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医生、作家、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34年，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西班牙文学巨著《堂·吉诃德》。
当兄弟姐妹都嘲笑堂·吉诃德的荒唐滑稽时，他却坚持认为，堂·吉诃德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以堂·吉诃德自比，梦想着做挑战风车和雄狮的英雄。
由于出生在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格瓦拉从小就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出生不久，他就患上了哮喘病，但是从不安分，率性和冒险的家族传统，在他身上得到最充分的发扬。他喜欢骑着没有马鞍的马在田野里狂奔，虽然经常咳嗽得喘不过气来。
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最感兴趣的是橄榄球运动，他自命为“勇士”，在球场上经常横冲直撞，头破血流也不在乎，只是在激烈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停下来，捂着郁闷的胸口，向守在球场边的父亲求救：“爸爸，快给我打一针吧。”
哮喘，使他一生饱受折磨，在后来的游击生涯中，要遭受比常人更大的痛苦，也使他的性格中，养成了一种忧郁的特质，很早就开始思考关于生和死的问题。
1948年，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院学习，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
大学时代，格瓦拉才华横溢，热情、叛逆，身材挺拔，面容俊朗，很快就与当地的名门闺秀奇奇娜相恋了。
1951年，格瓦拉在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休学一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过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
一路走去，他看到了穷人的苦难，眼界被现实的残酷，大大开阔，格瓦拉开始思考这个世界的不公，他们带着同情，给沿途的麻风病人看病，也接受这些人最无私的帮助。
这次拉美之行，让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
他开始感觉到，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
拉美之行使格瓦拉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下定决心和人民共患难……我将用我的全部热血，去实现无产者全力追求的未来。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离家8个月后，格瓦拉于1952年9月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大学毕业后，格瓦拉告别母亲，同时还舍弃了他和奇奇娜美丽的恋情，告别了一生中最爱的姑娘，踏上了他人生的征途。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一个战士出发了！”——他高喊着跳上鸣笛的火车。
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吸引了格瓦拉。
格瓦拉到达危地马拉是1953年12月24日，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人组成的雇佣军，阿本斯的政权很快被推翻，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
格瓦拉在危地马拉，目睹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发动的政变，从此，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格瓦拉成了阿本斯的支持者，当阿本斯逃亡后，格瓦拉跟随他一起在墨西哥寻求政治避难。
在那里，他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后来，劳尔又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
格瓦拉很快就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职业革命家，他在总结危地马拉的教训时说，拉丁美洲的一切改革不论怎样合理，只要“侵犯”了美国的利益，都将遭到美国的镇压。
他认为，阿本斯垮台的原因是他未能武装农民，格瓦拉在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我看到了哈科博·阿本斯的垮台》中概括了革命组织的策略。
他论证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必须建立一支忠于政府，而不是独立于政府的军队，他们必须摒弃温情主义，因为面对美国的敌对势力，温情主义是自取灭亡。
7年后，当中情局在古巴企图故伎重施时，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兄弟毫不客气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进行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军事组织。
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了卡斯特罗最得力、最信赖的助手。
古巴新政府成立后，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同时还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
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总裁，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土地改革。
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
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
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
到了周末，格瓦拉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到哈瓦那的工厂或者是到郊区的甘蔗园劳动，有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国。
1965年3月14日，格瓦拉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就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1965年4月1日，格瓦拉乘飞机离开了古巴，4月23日，他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
一些资料指出，在离开古巴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自己的这次行动。
到了刚果以后，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协助。
从此，格瓦拉开始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
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了，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
在此期间，格瓦拉的行踪已经进入了中情局的视野，中情局特工和刚果政府军一道，开始全程监控格瓦拉领导的部队的对外联络，以便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
当时，格瓦拉希望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的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
但是，格瓦拉发现，由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最后，导致了那次起义的失败。
他在非洲丛林中吃尽了苦头，在度过了七个月的艰难日子之后，身体虚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幸存的古巴战友，离开了刚果，来到了拉美的另一个国家玻利维亚。
1966年11月初，切·格瓦拉乔装成乌拉圭商人，来到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地区，当时格瓦拉并不知道，自己的假护照已经被跟踪追击的中情局特工识破了。
中情局为了不打草惊蛇，并没有马上对格瓦拉采取行动。
