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醫生、作家、軍事理論家、國際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34年，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羅薩裡奧市的一個貴族家庭，他從小酷愛讀書，尤其喜歡西班牙文學巨著《堂·吉诃德》。
當兄弟姐妹都嘲笑堂·吉诃德的荒唐滑稽時，他卻堅持認為，堂·吉诃德身上有一種罕見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他以堂·吉诃德自比，夢想着做挑戰風車和雄獅的英雄。
由于出生在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層家庭，格瓦拉從小就對政治特别感興趣。
出生不久，他就患上了哮喘病，但是從不安分，率性和冒險的家族傳統，在他身上得到最充分的發揚。他喜歡騎着沒有馬鞍的馬在田野裡狂奔，雖然經常咳嗽得喘不過氣來。
格瓦拉十分熱愛體育運動，最感興趣的是橄榄球運動，他自命為“勇士”，在球場上經常橫沖直撞，頭破血流也不在乎，隻是在激烈得實在受不了的時候才停下來，捂着郁悶的胸口，向守在球場邊的父親求救：“爸爸，快給我打一針吧。”
哮喘，使他一生飽受折磨，在後來的遊擊生涯中，要遭受比常人更大的痛苦，也使他的性格中，養成了一種憂郁的特質，很早就開始思考關于生和死的問題。
1948年，格瓦拉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國立大學醫學院學習，并于1953年3月順利完成了學業。
大學時代，格瓦拉才華橫溢，熱情、叛逆，身材挺拔，面容俊朗，很快就與當地的名門閨秀奇奇娜相戀了。
1951年，格瓦拉在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的建議下，休學一年，環遊整個南美洲，他們于1951年12月29日出發，沿着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過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最後到達委内瑞拉。
一路走去，他看到了窮人的苦難，眼界被現實的殘酷，大大開闊，格瓦拉開始思考這個世界的不公，他們帶着同情，給沿途的麻風病人看病，也接受這些人最無私的幫助。
這次拉美之行，讓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
他開始感覺到，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
拉美之行使格瓦拉的思想悄然發生了變化，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已下定決心和人民共患難……我将用我的全部熱血，去實作無産者全力追求的未來。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離家8個月後，格瓦拉于1952年9月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
大學畢業後，格瓦拉告别母親，同時還舍棄了他和奇奇娜美麗的戀情，告别了一生中最愛的姑娘，踏上了他人生的征途。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一個戰士出發了！”——他高喊着跳上鳴笛的火車。
在玻利維亞經曆了一次革命之後，格瓦拉從厄瓜多前往瓜地馬拉。途經哥斯達黎加時，這個當時拉美唯一的民主國家，深深吸引了格瓦拉。
格瓦拉到達瓜地馬拉是1953年12月24日，當時，瓜地馬拉正處于年輕的左翼總統阿本斯的上司下，進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
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瓜地馬拉軍人組成的雇傭軍，阿本斯的政權很快被推翻，阿馬斯成為瓜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的鎮壓，幾個月之内約9000人被捕或被殺害。
