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作为晚商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大邑商”无论等级、规模、人口、物质文化发达程度，还是人员与文化来源的多样性，都远超同时期的任何城邑。在任何地域生活的人群，必然需要应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生活在殷墟不同来源的人群，尤其是基层人群，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还是用其来源地文化属性的物质文化遗存，在逝去后埋骨大邑商时是否还坚持自身族群传统的葬仪和随葬物品特点，是当时社会基层日常但必须面对的事情，但这一颇为重要的问题讨论却十分稀少。
对殷墟陶器的认识，是晚商时期遗存研究的基础。随着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殷墟遗址群陶器的文化因素和来源并不单纯，构成也并不单一。殷墟遗址群陶器的主体，是由二里岗文化陶器群结合豫北地区早商陶器发展而来的。都城人员来源复杂，殷墟遗址群的陶器群中也包含有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因此晚商殷墟遗址群中的文化因素较复杂。这既是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开放、变化的表现，也是当时人群流动的物质反映。
由于全国各地晚商时期考古资料丰富程度及公布情况有别，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与认知深入程度不同，即便是殷墟陶器多样性的辨识和分析，目前也尚处于起步阶段。牛世山等曾对殷墟文化多样性做出过框架性认识[1]，并在此基础上，对殷墟的硬陶、釉陶、原始瓷器类和徐家桥墓地发现的鄂东地区因素进行过分析[2]，我亦曾对殷墟所发现的晋陕冀三地同期考古学文化风格的陶器尝试分析[3]。
长期以来，对于殷墟身前与死后的物质文化遗存差异及其勾连关系的讨论，多集中在等级、铜器礼制等方面。但通过日用陶器与葬用陶器的对比，讨论不同人群在殷墟的组成线索，似乎是一条理论上可行的道路。对殷墟墓葬遗存中物质文化遗存最大宗的陶器，虽有专文讨论，但视角多集中在器物的组合规律、编年和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制构建，将随葬陶器与日用陶器进行比较研究的视角反而较少[4]。
在殷墟无论居址还是墓葬出土的所有陶器中，陶鬲无疑是最具指标意义的器物。鬲是商文化研究中的标志性复杂器物代表，自先商阶段至周代长期使用，具有年代学标尺作用。同时，鬲也是黄河流域到北方长城地带同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共有的主要器物，是用以区分考古学文化和人群差异的代表器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期以来中国夏商周考古的年代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研究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陶鬲谱系的研究。虽然陶鬲不是殷墟随葬陶器中数量最多的，但却是最具分析意义的器类。
虽然商代陶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研究目的和尺度不同，对殷墟各类陶鬲的形态分类和演变规律反映的阶段性变化已有共识[5]。但分析目的不同，决定了结论尺度的差异。陶鬲种类繁多，形态繁杂，既往研究的分类、认识不尽相同，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逐渐深入，对殷墟陶鬲的分类也逐渐细化。但由于视角和分析深度程度不同，学者间还未有共识。比如，最新的研究中，牛世山将殷墟陶鬲可细分为三类34型（包括亚型）[6]，李晓健则将殷墟墓葬随葬陶鬲与居址发现的陶鬲皆分为9型[7]。两相比较，牛世山的研究分析尺度较明显更为细致。
总体来看，殷墟时期陶器研究，以辨识文化因素为目的的研究刚刚开始，对于居址和墓葬随葬用用陶器的差异，更是少有涉及[8]。由于墓葬随葬器物往往与墓主身份、等级有特定的连带关系，也较日用陶器更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主观选择。在尝试分析殷墟以外族墓地时，我曾发现不同地区的族墓地，选择的主体陶器器类存在差异，明显有以鬲为主和以簋为主两种倾向，甚至不排除有以豆、罍（罐）为核心的随葬陶器组合方式[9]。
有鉴于此，我在下文将尝试对殷墟中小型墓葬与居址所见陶鬲进行讨论[10]。由于讨论目的并非年代学研究，所以本文不做类型学的重复分析，采用我对殷墟陶鬲的谱系研究结论，根据足部和陶质差别将殷墟发现的陶鬲分为四大类：夹砂实锥足鬲、夹砂柱足鬲、夹砂无实足根鬲、泥质陶鬲，共22种型别差异[11]。
二、居址与墓葬共有的陶鬲
殷墟小型墓葬随葬的陶鬲形态较多，大体有夹砂实锥足鬲、夹砂空锥足鬲、夹砂柱足鬲和泥质鬲四大类，以夹砂实锥足鬲数量最多，泥质鬲数量次之，空锥足鬲和柱足鬲数量较少。每种类别的陶鬲，形态差异较大。以下分类予以说明。