来到玻利维亚后，格瓦拉带领游击队员，在事先买下的农场里安营扎寨，进行训练，同时在附近山里挖掘岩洞，储藏各种给养。
后来，当地的玻利维亚左翼组织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和他的战友按照古巴革命的方式，改编了当地的游击队，成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即“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同玻利维亚政府的正规军作战。
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利恩托斯得到这个消息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并下令玻利维亚的政府军，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
格瓦拉认为，只要能打败玻利维亚那支装备极差的政府军队就大功告成了，却没有想到，美国中情局会介入。
当美国政府得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息，马上派出了中情局的特工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玻利维亚政府，围剿格瓦拉的革命武装。
当时，美国还从陆军的特种部队中派出了一部分人，到玻利维亚的军队中担任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玻利维亚的军队，并且训练了一支应付密林作战的特殊别动队。
实际上，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处境相当艰难，他既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得不到玻利维亚左翼组织的协助。
因为中情局的特工进入玻利维亚后，抓捕了一大批认为同格瓦拉的游击队有关系的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追问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的下落。
同时，格瓦拉的游击队里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报机又坏了，那台用来对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进行解码的录音机，也在一次渡河中丢失，这样，就让他无法同哈瓦那取得联系，完全被隔离，到了孤立无援的地步，格瓦拉的处境十分危险。
1967年2月1日，格瓦拉率领27名游击队员（包括15名古巴人和12名玻利维亚人）向尼阿卡瓦苏和格兰德河以北地区长途进军，侦察当地的敌情，同当地农民取得联系，选择地点发展势力。同时，格瓦拉还准备与玻利维亚的城市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此之前，他曾进行过多次联系，但是，直到格瓦拉被捕时，也没有获得成功。
格瓦拉率领他的游击队员，在格兰德河以北的地区坚持游击斗争，发动当地的农民起来革命。
不幸的是，有一个叫奥诺拉多·罗哈斯的农民出卖了他们，他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行踪。
政府军和中情局的特工立即跟踪围剿，在转移时，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瓦带领游击队于3月下旬返回尼阿卡瓦苏营地时，一些先遣队的人员居然违背游击战的原则，来到玻利维亚石油公司的雇员巴尔加斯的家里，并且随身带着枪支，谎称自己是墨西哥地质工作者。
这些人一离开，巴尔加斯就沿路跟踪他们，并向当局告发，使他们的行踪又暴露在政府军和中情局特工的监视之中。
格瓦拉带着队伍回到营地后，发现有两个人开小差逃跑了，其中有一个就是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奸细。
前不久，格瓦拉招募了八名新队员，这两个人都是那次招募来的，没想到竟然招来了一名奸细。
在以后的几天里，玻利维亚当局极精确地测定了游击队的营地位置，围剿的军队，有目的地步步进逼，侦察飞机整天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上空盘旋。
山下通往城镇的道路被封锁了，食物供应也被切断了。为了粉碎政府军的包围，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的峡谷中伏击了一支前来搜索的政府军，打死了7人，俘虏7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校和一个上尉。
然而，在政府军重兵压境、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格瓦拉只好率领游击队撤离农场营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到古铁雷斯村。
4月10日，他们在伊里皮蒂附近，同政府军打了一次漂亮的遭遇战，战斗中，打死了政府军10人，俘虏了30人。
这一仗，使得玻利维亚政府大大震惊，随即宣布，在东南地区实行戒严，并禁止玻利维亚左派组织的一切活动。
这时，中情局的特工也趁机出动，紧紧地盯住了格瓦拉的行踪。
其实，早在半年之前，中情局就在秘密调查格瓦拉的行踪。到了1967年3月，中情局已经正式确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活动范围，并且呈报了白宫。
当时，约翰逊总统亲自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此事进行研究。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逊将军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玻特将军为代表的军方，主张立即组建特种部队司令部，出动美军进入玻利维亚，以期一举消灭游击队。
上任不满一年的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却认为，目前格瓦拉的势力并不大，不需动用美国正规军，中情局完全可以对付格瓦拉游击队，以秘密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如果再向玻利维亚出兵，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势必波及越南战争的进行。
于是，约翰逊总统决定由中情局统筹指挥对格瓦拉的秘密行动，同时，他还决定，驻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及其特种机动部队，归中情局辖制，一切行动，听从赫尔姆斯的调遣。
得到总统的授权之后，中情局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美军南方司令部情报机构负责人、空军准将威廉·斯克尔担任组长。
他的副手，就是特种部队的雷蒙德·韦伯中校，具体行动由中情局老资格反游击战专家、绰号“老头子”的拉尔夫·谢尔顿少校直接指挥。
中情局随即派出了16名特工人员和游击战专家，并从韦伯中校的特种部队战斗团中，选拔了50名“绿色贝雷帽”作为骨干，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与中情局驻拉巴斯情报站的特工会合。
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武官爱德华·福克斯上校的真实身份，就是中情局驻拉巴斯情报站站长。
他在1964年的军事政变中，把玻利维亚空军司令巴里恩托斯中将扶上了总统的宝座，还有现任玻利维亚陆军司令的奥万多将军也是福克斯上校扶植起来的。
因此，当时玻利维亚的军权几乎完全在中情局的控制之中。
“老头子”谢尔顿带领全班人马飞抵玻利维亚后，立即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郊区的一座兵营中，驻扎下来，然后在这里训练了120名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人员，以此作为围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并且对玻利维亚军官兵进行反游击战的强化训练，直接指挥他们作战。
1967年4月12日，中情局在圣克鲁斯以北，荒废的拉埃斯佩兰萨糖厂建立反游击战训练中心，着手组建和训练玻利维亚突击营。
他们主要是从驻卡米里的第4师抽调了大批兵员，后来又从驻圣克鲁斯的第8师选拔了部分人马，还抽调了一些空军和伞兵，前后共计2000多人，由20多名受中情局指挥的“绿色贝雷帽”和少数古巴流亡者充当管理者和军事教官，对他们进行分期轮训，每期训练约600名官兵。
训练结束后，中情局把格瓦拉及其游击队员的照片和画像，分发给每一个突击队的官兵，同时，还为玻利维亚的突击营配备了侦察机、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开始对格瓦拉的游击队进行围剿。
当时，中情局反游击战的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外松内紧”的方案，将包围圈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