格瓦拉在瓜地馬拉，目睹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那裡發動的政變，從此，更堅定了自己的信仰。
格瓦拉成了阿本斯的支援者，當阿本斯逃亡後，格瓦拉跟随他一起在墨西哥尋求政治避難。
在那裡，他見到了勞爾·卡斯特羅，後來，勞爾又将他介紹給自己的哥哥菲德爾·卡斯特羅。
格瓦拉很快就成了一位頗有名氣的職業革命家，他在總結瓜地馬拉的教訓時說，拉丁美洲的一切改革不論怎樣合理，隻要“侵犯”了美國的利益，都将遭到美國的鎮壓。
他認為，阿本斯垮台的原因是他未能武裝農民，格瓦拉在他的第一篇政治論文《我看到了哈科博·阿本斯的垮台》中概括了革命組織的政策。
他論證說，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必須建立一支忠于政府，而不是獨立于政府的軍隊，他們必須摒棄溫情主義，因為面對美國的敵對勢力，溫情主義是自取滅亡。
7年後，當中情局在古巴企圖故伎重施時，格瓦拉與卡斯特羅兄弟毫不客氣地挫敗了他們的陰謀。
當時，卡斯特羅兄弟正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鬥争、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進行準備，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羅上司的軍事組織。
在戰鬥中，格瓦拉的超人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卡斯特羅的賞識，他很快成了卡斯特羅最得力、最信賴的助手。
古巴新政府成立後，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同時還被任命為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的檢察長，負責清除巴蒂斯塔時代的戰犯。
1959年10月，并不懂經濟學的格瓦拉被任命為古巴國家銀行總裁，開始對古巴經濟體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将企業收歸國有，并實行土地改革。
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為工業部長，幫助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封鎖後，格瓦拉與蘇聯簽訂了貿易協定。
在這段時間内，他也因為對美國的強硬态度而逐漸聞名于西方，在古巴飛彈危機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談判的古巴代表團成員之一，并最終簽署了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計劃。
格瓦拉認為，安置蘇聯的飛彈，将捍衛古巴獨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國的侵略。
在古巴擔任高官期間，格瓦拉抵制官僚主義，生活節儉，并且拒絕給自己增加薪水，他從沒上過夜總會，沒看過電影，也沒去過海灘。
到了周末，格瓦拉還積極參加義務勞動，到哈瓦那的工廠或者是到郊區的甘蔗園勞動，有一次，在蘇聯一位官員家裡做客時，當那位官員拿出極昂貴的瓷器餐具來招待格瓦拉，格瓦拉對主人說：“真是諷刺，我怎麼配使用這麼進階的餐具？”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聯合國第19次大會，之後相繼通路了阿爾及利亞、剛果（金）等8個非洲國家和中國。
1965年3月14日，格瓦拉回到古巴後，他與卡斯特羅在諸如對蘇關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分歧日趨嚴重，不久，他就辭去了自己的職務。
1965年4月1日，格瓦拉乘飛機離開了古巴，4月23日，他從坦尚尼亞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剛果。
一些資料指出，在離開古巴之前，他同卡斯特羅的一次秘密會談中，說服了卡斯特羅支援自己的這次行動。