夹砂实锥足鬲：此类鬲是殷墟最为常见的形态，但形态较多，根据沿、颈、腹差异大略可分为十二类，其中有十类为居址和中小型墓葬所共见。
A型：纵长方体鬲，灰陶或灰黑陶，有折沿和卷沿两种，但统一的特点是沿面较宽，饰粗绳纹。口缘变化较多，方唇和圆唇最为常见，有的在口缘加贴泥条，唇缘似双唇；有的缘下有勾棱；有的沿面前端加贴泥条呈盘口；有的在沿面有划有凹槽。此类陶鬲是殷墟最常见的种类。此种鬲为居址常见器类，在中小型墓中也较为常见（图一：1、2）。
B型：横长方体鬲。有折沿和卷沿两种，但统一的特点是沿面较宽。口缘变化较多，但整体与纵长方体鬲无太大差别。此类陶鬲是殷墟居址中最常见的种类，也是中小型墓葬随葬陶鬲中最常见的（图一：3、4）。
C型：厚沿鬲。直口或微侈口。一般都是褐陶，厚胎，方唇多于圆唇。多饰粗绳纹。口部形态变化不大，裆、足部变化与A、B型演变规律相同。此种陶鬲多见于居址，中小型墓葬随葬较少（图一：5、6）。
D型：筒腹鬲。此类陶鬲，直腹，袋足不外鼓，有实足根，一般饰中、粗等的绳纹，但绳纹绝大多数不到底。整体演变形态与A型鬲相同。在殷墟的居址中比较常见，在中小型墓葬中有一定数量（图一：7、8）。
以上四类是殷墟最常见的陶鬲种类，其中前两种是自二里冈文化陶鬲发展演变而来的，在殷墟各墓地中基本都有发现；C型鬲与鲁北地区的陶鬲形态接近，D型则常见于冀中地区的同时期遗址中，在殷墟的中小型墓葬随葬陶鬲中，也属于常见器类。
E型：瘪裆筒腹鬲。此类鬲大多数为筒腹，实足根不太明显。大部分袋足与足尖之间无明显分界，绳纹多部分滚压浅细散乱，绳纹大多滚压至足尖。也有部分纹饰滚压似殷墟常见的粗绳纹，但绳纹滚压时有的没有中断或分组，往往一棍至底。此类鬲裆部始终较高，变化规律与A、B型鬲不同，有个别袋足外撇。此种陶鬲在居址中有一定比例，但在中小型墓葬中较少见（图二：1、2）。此类陶鬲常见于晋中地区以杏花墓地为代表的遗存中。
F型：高领束颈鬲。此种陶鬲袋足一般较肥鼓，且年代越晚颈部越长，袋足肥鼓状态越明显。此类鬲的裆部变化与A、B、C型陶鬲相同。在殷墟偏晚阶段，此类陶鬲中，特有一种红陶或红褐陶的小型高领束颈鬲更多见于墓葬。此类陶鬲，常见于晚商时期郑州至豫中南地区。这类陶鬲在居址中有一定数量，在较晚阶段的墓葬中比较常见，各墓地中，都有一定的数量（图二：3、4）。
G型：联裆羊角足鬲。此类器物在殷墟总量不多，以夹细砂的灰陶或灰褐陶为多见，也有部分为泥质。此类鬲多卷沿，圆唇或尖圆唇，长颈折肩、弧裆，颈部多较细的成组旋纹，下腹、袋足上有滚压较浅的短节细绳纹。三足近羊角状，较高，足尖外撇，形态较容易辨认（图三：1、2）。此类陶鬲，牛世山已经指出，在蕲春毛家咀为代表的鄂东地区遗址中较为常见。但在殷墟的中小型墓葬中，目前仅密集见于北徐家桥墓地[12]，总量不多。
H型：联裆敛口鬲。数量较少，形态似陶甗的下半（图三：3）。此类陶鬲渊源不太清楚，但可能与鲁北地区同时期遗存和胶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有一定关系。此类鬲在殷墟较为罕见，目前仅在郭家庄东南墓地发现过一件[13]。
I型：单把鬲。数量较少，目前亦罕见完整器（图三：4）。此类陶鬲的渊源不详，但不排除与淮河中游地区的同时期遗存有关。此类鬲极为罕见，目前在殷墟中小型墓葬中仅见于北徐家桥墓地[14]。
J型：束口折肩鬲。此类鬲在殷墟数量不多，但十分有特色（图四：5、6、7）。此类陶鬲与晚商时期鲁南地区以滕州前掌大遗址为代表的遗址和墓地中较为常见，应该是后者传入的遗存。此类鬲在殷墟中小型墓葬中罕见，目前仅在戚家湾[15]与纱厂[16]的墓葬有所见。
夹砂柱足鬲：此类陶鬲在殷墟有一定数量，但总量不多，裆部变化规律与锥足鬲相近。至殷墟偏晚阶段，出现一类夹砂红陶或红褐陶的柱足鬲，年代相对集中，比较特殊。根据领部、肩部差异，可分为四类，在居址和中小型墓葬所共见，虽然数量不多，但尚不属罕见器类。
A型：矮领柱足鬲（图二：5、6）。上部形态与B型实锥足鬲较接近，但柱足较高。此类陶鬲数量不多，但特色鲜明，在冀中地区也有零星发现，但源头还不能肯定。
B型：高领柱足鬲。与A型形体接近，领部较高，有的束颈（图二：7、8）此类陶鬲形态特殊，来源不详。
C型：高领蹄足鬲。与B型鬲总体接近，但一般均为褐陶或红褐陶，柱足多为蹄足，足面无纹饰（图二：9、10）此类陶鬲形态特殊，来源不详，但似乎与豫中、豫南至鲁西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有关。
D型：折肩柱足鬲。此类鬲数量极少，有的甚至泥质（图二：11、12）。如牛世山所指出的那样，可能和鄂东毛家咀类遗存和赣中地区的吴城文化相关。
夹砂无实足根鬲：除实足根鬲外，殷墟还有一定数量的无实足根夹砂陶鬲。这类无实足根陶鬲，一般绳纹滚压至足底。但此类陶鬲的形态差别较大，种类较多。根据腹部形态差异，在殷墟大体可分为四类，有两类见于中小型墓葬，仅有瘪裆鬲在居址和中小型墓中共见，高领肥袋足鬲目前仅在孝民屯墓葬有发现，尚未见于居址，两类陶鬲的总量亦不多。
A型：高领肥袋足鬲。多有花边，总量较少。一般为夹砂褐陶，多在唇沿外侧贴附一周泥条制成的花边，器物最大径在肥袋足靠下部位，袋足底部有的修饰成装饰性的实足根或平底足样（图三：5）。此类鬲形态特征明显，在殷墟有一定数量，形态与李家崖文化的花边肥袋足鬲较为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
B型：瘪裆空锥足鬲。有一定数量，形态较多，一般绳纹滚压较浅，散乱，有的筒腹，有的绳纹自沿下一直滚压到足尖（图四：1、2、3、4）。此类陶鬲在殷墟有一定的数量，是晋中地区晚商时期遗存的代表性器物。
