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早的两个王朝，夏商留下了无数神话传说，更留下无数谜团，其中之一是商朝取代夏朝之后，整个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变得越来越文明，故而商朝取代夏朝，应该是进步了。但因为历史上也不乏落后文明消灭先进文明的现象，比如元代取代宋朝，因此商代取得夏朝，也的确可能是落后消灭先进，进而让社会出现倒退的现象。
近些年来，在寻找夏朝文字的过程中，部分学者认为夏朝文字就是夏篆，以夏禹书、禹王碑为代表，该字体非常成熟，非常规范，笔道圆润，讲究对称，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而相比之下，甲骨文却是一种落后字体。由于文字是文明的结晶，因此据此分析出商代社会比夏朝落后。
那么，商朝取代夏朝，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百余年来，考古取得了一些重大发现，早已给出了答案。
文字：商代比夏朝的成熟
夏朝有没有文字，这个问题争论了好多年，其实甲骨文早已给出了确切的答案。甲骨文卜辞中，记载了帝俊、商契、王亥等人，而他们都是夏朝或之前的商人，如果夏朝没有文字，商人何以记载祖先的名字？可见，夏朝时期已经有了文字。因此，问题不是夏朝有没有文字，而是夏朝文字相比甲骨文如何。
1999年，《偃师二里头》挖掘报告出版，内容涵盖1959—1978年的挖掘资料，上面有一段话介绍了二里头陶文（部分见下图）：“发现的刻划符号，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内侧和其他器内的口部，有粗细不同的竖线、十字形、交叉形、树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
新世纪后，结果甲骨文，众多学者们经过多年研究，如今基本确定这些陶文是文字，而不是没有意义的刻符，下面分析图1—图8的意思。
首先图1，与甲骨文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属于“矢”的初文。图2-4，也是“矢”的意思，只是当时这个文字显得极为简单朴素。图1与图2-4的两种箭矢，后者是前者的初文，还是属于两种不同用途的箭矢，如今还搞不清楚。
其次图5-7，看似是一个“口”，实际上代表的是“陷井”，捕猎用的井，不是吃水的井。
第三图8是“口矢”合一，意思是将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的捕猎方式，也就是有箭矢有陷阱的捕猎。甲骨文与现代汉语中，都没有单独的文字可以表达这一意思，说明文字分工越来越精确了。闲话一句，以这个陶文来看，因为社会环境的关系，上古时一个字可能含有极为复杂的意思，所以破译甲骨文等文字难度很大，西方学者说他们破译各种古埃及、古希腊、苏美尔等文字，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从下图二里头陶文与甲骨文对比来看，商代文字明显要比夏朝文字更成熟、更系统一些。也就是说，从文字角度来看，商代比夏代更先进、更文明一些。
古城：商朝比夏朝的更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城市越大、建筑越庞大、布局越合理，则说明社会文明程度越高。以夏商古城遗址对比来看，商代比夏朝的更大，技术更为先进。
关于夏朝古城，最为典型的是王城岗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其中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禹都阳城，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登封市，遗址上有东西两座小城，其中西城保存完好，起初发现占地大约1万平，新世纪后外围还套着一个占地30万平的大城，并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不过，该遗址建筑不多，学者杨宝成在《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中指出，“王城岗城堡遗址本身并不能作为“进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从其规模和性质来分析，该遗址只是一座建有防御设施的一般聚落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市，早已广为人知，在此不再赘言，该遗址面积不小于3平方公里，内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区域，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与王城岗遗址相比，二里头遗址已经脱胎换骨。
关于商人遗址，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位于河北石家庄地区，其中平山西门外遗址占地2万多平，鹿泉北胡庄遗址如今还未完全探索，如今探明的面积为15万平。不过，与王城岗遗址差不多，这些遗址还属于“聚落遗址”。
五帝晚期与夏朝时期，商人逐步南下，从石家庄到邯郸，再到河南濮阳、以及河南新乡一带。其中，在新乡辉县孟庄一带，发现了12.5万平米的先商古城，大约是商人王亥时代，说明当时商人已经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进入商朝之后，规模庞大的商朝古城层出不穷，郑州商城高达25平方公里，偃师商城占地190万平方米，安阳殷墟总面积高达36平方公里。其中，偃师商城是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布局结构最清晰的都城遗址，宫殿、府库、兵营、作坊、宗庙等一应俱全，且布局非常合理。偃师商城、以及二里头遗址，城市布局都远不是夏朝时期所能比的了。
因此，无论从先商遗址，还是从商朝古城来看，即便不能肯定地说商朝更先进、夏朝更落后，但也至少不能说夏朝比商朝先进。
青铜：商朝比夏朝的先进
对金属的利用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文明程度越高，技术更为先进，就越能制造出更硬、更大的金属制品。但从夏商青铜器来看，商朝要远远超过夏朝。
夏朝王城岗遗址中，考古发现一块青铜残片，属于锡铅青铜，只有5、6厘米见方。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用途多种多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青铜爵（见下图），但该遗址青铜器规模都不大，属于小型青铜器。
相比之下，商朝青铜技术非常先进，几乎一座司母戊鼎，就能让整个夏朝青铜器相形见绌了。研究报告显示，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是商代最重的青铜器。
关于夏商青铜器，还有一个更为直观的比较，也与夏商文字有关，这就是青铜爵。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指出：“商代甲骨文中有的爵字，所摹形制的爵，显然应是二里头文化或至迟是二里岗期（又称郑州商城遗址）商文化的爵，而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见。”也就是说，商代的“爵”字，应该创造于二里头或二里岗时期，大约是夏朝晚期或商朝中前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爵”字也佐证了夏朝已有文字。
那么，夏商青铜器变化在何处呢？其实，夏商审美不同暂且不谈，重要的是商朝青铜技术远比夏朝先进。二里头遗址青铜爵胎体轻薄、制作粗糙、三足轻细、爵体鲜有花纹，而商代青铜爵（见下图）更为厚重、结实、爵体通常绘有花纹，两者比较不难看到商代青铜技术更高。
综上，从文字、城市、青铜三个要素上看，商代要比夏代更为先进。
其实，最近一些年考古发现，“夏朝”说法可能不太准确，因为考古发现商朝之前的确存在一些“区域性王国”，最典型的是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等，但这些遗址代表的不是一个“广域王国”，因此如今严谨的说应该叫“夏朝时期”。也就是说，历史上可能不存在广域王权的夏朝，而存在区域性王国的夏国。
从以前的“夏朝”转变为“夏朝时期”，而商代属于广域王权国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商代也的确要比夏代更为文明、更为先进，商代取代夏朝并非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