到了剛果以後，他得到了當時剛果遊擊隊上司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協助。
從此，格瓦拉開始向剛果起義軍隊傳授遊擊戰術，他的計劃是利用剛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區作為基地，訓練剛果及周邊國家的革命武裝。
此時，格瓦拉已經37歲了，而且并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經驗（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戰鬥經驗大都來自古巴革命。
在此期間，格瓦拉的行蹤已經進入了中情局的視野，中情局特工和剛果政府軍一道，開始全程監控格瓦拉上司的部隊的對外聯絡，以便在格瓦拉的遊擊隊來襲前，先發制人，截斷其補給線。
當時，格瓦拉希望能夠向當地的辛巴人灌輸古巴的革命思想及遊擊戰術，将他們訓練成一批骁勇善戰的遊擊隊。
但是，格瓦拉發現，由當地人組織起來的烏合之衆愚笨、漫無紀律、内部紛争不休，最後，導緻了那次起義的失敗。
他在非洲叢林中吃盡了苦頭，在度過了七個月的艱難日子之後，身體虛弱的格瓦拉，沮喪地與他幸存的古巴戰友，離開了剛果，來到了拉美的另一個國家玻利維亞。
1966年11月初，切·格瓦拉喬裝成烏拉圭商人，來到玻利維亞的尼阿卡瓦蘇地區，當時格瓦拉并不知道，自己的假護照已經被跟蹤追擊的中情局特工識破了。
中情局為了不打草驚蛇，并沒有馬上對格瓦拉采取行動。
來到玻利維亞後，格瓦拉帶領遊擊隊員，在事先買下的農場裡安營紮寨，進行訓練，同時在附近山裡挖掘岩洞，儲藏各種給養。
後來，當地的玻利維亞左翼組織把密林地區移交給格瓦拉用作訓練區域，格瓦拉和他的戰友按照古巴革命的方式，改編了當地的遊擊隊，成立了一支革命武裝，即“玻利維亞全國解放軍”，同玻利維亞政府的正規軍作戰。
玻利維亞總統勒内·巴利恩托斯得到這個消息後，揚言要殺死格瓦拉，并下令玻利維亞的政府軍，四處搜尋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
格瓦拉認為，隻要能打敗玻利維亞那支裝備極差的政府軍隊就大功告成了，卻沒有想到，美國中情局會介入。
當美國政府得知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開展遊擊戰争的消息，馬上派出了中情局的特勞工員進入玻利維亞，援助玻利維亞政府，圍剿格瓦拉的革命武裝。
當時，美國還從陸軍的特種部隊中派出了一部分人，到玻利維亞的軍隊中擔任軍事顧問，幫助訓練玻利維亞的軍隊，并且訓練了一支應付密林作戰的特殊别動隊。
實際上，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遊擊隊的處境相當艱難，他既得不到當地群衆的支援，也得不到玻利維亞左翼組織的協助。
因為中情局的特工進入玻利維亞後，抓捕了一大批認為同格瓦拉的遊擊隊有關系的農民和勞工，對他們進行嚴刑拷打，追問格瓦拉和他的遊擊隊的下落。
同時，格瓦拉的遊擊隊裡用來與古巴聯絡的兩台短波發報機又壞了，那台用來對哈瓦那發出的短波進行解碼的錄音機，也在一次渡河中丢失，這樣，就讓他無法同哈瓦那取得聯系，完全被隔離，到了孤立無援的地步，格瓦拉的處境十分危險。
1967年2月1日，格瓦拉率領27名遊擊隊員（包括15名古巴人和12名玻利維亞人）向尼阿卡瓦蘇和格蘭德河以北地區長途進軍，偵察當地的敵情，同當地農民取得聯系，選擇地點發展勢力。同時，格瓦拉還準備與玻利維亞的城市遊擊隊取得聯系，在此之前，他曾進行過多次聯系，但是，直到格瓦拉被捕時，也沒有獲得成功。
格瓦拉率領他的遊擊隊員，在格蘭德河以北的地區堅持遊擊鬥争，發動當地的農民起來革命。
不幸的是，有一個叫奧諾拉多·羅哈斯的農民出賣了他們，他向當地政府，報告了格瓦拉遊擊隊的行蹤。
政府軍和中情局的特工立即跟蹤圍剿，在轉移時，許多遊擊隊員犧牲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瓦帶領遊擊隊于3月下旬傳回尼阿卡瓦蘇營地時，一些先遣隊的人員居然違背遊擊戰的原則，來到玻利維亞石油公司的雇員巴爾加斯的家裡，并且随身帶着槍支，謊稱自己是墨西哥地質工作者。