泥质陶鬲：一般非实用炊器，大都为墓葬随葬的明器，但在居址中也与发现。此类器物在殷墟发现数量多，在山东、河北和豫中地区也有发现，似乎此类器物的源头与山东地区素面鬲的传统影响有关。由于其出现时间基本上集中在殷墟晚期，可能是晚商与山东地区夷人的交流过程中，受后者影响新创造的器物。在殷墟，泥质鬲的数量较多，且多见于墓葬，但在居址中也有一定的数量。此类陶鬲个体不大，制作较精，但形体不太固定，沿、颈变化较多。器表大都磨光，一般多为黑皮，袋足上部多有一道旋纹。多为短平沿，个别沿面起榫做盘口状。一般为锥足，个别也有柱足或蹄足。根据颈部有无可分两类。
A型：卷沿无领，整体器型变化不大，形体都较小（图四：8、9）。
B型：高领鬲。有的在颈部有旋纹，形体都较小。整体器型上部变化不大，裆、足部变化与夹砂宽沿鬲近同（图四：10、11）。
三、墓葬不见的陶鬲
除了上述在居址与小型墓葬共出或仅见于墓葬的陶鬲以外，殷墟还有一些目前仅发现于居址，而尚未在墓葬中发现过的陶鬲种类。这些陶鬲大体有高领的颈花边鬲（图五：1、2、5）、矮体双耳或三耳肥袋足鬲（图五：6）、唇沿带鋬耳的高领袋足鬲（图五：3）、联裆锥足鬲（图五：8）、矮领的肥足鬲（图五：4）、素面袋足鬲（图五：7）等几类。除素面袋足鬲外，上述各类陶鬲在居址中的数量也较少。
高领的颈花边鬲和矮体双耳或三耳肥袋足鬲，是李大人庄类遗存和围坊三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比较容易辨识。此类高领的颈花边鬲，花边饰于长颈靠上位置；矮体双耳或三耳肥袋足鬲是围坊三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蓟县围坊[17]、北京房山塔照[18]、易县七里庄[19]、北福地[20]等遗址多有发现。带花边的矮体肥袋足鬲，形体风格则介于冀西北地区早商时期最晚阶段的李大人庄类遗存[21]和围坊三期文化之间。从埋藏遗存单位看，此类陶鬲皆伴出有典型的殷墟文化器物，目前未见随葬于小型墓葬之中。这类遗存的陶器，与李大人庄类遗存接近的矮体肥袋足鬲集中出现于殷墟一期。高领的颈花边鬲和带耳的肥袋足鬲则出现于殷墟三期至四期阶段，年代略晚。这类陶鬲目前在大司空和孝民屯居址中数量略多，在宫庙区有零星发现。
带鋬高领袋足鬲与麟游蔡家河[22]的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是碾子坡类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此类先周文化风格陶器与典型的晚商文化遗物共存，未见单纯独立的埋藏单位。埋藏单位的年代，集中在殷墟四期偏早阶段。目前，此类遗存比较集中地分布于孝民屯一带。
联裆锥足鬲数量较少，大部分袋足与足尖之间无明显分界，绳纹滚压浅，但较粗，可能与晋中地区晚商时期的杏花类遗存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此类陶鬲目前仅见于刘家庄一带。
素面袋足鬲在殷墟总量不多。一般都是夹砂红褐陶或褐陶，火候不高，最大径在袋足偏下部位置，裆较高，无实足。三个袋足分开距离较大，有的裆心宽平，是较为典型的珍珠门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此类珍珠门文化风格的陶鬲多与典型的晚商文化遗物共存，未见单纯独立的埋藏单位，年代集中在殷墟三期、四期阶段，埋藏范围略大，在安阳多个地点都有发现。
四、随葬规律
作为随葬器物，陶鬲在殷墟各墓地中的随葬情况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似乎主要表现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不同墓地是否流行随葬陶鬲并以陶鬲为单一随葬陶器；其二，不同形态陶鬲在墓地的出土概率及出现时间；其三，陶鬲与其他陶器的组合规律。
（一）是否流行随葬陶鬲
殷墟各墓地是否流行随葬陶鬲，并不相同。同时，墓葬是否仅随葬陶鬲，而无其他陶器伴出，反映墓主所属人群的葬仪认知中陶鬲的地位如何。
晚商殷墟墓葬常见的随葬陶器主要有觚、爵、簋、鬲、豆、盘、壶、罐、罍等，此外，尊、盆、卣、盂、甗、甑、斝、瓿、觯、鼎、器盖等日用器类也可随葬，但出土总量不多，这些随葬器物在不同的墓地随葬的数量并不相同（表一）。除觚爵以外，最常见的随葬陶器是簋、豆、鬲三种，但在不同的墓地中，这三种陶器的绝对数量却也有不同。但如果从随葬陶器的总量来看，殷墟最常见的随葬陶容器是觚、爵，簋次之，陶鬲总量约占第三。陶鬲在不同墓地的出土概率并不相同，反映了不同人群对陶鬲的接受程度不同。以下选取几个发掘较充分，墓葬数量比较多，有墓地平面图且资料公布相对较完整（至少有墓葬统计表）的墓地略作说明。
1984年至1988年大司空村北地发掘殷墟时期墓葬78座，其中至少有51座墓葬随葬有陶容器[23]。可知这一片区的墓葬随葬陶容器的比例较高（表二）。墓地中发现陶觚20件、爵20件、鬲21件、簋35件、豆12件、盘17件、罐24件、罍13件。这些墓葬中，除陶觚爵外，陶簋的数量最多，陶罐次之，陶鬲在墓地中并非具有核心地位的随葬品。墓地中共有20座墓葬随葬有陶鬲，但仅有3座墓葬随葬单鬲，其余墓葬随葬的陶鬲也多是与其他器物伴出，未发现一墓随葬多鬲的情况。
