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2021年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专题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题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相关调查显示，64.79%公众网民对“饭圈”文化泛滥对青少年影响持负面评价。为此，公众呼吁加强社交媒体平台舆情控制，要求娱乐公司和明星自律和加强追星类APP的监管等等。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报告显示，超过六成公众网民支持网络游戏公司推出“网络宵禁”、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和限时令等措施。另外，对于当前普遍推行的“青少年模式”，接近五成公众网民认为作用比较大或非常大，但也有人“吐槽”该模式流于形式，仍有待提升。
15.54%公众网民认为，“饭圈”文化是资本操纵的结果
当天，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昆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题报告》并作解读。毕昆指出，目前公众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工作整体满意，尤其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上网软件、防沉迷模式等技术性保护手段表示支持和认可，但对网络沉迷、不良信息和不良“饭圈”文化等问题较为忧虑。
近年来“饭圈”问题频频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南都记者注意到，报告显示，粉丝参与“饭圈”活动主要出于追求认同感、归属感等原因，也有的是由于寂寞、好奇、想表达或受朋友影响，这反映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疏离。
报告还指出，随着网络成为主要社交媒介，青少年好奇心重，容易被偶像光环吸引。“饭圈”利用网络手段聚拢粉丝发展壮大，表面上是粉丝自主管理的虚拟组织，实际上背后多数有不同中介组织、媒体机构、娱乐公司参与其中，利用粉丝操控舆论，具有一定迷惑性。
那么公众对“饭圈”文化观感如何？报告显示，公众对“饭圈”文化看法比较多元，总体上偏支持和中立的稍多，持负面和批评态度近三成，有接近一成的公众网民态度不明朗。
根据报告数据，接近37.33%公众网民认为“饭圈”文化是粉丝自发或被动组织起来，有组织化的行动，态度偏向支持。24.85%的公众网民认为，粉丝因喜爱相同事物自发聚集，会共同探讨发展“饭圈”文化，态度较中立。
不过也有15.54%公众网民认为“饭圈”文化是资本操纵的结果，平台、娱乐公司、明星、APP利用粉丝热情谋取利益。还有12.74%公众网民表示在“饭圈”文化下，粉丝因喜爱聚集，但在组织中逐渐演变成了说一不二、攻击反对者，经常打“口水仗”的群体。
论及“饭圈”文化泛滥对青少年的影响，报告显示，大部分公众网民认为这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坏的影响。其中，选择较坏影响和很坏影响的公众网民占比达64.79%，超过六成。持正面评价的为14.86%。还有20.34%的公众网民保持中立。
在加强整治“饭圈”乱象措施的建议上，公众网民首选社交媒体平台舆情控制，占比高达69.71%。其次是要求娱乐公司和明星自律和加强追星类APP的监管，均达到六成以上。此外还有公众网民建议，加强粉丝组织行为规管和粉丝素质教育，占56.73%。
超六成受访者支持未成年人“网络宵禁”、实名认证和限时令
谈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时，毕昆指出，未成年人技术性保护手段被普遍认可，但仍有待进一步宣传普及。目前对未成年人上网的限制多于引导，呈现限制>技术>保护的现象。同时，未成年人期待网络素养教育课程应予以加强。
南都记者注意到，对于当前普遍推出的“青少年模式”（或称“防沉迷模式”），报告显示接近五成公众网民认为作用比较大或非常大。不过也有36.36%公众网民认为“青少年模式”效用一般，16.98%认为作用较小或非常小。
具体到“青少年模式”不起作用的原因上，报告显示，超过五成公众网民认为“青少年模式”流于形式，和一般模式版块设置完全相同，这排在各项原因首位。其次，认为“青少年模式”保护能力有限，不能防止直播平台主播诱导打赏的公众网民，占到48.14%。排在第三的原因是，机制存有漏洞，系统无法自动跳转青少年模式。
此外，还有公众网民指出“青少年模式”存在功能不完善，可轻易延长使用时限；未推出强制实名认证规定；以及内容极少，没有吸引力，长期不更新，外观界面幼稚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盛荣华提及，今年防沉迷工作重点是“能用管用、好用爱用”八个字。
“能用管用”指向进一步扩大青少年模式覆盖范围，通过精准识别有效引导未成年人使用青少年模式，号召家庭和社会监督、管理和教育未成年人使用防沉迷系统。“好用爱用”是指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和需求，在时间限制、功能设置、内容工具上进行区分，使青少年模式更具有个性化和吸引力，让未成年人和家长更加愿意使用。
