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梦巴黎》&《祖与占》
不久前，伍迪·艾伦导演的《纽约的一个雨天》上映，不禁让人想起老爷子多前的《午夜巴黎》。
电影里，主角在午夜时分独自走在巴黎的街头，坐上一辆古董车，来到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名流派对，他阴差阳错地结识了海明威、毕加索、菲茨杰拉德、达利、斯坦因等，更是与毕加索和莫迪利亚尼的情人阿德里亚娜来了一次浪漫的邂逅。
海明威曾写道：“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也许只有巴黎这样的地方，才担得起“盛宴”这样的盛名。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巴黎与那些黄金时代的人们相遇。
这是戈达尔的巴黎，是侯麦的巴黎，是伍迪·艾伦的巴黎，也是帕蒂·史密斯的巴黎。
思维是如何工作的（节选）
帕蒂·史密斯《奉献·白日梦》
我过了海关，睡眼惺忪地走出巴黎奥利机场。我的朋友阿兰在等我。我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旁一条窄巷里的酒店办理了入住。等待酒店准备房间的时候，我们在花神咖啡馆喝咖啡吃法棍。
之后阿兰告辞，我拐进教堂旁边的那座小花园，入口矗立着毕加索的阿波利奈尔半身像。我坐到1969年春天曾和妹妹一起坐过的椅子上。那时候我们二十出头，所有事物，包括诗人情感丰富的头脑，对我们来说都是富有启示性的。我们姐妹二人，满怀着好奇，一众珍贵的咖啡馆和旅馆在等着我们参观。
左右滑动，不同时期的花神咖啡馆，这座咖啡馆成立于1887年，在20世纪初，众多文豪画家都曾在此活动。
存在主义者们的双叟咖啡馆。异乡人酒店，魏尔伦和兰波正是在这里成为Zutique诗派的灵魂人物。有着金碧辉煌的大堂的洛赞酒店，波德莱尔在大麻的烟雾中写下《恶之花》最初几行诗句。我们徘徊于这些已成为诗人们的代名词的地方，自身的想象力也变得闪闪发光。只要能尽量靠近他们写作、打架和睡觉的地方就好。
左右滑动，不同时期的双叟咖啡馆，这座咖啡馆成立于1812年，是巴黎文化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毕加索、萨特、波伏娃等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气温一下子变低了。我注意到地上的面包屑、为争夺一点点面包屑激烈打斗的鸽子、年轻情侣慵懒的亲吻，以及一个穿着长外套的长胡子流浪汉在四处讨要硬币。我们的眼神相遇了，我站起来朝他走去，他灰色的眼睛让我想起父亲。银灰色的光线洒落巴黎，完美的此刻让我感到一丝怀旧。天空开始下起细雨，仿佛电影胶片的颗粒旋转落下。这是穿着一字领条纹衫贩卖《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珍·茜宝的巴黎。是站在雨中的胡切特路的侯麦的巴黎。
上：侯麦《人约巴黎》
下：戈达尔《精疲力尽》
晚些时候，在酒店房间里，我忍住困意挣扎着不睡，随意翻开薇依的传记，中间眯过去了一下，然后醒来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段落，这样的阅读顺序似乎让阅读体验更生动，西蒙娜·薇依从三维空间轻快地走进画面。我似乎能看到她长斗篷的边缘、剪得短短的深色厚头发，仿佛弗兰肯斯坦聪明又独立的新娘。
然而另一个西蒙娜的模样也在我眼前闪过，像是勒内·多马尔在《相似的山》里刻画的那些旅人。心形的脸，头发横突出来，金丝边圆眼镜后面是一双探究的深色眼睛。他们彼此认识，他教她梵语，我想象着这对相互消耗的人，他们的头几乎碰在一起，俯向古老的文字，他们愈发虚弱的身体渴望着牛奶的营养。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 - 1943），法国犹太人，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深刻地影响着战后的欧洲思潮。
地心引力的手在拽我下坠。我打开电视机，翻了一连串的频道，看了一个讲拉辛的《费德尔》排演的纪录片的结尾，然后沉沉睡去。
早晨我醒得很早，走到花神咖啡馆点了一份火腿鸡蛋和黑咖啡。鸡蛋是完美的圆形，旁边是一块完美圆形的火腿。
阿兰过来和我碰面，我们一起出发去加斯东·伽利玛街五号，那里从1929年开始便是我法国出版社的总部。我的编辑奥雷利安打开加缪曾经的办公室的门，从办公室唯一的窗户可以看到楼下花园的景致。一个柜门里放着西蒙娜·薇依的书——是她去世后由加缪主持编辑的——分别是《致一位修士的信》《超自然认知》和《扎根》。
伽利玛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圣-埃克苏佩里送给他祖父的座钟。我们走下经年累月磨得光滑的大理石台阶，穿过蓝色沙龙，来到花园里，三岛由纪夫曾在这里的一张白色藤椅上留过影。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欣赏花园简洁的几何构造。
《午夜巴黎》
这让我想起一些别的花园，仿佛散落在时空中的立体摄影。例如比萨那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植物园，那里有一尊被遗忘了的洪堡雕像和高耸的智利椰子树。还有博洛尼亚的草药园，那里的野生草药令意识不断延展、获得平静。我想起约瑟夫·克乃西特（黑塞《玻璃球游戏》的主人公），在学者们的朴素花园里，独自一人，沉思着他作为游戏大师的未来。以及席勒在耶拿的夏日住所的花园，据说歌德曾在那里种下一棵银杏树。