2004年大司空村东南原豫北纱厂中心区发掘殷墟时期的墓葬354座，虽然被严重盗扰，但其中至少有163座墓葬随葬陶容器[24]，可知随葬陶容器的比例也不低。墓地发现陶觚91件、爵82件、簋116件、鬲40件，豆53件、盘45件、罐97件、罍24件。除陶觚爵外，陶簋数量明显较多，罐、豆的数量也多于陶鬲，说明陶鬲同样不是该墓地中具有核心地位的随葬品（表二）。但墓地中40座墓葬随葬陶鬲，随葬单鬲的墓葬有17座，多于随葬单簋（9座）和单罐（8座）的墓葬，但少于单豆的墓葬（19座）。未发现一墓随葬多鬲的情况。
2000年大司空以东的郭家湾新村发掘晚商时期墓葬379座，其中有212座随葬陶容器，比例较高[25]。墓地发现陶觚111件、爵110件、簋68件、鬲51件，豆106件、盘23件、罐60件、罍37件。墓地中共有51座墓葬随葬陶鬲，但只有17座墓葬单独随葬陶鬲（表二）。该墓地与2004年大司空东南地的发掘情况接近，簋、豆的数量多于陶鬲，随葬单豆的墓葬多于单鬲的墓葬。
1966~1977年间，殷墟西区墓地至少发掘了939座晚商墓葬，其中至少有716座墓葬随葬陶容器，比例极高[26]。墓地共有173座墓葬随葬陶鬲，但不同的墓区随葬陶鬲的墓葬比例不一（表二）。按墓葬发掘者的划分方式，一区随葬陶鬲墓葬21座、二区28座、三区64座、四区21座、五区4座、六区28座、七区6座、八区1座[27]。墓地共发现陶觚472件、爵455件、簋180件、鬲182件，豆187件、盘292件、罐171件、罍53件。该墓地陶鬲的数量较多，簋、豆与鬲的比例较接近；随葬单鬲的墓葬数量较多，共45座，而随葬单簋者22座，随葬单豆者33座，与大司空一带的几处墓地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该地区陶盘的总量较多，与洹北大司空一带的墓地有较明显的差别。墓地中不同的墓区间的随葬陶器差别明显。二区、三区、四区，随葬陶鬲的墓葬比例较高。三区随葬单鬲的墓葬最多，尤以该区中部十分集中。一区随葬单簋墓葬较多，二区随葬单豆墓葬较多。随葬单鬲的墓葬以殷墟三期最为多见，三期、四期的随葬陶鬲的墓葬总量最多。
1989~1990年孝民屯东南地发掘一片墓地，共发掘晚商时期中小型墓葬132座，其中107座中随葬陶容器，比例较高[28]。这些墓葬中共有33座墓葬随葬陶鬲，共发现陶觚60件、爵59件、簋28件、鬲29件（另有无法统计的残鬲若干），豆21件、盘33件、罐22件、罍2件。鬲与簋的比例接近，略多于陶豆，但明显少于陶盘。墓地中随葬单鬲的墓葬13座，随葬单簋的墓葬4座，随葬单豆的墓葬8座。整体陶器随葬倾向与西区墓地比较接近（表二）。
2003年，孝民屯遗址大规模发掘，共发掘晚商时期墓葬645座，其中333座随葬有陶容器，比例较西区墓地略低[29]。这批墓葬中共发现陶觚208件、爵207件、簋21件、鬲80件，豆61件、盘28件、罐5件。这批墓葬中有82座随葬陶鬲，随葬陶器中鬲的数量较多，远多于陶簋，更多于陶豆，具有鲜明的特点。所有墓葬中，随葬单鬲的有51座，随葬单簋的有4座，单豆的有17座。发掘者也发现，在这批墓葬中，至少有一个片区的墓葬以随葬单鬲者为多，且多使用泥质陶鬲随葬。
1958年为社科院考古所为修建安阳工作站，在小屯西地工作站周边发掘了52座晚商时期墓葬，其中23座随葬陶器，共有5座墓葬随葬陶鬲，仅1座墓葬单独随葬陶鬲，但有7座墓葬单独随葬陶豆[30]。这批墓葬中共发现陶觚13件、爵11件、簋10件、鬲7件、豆14件、盘1件、罐7件，随葬陶鬲比例较低，而陶豆比例明显较高。墓葬中陶器随葬规律较为固定。
1960年白家坟西地发掘了两个相隔200余米的片区，共发掘了59座晚商时期墓葬，随葬陶器数量较多，虽然可能不是一处墓地，但因其随葬陶器的组合规律较一致，因此在一起讨论[31]。这59座墓葬中，至少50座墓葬随葬陶容器，其中仅有4座墓葬随葬陶鬲，只有1座墓葬单独随葬陶鬲。随葬的陶容器中至少有陶觚39件、爵33件、簋6件、鬲4件、豆23件、盘19件、罐3件。该墓地的鬲、簋比例都不高，较特殊。墓地中随葬多件陶器的墓葬，组合规律较稳定。
1959年至1961年间，苗圃北地曾发掘晚商墓葬85座，其中44座随葬陶容器[32]。这批墓葬中有37座随葬陶鬲，比例极高，且随葬单鬲墓葬也高达18座。随葬的陶容器中，至少有陶觚17件、爵17件、簋1件、鬲37件、豆8件、盘2件、罐2件。该墓地中陶簋、罐随葬比例低，较为特殊。墓地随葬多件陶器的墓葬，陶器组合规律较为固定。除陶容器外，该墓地有数座墓葬随葬陶范，是较特殊的葬俗。
1988年刘家庄村北发掘了一批墓葬，相对比较集中，应该是一处墓地。发掘区共有晚商时期墓葬41座，其中24座随葬陶容器，比例与03孝民屯发掘区的墓葬接近[33]。陶容器中共有陶觚12件、爵11件、簋16件、鬲1件、豆12件、盘2件、罐3件。随葬陶器中陶鬲的比例特低，仅1座墓葬随葬陶鬲，且未发现单独随葬陶鬲的墓葬，这是该墓地十分突出的现象。
1982年至1992间，郭家庄西南陆续发掘了184座晚商墓葬，其中137座随葬有陶容器，比例极高[34]。陶容器中共有陶觚97件、爵88件、簋70件、鬲21件、豆30件、盘56件、罐37件。这批墓葬中有20座墓随葬陶鬲，出土概率明显较低，与孝民屯片区的墓地差别很大。郭家庄西南的墓葬中，随葬单件陶器的墓葬不多，随葬单鬲的墓葬仅一座，单独随葬一件陶簋的有6座。大部分墓葬的随葬陶容器都是多件共出，有一定的组合关系。
1987年秋梅园庄南地发掘晚商墓葬111座，其中64座随葬陶容器[35]。这些陶容器中有陶觚43件、爵35件、簋11件、鬲3件，豆14件、盘29件、罐10件。陶鬲仅发现在3座墓葬之中，出土比率明显很低。所有墓葬中随葬单件陶器的墓葬，只见单独随葬豆和盘的墓葬，未发现单独随葬鬲、簋的墓葬，是该墓地较有特点之处。