不过，对于网络游戏公司推出“网络宵禁”、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和限时令等措施，超过六成公众网民表示支持。报告显示，比较支持的公众网民占39.64%，他们认为这些限制措施能够起到一定改善作用。还有22.77%公众网民认为限制措施十分有用，孩子有了很大改善。
不过还有22.89%网民表示效果一般，没有多大的改善，不是很认同。9.67%网民不认同这些限制措施，认为作用很小，没有改善。此外，5.02%公众网民表示没有作用，无所谓。
“孤独感是社会中导致‘网络成瘾’的一个风险因素。”
当天会上，除了主办方发布报告外，不少与会专家也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分享自己的观察和见解。
“孤独感是社会中导致‘网络成瘾’的一个风险因素。”在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斌看来，了解网络成瘾因素对于纠正成瘾的社会和文化非常重要。
王斌指出，有些孩子从学校回来以后，基本上没有朋友，父母忙于工作，只剩下存在代际隔阂的老人。孩子为了结识朋友，会通过网络找到其他具有孤独感的人进行交流。与此同时，互联网的交互性，平台为保证用户粘性，通过刺激奖赏设计，满足并放大孩子的需求感和成就感，而未成年人大脑发育不成熟，抵抗能力较差，往往容易深陷其中。
另外她指出，当孩子离开了现实社交环境进入虚拟社会后，一旦陷入上瘾状态，再把孩子牵引回到现实社会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孩子已经对网络社交形成了习惯，丧失了现实社交的能力。
为此王斌建议，要解决生活方式的引导、有伙伴空间和父母陪伴等问题。比如，监护人需要与孩子共同规划娱乐时间，增进亲子感情。与此同时，还应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信息素养和公民素养教育，教会孩子觉察自我、调节自我、把握自己，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的教育。
北京绿路欣阳心理咨询工作室负责人李晓平同样认为，未成年人网络的成瘾问题值得关注。
另外，李晓平从实践发现，未成年人问题的症结往往在于环境影响，如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乃至网络环境。她认为，“未成年人网络治理光靠堵，是堵不住的，主要靠疏导。”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心理发展阶段不同，认知能力不同，心智化能力也不一样，各阶段孩子对听、说、看各器官的敏感度不一样，网络内容建设应该差别化，对负性事件尽量正向赋义，引导培养孩子从不同角度去感受和理解，保持自信和自我。
此外，李晓平还呼吁平台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部门，从调查、评估、处置、预前、愈后都有专门机构跟进，这样真正将《未成年人保护法》落到实处。
“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治理工程，还是一项生态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共同达成。”中国高教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副秘书长范士喜说道。其中有两个核心主体，一个是作为平台和内容提供者的互联网企业，一个是作为内容消费者的未成年人。
范世喜强调，对于大型互联网企业，需要考虑企业价值观。当企业的规模和服务对象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要综合考虑产品的人本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品牌价值和文化价值。企业必须综合考虑自己的价值观，不能被动地等待法律法规出台，而是要做好定位，这样才能行稳致远，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他建议，互联网企业更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优质资源的供给。同时，企业还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例如“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基于人工智能的不良信息过滤系统”，“第三方举报系统”等，不断提升违法违规内容模型识别能力，提高内容审核专业性和有效性。
范世喜还提到，未成年人必须拥抱互联网，在恰当的条件下，利用先进的工具和平台加速知识和信息的获取速度，提高信息化素养，养成信息化习惯，培养信息化思维。另外，未成年人也必须回归现实，在公园里寻找春天，在田野里放飞思想，在运动场上挑战自我，在劳动中实践知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找到快乐，明确人生的方向，找到自己，成就卓越。
采写：南都记者黄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