——我认识热内，伽利玛低声说，然后为了避免显得不够谦逊，望向了其他地方。
我被右边高墙所刻的若干弧形花纹所吸引，看上去像是布朗库西为詹姆斯·乔伊斯《山姆和肖恩讲的故事》（黑日版）创作的螺旋雕刻，我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对与曾到过这里的作家的幽灵们同在，感到十分满意。加缪在靠着墙抽烟，纳博科夫则注视着墙上的螺形图案沉思。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学会了游泳。海水很冷，但我穿了一件外套。醒来的时候我浑身发抖，才意识到睡前为看教堂打开了窗户，之后忘记关上了。我可以从窗口看到教堂，从而看到我生命中很长的一段时光。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1969年暮春，和妹妹一起。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给家人点上一根蜡烛。
我起身关窗。外面正在下着雨，安静而稳定。我突然流泪了。
——你怎么哭了？一个声音问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也许是因为开心。
巴黎是一座不用地图就可以读懂的城市。沿着狭窄的德拉贡街——过去的坟墓街，曾有一尊威武的石龙——往下走，会在30号碰到一块纪念维克多·雨果的牌子。修道院街。克里斯蒂娜街。大奥古斯丁街7号，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地方。这些街道就如同等待孵化的诗篇——想想复活节，到处布满了彩蛋的样子。
我毫无目的地逛着，发现自己来到了拉丁区，走圣米迦勒大道，找第37号。这里是西蒙娜长大的地方，薇依一家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我又想起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一个个地址找下去，在整个巴黎穿行，只是为了找到某处楼梯。我想到了阿尔伯特·加缪，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曾到薇依的故居朝圣，不过是为了更加严肃的意愿——不仅是出于好奇，也是为了冥想。
一套作息迅速成形。七点醒来。八点到花神咖啡馆。读书到十点。步行到伽利玛出版社，见记者，签书。然后在伽利玛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奥雷利安、克里斯泰勒——吃饭，在本地咖啡馆吃油封鸭和豆子。在蓝色沙龙喝茶，在花园里做采访。一位记者给了我一本关于西蒙娜·薇依的著作的英译本。你了解她吗？她问我。后来有位叫布鲁诺的记者给了我一幅钱拉·德·奈瓦尔的肖像，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就像我二十多岁来此地时，贴在书桌上方的那张忧郁的画像。
好天气带来的好心情，是一种能令我轻易折服的愉悦的轻盈。我走进圣日耳曼教堂，唱诗班的男孩们正在歌唱，大概是在进行圣餐仪式。空气中有一种肃穆的愉悦感，我有一种熟悉的想要接受基督存在的感觉，但又不是加入他们。不过我还是为我心爱的人们和在巴塔克兰剧院枪击事件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点了蜡烛。烛光在圣安东尼怀抱着婴儿的雕像前闪烁，他们被多年来的小心翼翼涂抹上去的彩漆覆盖着，看上去像活的一样，是生者刻骨铭心的哀求让他们变得鲜活。
《新桥恋人》
我最后一次沿着塞纳街往上游走，也有可能是往下游走？我也不清楚，只是走着。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不停地提醒着我，来自很久以前的记忆。是的，我和妹妹曾在这条路上行走过。我停下来看维斯孔蒂街的狭长街道。我当初看到这条街时特别激动，小跑了一段然后跳了起来。妹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在那张照片里，我看到自己永远定格在充满喜悦的半空中。能重新与这些肾上腺素和那时的理想联系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在奥诺雷·尚皮翁广场的顶端，又有一种似曾相识感。在一座平淡无奇的花园背后，我认出了一尊伏尔泰雕像，那是我在巴黎拍下的第一样东西。令人惊喜的是，这个小花园保持着与半世纪前同样的静谧与无人问津。伏尔泰雕像倒是变了很多，看上去像是在嘲笑我。他曾经看上去友善的脸，随着时间的侵蚀而褪色，显得阴暗讥诮，仿佛在逐渐腐蚀的过程中，仍固执地守着自己的领地。
《爱在黄昏日落时》
我记得曾在某地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见过伏尔泰的斗篷。那是一件非常朴素的肉色蕾丝斗篷。当时我对它有着强烈的渴望，有一种奇怪的幻想，觉得谁要是穿上这斗篷，就能看到伏尔泰的梦境碎片。当然所有的梦都是法文的，都属于他的时代。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梦想家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做梦的。古希腊人梦见他们的神。艾米莉·勃朗特梦见荒原。那基督呢，他也许不会做梦，但他知道所有的梦境，所有梦的组合方式，直到时间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