2001年，北徐家桥村北发掘晚商墓葬488座，其中有292座随葬陶容器[36]。这些陶容器共有觚120件、爵105件、簋15件、鬲229件，豆8件、盘6件、罐5件。陶鬲的随葬概率是殷墟遗址目前已知的墓地中最高的，有227座墓随葬有陶鬲。随葬单件陶器的墓葬中，以单独随葬陶鬲的墓葬为绝大多数，总量达144座，占墓地随葬陶器墓葬的48%。除觚、爵外，随葬单簋的墓葬仅3座，单独随葬盘、豆的墓葬在北徐家桥墓地中未发现。该墓地随葬陶器的特点异常鲜明。
1981年至1984年，戚家庄东地共发掘了晚商墓葬192座，其中至少有134座墓葬随葬有陶容器37。这批墓葬中共发现觚115件、爵114件、簋32件、鬲9件，豆21件、盘104件、各类罐50件。该片区陶鬲出土数量甚少，而盘数量特高，簋、豆数量接近，墓葬随葬陶器的组合中，明显有以盘为多见的现象，这也是该墓地的特色。这一片区的墓地，不太流行随葬单件陶器。所发现的墓葬中，只有8座随葬陶鬲，仅发现3座墓葬随葬单鬲，另有9座墓葬随葬单盘，1座墓葬随葬单豆，1座墓葬随葬单簋，4座墓葬随葬单件各类小罐。鬲、豆、簋在该墓地似乎都不太流行。
上述十四处墓地的随葬陶鬲情况颇有不同，大体呈现出三种倾向（表二）。
第一种倾向，是部分墓地随葬陶鬲比例极高，显示出在觚爵以外，是墓葬随葬陶器的核心。北徐家桥、苗圃北地、03年孝民屯发掘区和西区墓地三区、五区可作为此种倾向的代表性墓地。说明这些墓地的埋葬人群，十分重视陶鬲在葬仪中所代表的形而上意义。
第二种倾向，是随葬陶鬲虽然数量不多，但与簋、豆、盘的数量相差不太悬殊，说明在这一片区的墓地陶器选择中，陶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对应人群所接受，但不作为随葬陶器的中心。以大司空为中心的洹北东部区域各墓地，是这种倾向的代表。
第三种倾向是，陶鬲的随葬比例不高甚至极低。58年小屯西地、60白家坟西地、88刘家庄村北、戚家庄东地、87梅园庄南地、西区墓地八区等墓地的随葬陶鬲数量都在个位数，甚至部分墓地仅有1件陶鬲随葬，说明墓地的埋葬人群对陶鬲的接受程度有限。在不选择以陶鬲为炊器、食器葬用陶器器类中心的墓地中，多采用陶豆、陶簋为中心。殷墟三期以后，陶豆逐渐减少，中心地位往往让渡于陶盘，部分墓地的随葬陶器中心有陶豆向陶盘转换的倾向，但陶鬲的地位也并未改变。
同时，还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是，陶鬲发现较多墓地中，单独随葬陶鬲墓葬的比例相应也较高，二者往往呈正比例关系。其二是，在孝民屯、苗圃北地这样的铸铜手工业作坊区附近甚至与作坊共用同一空间的墓地中，小型墓随葬陶鬲的概率极高。
（二）不同形态陶鬲随葬的时间与空间分布规律
各类不同形态的陶鬲在殷墟不同墓地的随葬时间有所不同，有些特定的陶鬲目前也仅见于某些墓地。目前有如下规律可以总结：
第一，长方体实锥足分档鬲、厚沿实锥足分档鬲、筒腹实锥足分档鬲、高领束颈实锥足分档鬲、各类泥质素面鬲广布于殷墟各墓地。只要是延续时间较长的墓地，均可发现上述几类陶鬲。各类夹砂柱足鬲在各墓地基本都有零星发现，但总体数量都不多，目前尚无法确定哪一出墓地较为集中。上述几类陶鬲在墓葬中的随葬时间，与同形态陶鬲在殷墟居址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
第二，瘪裆筒腹实足根鬲、联裆鬲和无实足根的各类肥袋足鬲，目前仅在大司空及以孝民屯一带的墓地中有零星发现，数量都不多，与所在或临近地点居址发现可以相呼应。
第三，夹砂羊角足鬲、素面敛口鬲、束口折肩鬲、单把鬲等相对特殊的陶鬲，目前绝对数量极少，目前多见于北徐家桥、郭家庄、戚家庄等小屯以东、以南的地区。同类的陶鬲在其周围的居址尚未发现或极罕见。
第四，部分总量不多，但文化因素明确的陶鬲在殷墟墓葬中出现的时间规律明显。瘪裆鬲、素面无实足根的肥袋足鬲在殷墟一期和四期阶段发现十分集中。带有晋中地区杏花类遗存风格的陶鬲，则在殷墟二期至四期的墓葬中都有零星出现，但未见某一时段较集中的情况。素面泥质鬲、夹砂羊角足鬲、素面敛口鬲、束口折肩鬲等则集中见于殷墟四期。泥质鬲、夹砂羊角足鬲可能在殷墟二期出现，束口折肩鬲、素面敛口鬲则集中于殷墟四期。
第五，整体来看，殷墟遗址群晚商时期墓葬的陶鬲随葬，自殷墟一期开始未曾中断，这应该是延续自早商时期墓葬随葬陶鬲的葬仪传统。但殷墟前述墓地中更为普遍地随葬各类陶鬲，基本都是在殷墟三期以后，以殷墟三期和殷墟四期偏早阶段相对集中。殷墟一期前后的墓葬随葬陶鬲，从组合还是葬俗特征看，虽较常见，但随葬的规律性还不强。殷墟二期以后，陶鬲随葬的总量下降，在不同的墓地比例差别明显。陶质炊器、食器的组合，并没有在殷墟为各不同人群较普遍地接纳。
第六，如果以小屯为当时殷墟的中心，则大司空、孝民屯、郭家庄、戚家庄，基本上属于都邑相对“郊区”的地点。类似夹砂羊角足鬲、素面敛口鬲、无实足根肥袋足鬲等辨识度较高，但总量不多的陶鬲，多数出现在这些地区的墓葬中。
（三）组合规律
既往研究中，对殷墟晚商时期墓葬陶器组合的基本共识是，“陶质觚爵为代表的酒器，是陶器组合的核心；同时，陶器出现了明器化的倾向”[38]。总体来看，殷墟晚商时期陶鬲的随葬组合规律基本符合这一论断框架，但也有自身的规律可循。从前述墓地的实际情况来看，陶鬲作为随葬品时，有三种主要的组合倾向，大体有这样几条线索可循。