這些人一離開，巴爾加斯就沿路跟蹤他們，并向當局告發，使他們的行蹤又暴露在政府軍和中情局特工的監視之中。
格瓦拉帶着隊伍回到營地後，發現有兩個人開小差逃跑了，其中有一個就是玻利維亞政府軍的奸細。
前不久，格瓦拉招募了八名新隊員，這兩個人都是那次招募來的，沒想到竟然招來了一名奸細。
在以後的幾天裡，玻利維亞當局極精确地測定了遊擊隊的營地位置，圍剿的軍隊，有目的地步步進逼，偵察飛機整天在他們所在的地區上空盤旋。
山下通往城鎮的道路被封鎖了，食物供應也被切斷了。為了粉碎政府軍的包圍，格瓦拉率領遊擊隊在尼阿卡瓦蘇的峽谷中伏擊了一支前來搜尋的政府軍，打死了7人，俘虜7人，其中還包括一個少校和一個上尉。
然而，在政府軍重兵壓境、步步緊逼的情況下，格瓦拉隻好率領遊擊隊撤離農場營地，朝東北方向轉移到古鐵雷斯村。
4月10日，他們在伊裡皮蒂附近，同政府軍打了一次漂亮的遭遇戰，戰鬥中，打死了政府軍10人，俘虜了30人。
這一仗，使得玻利維亞政府大大震驚，随即宣布，在東南地區實行戒嚴，并禁止玻利維亞左派組織的一切活動。
這時，中情局的特工也趁機出動，緊緊地盯住了格瓦拉的行蹤。
其實，早在半年之前，中情局就在秘密調查格瓦拉的行蹤。到了1967年3月，中情局已經正式确認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活動範圍，并且呈報了白宮。
當時，約翰遜總統親自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就此事進行研究。
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遜将軍和美軍南方司令部司令玻特将軍為代表的軍方，主張立即組建特種部隊司令部，出動美軍進入玻利維亞，以期一舉消滅遊擊隊。
上任不滿一年的中情局局長赫爾姆斯卻認為，目前格瓦拉的勢力并不大，不需動用美國正規軍，中情局完全可以對付格瓦拉遊擊隊，以秘密戰争的方式解決問題。
當時，美國國内的反戰情緒正在日益高漲，如果再向玻利維亞出兵，将産生嚴重的政治後果，勢必波及越南戰争的進行。
于是，約翰遜總統決定由中情局統籌指揮對格瓦拉的秘密行動，同時，他還決定，駐巴拿馬運河區的美軍南方司令部的軍事情報機構及其特種機動部隊，歸中情局轄制，一切行動，聽從赫爾姆斯的調遣。
得到總統的授權之後，中情局立即成立了一個特别行動小組，由美軍南方司令部情報機構負責人、空軍準将威廉·斯克爾擔任組長。
他的副手，就是特種部隊的雷蒙德·韋伯中校，具體行動由中情局老資格反遊擊戰專家、綽号“老頭子”的拉爾夫·謝爾頓少校直接指揮。
中情局随即派出了16名特勞工員和遊擊戰專家，并從韋伯中校的特種部隊戰鬥團中，選拔了50名“綠色貝雷帽”作為骨幹，乘飛機抵達玻利維亞，與中情局駐拉巴斯情報站的特工會合。
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館武官愛德華·福克斯上校的真實身份，就是中情局駐拉巴斯情報站站長。
他在1964年的軍事政變中，把玻利維亞空軍司令巴裡恩托斯中将扶上了總統的寶座，還有現任玻利維亞陸軍司令的奧萬多将軍也是福克斯上校扶植起來的。
是以，當時玻利維亞的軍權幾乎完全在中情局的控制之中。
“老頭子”謝爾頓帶領全班人馬飛抵玻利維亞後，立即在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郊區的一座兵營中，駐紮下來，然後在這裡訓練了120名玻利維亞特種部隊人員，以此作為圍剿遊擊隊的骨幹力量，并且對玻利維亞軍官兵進行反遊擊戰的強化訓練，直接指揮他們作戰。
1967年4月12日，中情局在聖克魯斯以北，荒廢的拉埃斯佩蘭薩糖廠建立反遊擊戰訓練中心，着手組建和訓練玻利維亞突擊營。
他們主要是從駐卡米裡的第4師抽調了大批兵員，後來又從駐聖克魯斯的第8師選拔了部分人馬，還抽調了一些空軍和傘兵，前後共計2000多人，由20多名受中情局指揮的“綠色貝雷帽”和少數古巴流亡者充當管理者和軍事教官，對他們進行分期輪訓，每期訓練約600名官兵。
訓練結束後，中情局把格瓦拉及其遊擊隊員的照片和畫像，分發給每一個突擊隊的官兵，同時，還為玻利維亞的突擊營配備了偵察機、戰鬥機和武裝直升機，開始對格瓦拉的遊擊隊進行圍剿。
當時，中情局反遊擊戰的專家們制定了一個“外松内緊”的方案，将包圍圈逐漸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