇开枝节直取本质,耶稣会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皇帝——龙——天”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中国皇帝是天之骄子,需要依据天命来行使其神圣职权,因此,垄断了沟通天地的龙,也就等于垄断了“奉天承运”的神圣权力,“不但皇帝的服饰上绣有龙,在金银器皿上、屋顶上,以及室内的一切皇帝的用具上都绘有龙”(《中国漫记》)

龙是皇帝的通天神兽,因而也是专制皇权的象征资本,这种象征资本具有神奇的魔力。

安文思不无讽刺地指出:

“一名无耻的盗贼,备受畏惧和憎恨,只要让他换掉服装,戴上皇冠,披上龙袍,同一个人明天就受到全世界的爱戴尊敬,哪怕众所周知他出身贱微,但他们马上就称他为天子,天下的君主。”(《中国新史》)

也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或者大野心家,无不梦想着龙袍加身。

身处中国的西方人很容易看到也很容易理解龙与皇帝的“关系”,但是,对于那些并未亲历中国,却又喜欢谈论中国的人来说,要说清楚这层“关系”就有点麻烦,他们很自然地会从欧洲的既有图式中寻找一种对应的“关系”。

法国神父杜赫德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汉学大家,他从未到过中国,却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断言:

“飞龙形象完全是综合多种地上生物设计而成,还有其他一些古代钱币上也铸着龙的形象,龙无疑是中国人的国家象征,正如鹰之于罗马。”

正因为杜赫德心中已经先有了“鹰与罗马”的既有图式,他才会武断地将“龙与中国”的关系简单地比附成“正如鹰之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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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借助既有图式的简单比附很容易为欧洲人所理解和接受。《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总汇,也是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经典名著。“龙是中国人的国家象征”观念自此开始弥漫。

将皇帝或者国王的纹章视作国家象征,无论对欧洲人还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用《诗经》的语言即可译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说,欧洲人将龙视作中国的国家象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4、龙如何被塑造成丑恶形象?

大约在18世纪末,中国形象已经开始日薄西山。

1847年之后,著名的“六不总督”,笃信道教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主政广东,采取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无为”措施来应对西方人的各种要求、抗议和侵犯,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古怪声名,1860年的伦敦漫画杂志干脆将他丑化成一条色厉内荏的恶龙。

自此以后,英国漫画中的中国龙形象开始游离于皇帝的龙躯之外,既可以用来代表整个国家,也可以加身于肥胖而丑陋的“满大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西方辱华漫画,无论龙形如何千变万化,但“丑怪”的基本特征却是一致的,多数都会在龙头上竖起一根辫子,以标示其中国特色。

1862年之后,大清龙旗不仅普遍悬挂于水师舰船,还被海外商人用作中国商品的广告标志,广泛出现在欧洲的各种报章杂志上,原本尊荣的龙纹不再是贵族阶层专享的纹章,而是悄然变身为遥远东方的、异文化的、野蛮社会的形象代表。

美国漫画中以龙作为中国标识,大约始于1870年代末期。由于美国华工劳动力价格低廉,导致大批美国工人丧失就业竞争力,华工因此被视作最不道德、最肮脏的异教徒。

创刊于1876年的漫画杂志《黄蜂》,从一开始就将种族歧视的矛头指向了华人,将华人视作垄断资本的帮凶。

他们最初并非将华人画作龙,而是画作猪、蝗虫、老鼠、青蛙、蝙蝠、吸血鬼等丑物。但在1879年至1882年之间,该杂志接连发表多幅以龙为题材的漫画作品,以丑陋的龙来泛指美国华人。

这些西方漫画中的中国龙,大都采用了夸张的丑化手法,组合了大量的中国元素,虽然与中国人想象的龙相去甚远,却能让人一望而知是象征中国的龙,比如龙头上的辫子、龙身上的大清朝服、龙爪中的鸦片烟枪等。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输给了武器精良的西方人,那么,甲午战争却输给了人力、物力、财力、军力都远不如中国的日本,着实让大清王朝颜面扫地,甚至让许多西方人也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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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漫画家笔下,原本面目狰狞的中国龙,到了甲午战争时,已经退化得毫无斗志,楚楚可怜。

在《笨拙》漫画《好狗》中,一个欧洲人牵着一条身上写着“最后通牒”的狗,正冲着中国龙一阵狂吠,穿着大清朝鞋的中国龙吓得缩在墙角,两脚发软,紧闭双眼,一屁股坐到了自己的尾巴上。

画面上的欧洲人旁白:

“这是一条非常有用的狗,我得再用它一次。”

墙外的看客旁白:

“噢,天哪。真难以置信。”

这时的辫子龙,一再退缩到连狗都不如了。

美国漫画的中国龙,总是与鸦片、瘟疫、肮脏、阴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让人望而生厌。

1900年庚子事变,中国形象跌至史无前例的低值,相应的辱华漫画也增至史无前例的高值。八国联军的野蛮行径被西方媒体描绘成了文明西方对愚昧东方的伟大战争,战争的象征性意义激起了西方许多漫画家的强烈创作欲望,他们模拟“圣乔治屠龙”的经典场景,创作了一系列远征军手刃中国巨龙的漫画作品。

在一幅题为《第一要务》的美国漫画中,一条身上写着“义和团”的辫子龙,正在恶狠狠地扑向“文明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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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手执长矛对着中国小皇帝说:

“你必须杀死这条龙。如果你不干,那就由我们来。”

很显然,漫画中的中国龙不仅不再是皇帝的纹章,反而成了愚昧无产者的象征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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