首先，陶鬲可作为随葬品单独随葬，与其他器物组合时，多为夹砂鬲，但个体较小。在部分墓地，作为明器的泥质陶鬲较少与其他器物配组39。从目前殷墟各墓地随葬陶鬲的情况看，以各类夹砂陶鬲为大宗，无论单独随葬还是与其他器物一起配组，也都是各类夹砂鬲最为常见。但与居址所出的陶鬲相比，墓葬随葬的夹砂鬲，整体个头都较小。一般以12-17厘米高的陶鬲最为常见，高度在10厘米左右的陶鬲也有一定的比例，但普遍罕见24厘米以上的高大陶鬲。泥质陶鬲在如03孝民屯墓地、北徐家桥墓地中往往单独随葬，但在04大司空、西区墓地一区、三区等墓地中，却多与其他陶器配组随葬。
其次，在与以觚爵为中心的酒、饮器配组时，有两种配组形式。一种是鬲与觚爵单独配组，另一种是既有觚、爵饮器，同时又将鬲和簋、豆（盘）、罍等盛食器、存储器配组的模式（表二）。以觚、爵加鬲的配组，出现在殷墟二期，至四期依然存在，但这种组合的绝对数量不多，在部分墓地如西区墓地三区比例偶见稍高。有时，觚爵未必齐全，会出现单觚、单爵或觯与鬲配组的情况。这当是觚、爵、鬲完整配组的简化形式。
在酒器加鬲（炊器）组合基础上，会增加盛器如簋、豆、盘，有时会再增加存储器罍、尊、瓿，形成酒饮器+炊器（鬲）+盛器+存储器的完整陶器配组。此类配组当是在葬仪方面尽量全面复刻日常生活的体现，但似乎仍然强调以酒器为中心。
其三，在鬲与非饮器配组时，往往是与簋、豆（盘）、罍（罐、瓿）配组。陶鬲随葬的另一种配组方式或思路，是在缺少酒饮器的基础上展开的。基础配组是炊器（鬲）配组盛器。因之，以鬲与簋、豆（盘）单独配组的较多，有时会以鬲同时配组豆、簋、盘。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存储器罍、罐、尊等。这种组合方式不以酒饮器为中心，反映了更注重无酒器的日常生活，似乎是可以回避宴饮礼仪方式的体现。
其四，同墓随葬陶鬲，极少成对。从前述墓地现象看，陶鬲无论单独随葬还是与其他陶器配组随葬，多是一件，而少有两件一起随葬的陶鬲。晚商殷墟墓葬一墓葬两鬲的墓例较少，类似八里庄M70这样一墓随葬三件陶鬲的个例[40]，墓例更少。大多数一墓两鬲的墓例中，两件陶鬲形体多不相同。比如58小屯西地M241、M250这样一墓随葬两鬲的墓葬中[41]，两件陶鬲往往都是一件为夹砂锥足鬲，另一件则为泥质鬲；85铁西刘家庄M64两件陶鬲一件为弧裆柱足鬲，一件则为四期常见的无实足根宽体鬲[42]。但也有如戚家庄M231这样随葬的两件陶鬲形态基本相同的例证[43]。
殷墟墓地中一墓随葬多鬲的，往往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墓葬填土中有一鬲，随葬一鬲，但陶鬲形态也多不相同，比如西区M311就是这种情况[44]。另外一种是碎器葬，会出现两件或多件陶鬲情况，如花园庄东地M60，就有两件打碎的陶鬲[45]。
第五，在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中，一般没有陶鬲随葬。
五、小结
作为同时期东亚地区最大的都市，殷墟居住人群多样复杂，族系不同、来源不同、等级不同的数十万人在数百年间，不可能全部落叶归根。如果埋骨殷墟，必然会有不同地缘或血缘归属的人群，是否都可以在都城拥有相对独立且稳定墓地的问题。人群来源复杂、殷墟社会组织形态模糊不清和晚商都城地权归属关系一无所知，决定了殷墟墓葬研究的一些瓶颈性困境。
但墓葬随葬陶器的共性，往往指向了同一墓地随葬人群的礼制接受程度和共有选择。上述陶鬲在殷墟晚商墓葬中的随葬现象和规律，似乎暗示了殷墟当时人群构成的几点特征。
首先，在殷墟以“觚爵”一类酒饮器为随葬陶器配组核心，“酒奠”思想盛行的整体趋势下，殷墟不同的墓地（区）随葬陶器的选择并不相同。反映了殷墟葬仪礼制细节表达的多元化。同时，殷墟以外四方的族墓地随葬陶器中，陶觚、爵极罕见，无论陶器组合中心是鬲还是簋，但重炊、食器而轻酒器的现象非常突出。但在殷墟，重酒器的“酒奠”礼制表达更为突出，单重炊、食器而轻酒器的墓葬虽然存在，但不占主流地位。城、乡或者都、鄙、邑间的等级地缘差别，似乎也较突出地体现在下层人群的葬仪器物选择之上。
其次，不同墓地或一处较大墓地的不同墓区间，是否选择陶鬲作为随葬陶器的中心，差异较大。这与殷墟以外族墓地中有随葬“陶鬲”、“陶簋”两种主要倾向差别明显[46]。说明不同族墓地内陶器组合的复杂程度与墓地的等级、人群存在直接关联，殷墟的人群复杂性直接带来殷墟墓地随葬陶器的复杂性。
其三，殷墟小屯宫庙区以外的外围墓地或墓区多能发现随葬陶鬲有地方文化因素凸显的现象。同时，较罕见器型的陶鬲往往不集中分布，这种现象似乎暗示了少数人群在殷墟生活时并不能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这提醒我们，在殷墟的部分墓地，可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族墓地”，而是“邦墓”公共化的体现。这更加说明，晚商时期同一墓地空间内可能存在多来源的社会组织，甚至有可能不同族系来源人群可共用一处墓地。晚商时期，在都城中出现不同人群共用墓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员重组和地权变更的反映，也应该是周代“邦墓”的源头。
其四，殷墟不同墓地与墓区的随葬陶器中心的差异，比殷墟以外族墓地显示了更复杂的态势。但随葬陶器中心的差异所反映的是城与乡或都城与鄙、邑、甸、师的等级差异，亦或还是晚商时期或晚商社会存在以政治地缘等级下产生的意识形态表征的物质文化差异，是亟需研究者警醒的现象。
其五，从早商时期随葬陶器以炊器为重心到殷墟时期以觚、爵为中心的“酒奠”礼仪逐渐重要，这种转换过程通过殷墟墓葬的随葬器物可以看清其流变发展过程，但这种变化的导向动因和主导人群是什么，还有待研究。更重要的是，在殷墟不同墓地中，晚商时期不重觚爵随葬的人群和殷墟以外广大不使用觚爵随葬的人群如何理解其身份和族属认同，同样是更大的学术问题。
其六，以陶鬲而窥一斑，殷墟不同墓地、不等等级墓葬中随葬陶器的复杂态势，以及不同墓地的随葬器物组合的或增益或简化，应当理解为殷墟人群的整合过程或缩影，更应该视为晚商意识形态死亡观的整合过程或缩影。
上述梳理，尚有大量细节可进一步探索。我之所见，也仅是宏观感观。下一步需要将观察视角细化，具体到单个墓葬随葬陶器与墓葬方向、埋葬方式对比，细论空间位置临近的小墓组之相互关系，再逐步拓展比较墓区、墓地与不同墓地的期别过程，所获认识必另有不同。但上述粗疏观察，亦或有助于思考晚商都城的管理模式与规划问题。有鉴于此，故不揣浅陋求教于方家。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时期中原与边疆冶金手工业”（课题编号17ZDA219）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课题“太行山东麓戎狄的华夏化”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绪师、商周田野工作坊同道审阅，他们给予了重要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注释：
[1]a.牛世山：《殷墟文化的多样性——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b.牛世山、岳洪彬、岳占伟：《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以陶鬲为例》，《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c.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2]牛世山：a.《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附论中原和北方地区商代原始瓷的来源》，《考古》2016年第8期；b.《湖北东北部晚商文化的新认识——从蕲春毛家咀遗址和新屋塆青铜器谈起》，《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3[常怀颖：《殷墟出土晚商陶器所见之晋陕冀地区文化因素》，《文物》2021年第7期。
[4]对殷墟随葬陶器的分析，近年来曾有数篇专门的讨论，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分析。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a.胡洪琼：《殷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b.何毓灵：《殷墟墓葬随葬品冥器化现象分析》，《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c.胡洪琼：《殷墟仿铜陶礼器墓试析》，《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d.郜向平：《商墓中的毁器习俗和明器化倾向》，《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e.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f.康石磊：《殷墟仿铜陶礼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g.唐锦琼：《论殷墟铜器墓中的陶器使用方法》；《考古》2015年第4期；h.李贵昌、李阳、孟小仲：《殷墟大型族邑聚落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比较研究》，《殷都学刊》2017年第1期；i.郭梦等：《殷墟锡衣仿铜陶礼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20年第2期；j.李晓健：《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5]对晚商陶鬲编年的基本框架构建，始于邹衡与郑振香先生。见a.邹衡：《试论殷墟文化的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4、6期；b.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c.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d.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6]牛世山、岳洪彬、岳占伟：《殷墟文化的多元文化因素再分析——以陶鬲为例》，《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
[7]李晓健：《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8]近年来，一些青年学子尝试在这方面进行讨论。但对于墓葬与居址陶器的差异，在类型分析的年代学、器类组合等研究目的之外，由于视角不同，很多研究明显不足。比如，李晓健虽将居址与墓葬所出陶鬲分开进行类型学研究，但并未对比分析居址与墓葬所出陶鬲的差异在哪里，以及这种差异表现了哪些文化与社会的问题。
[9]常怀颖：《从随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10]高等级铜器墓伴出的陶器，与中小型墓葬的随葬陶器有一定差别，将另文讨论。
[11]常怀颖：《晚商殷墟遗址所见陶鬲谱系补议》，待刊。
[12]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北徐家桥——2001~2002年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10期。
[14]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北徐家桥——2001~2002年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15]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16]牛世山等主编：《殷墟出土陶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7]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1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9]a.段宏振、任涛：《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现大量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b.段宏振：《七里庄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的演进——兼论燕山以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7年6月15日。
[20]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的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21]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等：《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第5期。
[2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陕西麟游县蔡家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郭家湾新村》，科学出版社，2020年。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7]由于材料发表的原因，墓葬登记表只能复原152座墓葬中随葬陶鬲，其余20座墓葬的情况不详，疑集中于三区。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商代墓葬1989～1990年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9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文物出版社，2019年。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考古》1991年第2期。
[36]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北徐家桥——2001~2002年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37]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38]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39]比如何毓灵就明确指出，在2003年孝民屯墓地中，泥质陶鬲多作为随葬品，且不与其他器物配组随葬。
[40]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殷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42]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43]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46]常怀颖：《从随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作者：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三代考古》（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科学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