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夢巴黎》&《祖與占》
不久前，伍迪·艾倫導演的《紐約的一個雨天》上映，不禁讓人想起老爺子多前的《午夜巴黎》。
電影裡，主角在午夜時分獨自走在巴黎的街頭，坐上一輛古董車，來到半個多世紀前的一場名流派對，他陰差陽錯地結識了海明威、畢加索、菲茨傑拉德、達利、斯坦因等，更是與畢加索和莫迪利亞尼的情人阿德裡亞娜來了一次浪漫的邂逅。
海明威曾寫道：“巴黎是一場流動的盛宴”，也許隻有巴黎這樣的地方，才擔得起“盛宴”這樣的盛名。時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巴黎與那些黃金時代的人們相遇。
這是戈達爾的巴黎，是侯麥的巴黎，是伍迪·艾倫的巴黎，也是帕蒂·史密斯的巴黎。
思維是如何工作的（節選）
帕蒂·史密斯《奉獻·白日夢》
我過了海關，睡眼惺忪地走出巴黎奧利機場。我的朋友阿蘭在等我。我在聖日耳曼德佩教堂旁一條窄巷裡的酒店辦理了入住。等待酒店準備房間的時候，我們在花神咖啡館喝咖啡吃法棍。
之後阿蘭告辭，我拐進教堂旁邊的那座小花園，入口矗立着畢加索的阿波利奈爾半身像。我坐到1969年春天曾和妹妹一起坐過的椅子上。那時候我們二十出頭，所有事物，包括詩人情感豐富的頭腦，對我們來說都是富有啟示性的。我們姐妹二人，滿懷着好奇，一衆珍貴的咖啡館和旅館在等着我們參觀。
左右滑動，不同時期的花神咖啡館，這座咖啡館成立于1887年，在20世紀初，衆多文豪畫家都曾在此活動。
存在主義者們的雙叟咖啡館。異鄉人酒店，魏爾倫和蘭波正是在這裡成為Zutique詩派的靈魂人物。有着金碧輝煌的大堂的洛贊酒店，波德萊爾在大麻的煙霧中寫下《惡之花》最初幾行詩句。我們徘徊于這些已成為詩人們的代名詞的地方，自身的想象力也變得閃閃發光。隻要能盡量靠近他們寫作、打架和睡覺的地方就好。
左右滑動，不同時期的雙叟咖啡館，這座咖啡館成立于1812年，是巴黎文化生活重要的一部分，畢加索、薩特、波伏娃等都曾是這裡的常客。
氣溫一下子變低了。我注意到地上的面包屑、為争奪一點點面包屑激烈打鬥的鴿子、年輕情侶慵懶的親吻，以及一個穿着長外套的長胡子流浪漢在四處讨要硬币。我們的眼神相遇了，我站起來朝他走去，他灰色的眼睛讓我想起父親。銀灰色的光線灑落巴黎，完美的此刻讓我感到一絲懷舊。天空開始下起細雨，仿佛電影膠片的顆粒旋轉落下。這是穿着一字領條紋衫販賣《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珍·茜寶的巴黎。是站在雨中的胡切特路的侯麥的巴黎。
上：侯麥《人約巴黎》
下：戈達爾《精疲力盡》
晚些時候，在酒店房間裡，我忍住困意掙紮着不睡，随意翻開薇依的傳記，中間眯過去了一下，然後醒來讀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段落，這樣的閱讀順序似乎讓閱讀體驗更生動，西蒙娜·薇依從三維空間輕快地走進畫面。我似乎能看到她長鬥篷的邊緣、剪得短短的深色厚頭發，仿佛弗蘭肯斯坦聰明又獨立的新娘。
然而另一個西蒙娜的模樣也在我眼前閃過，像是勒内·多馬爾在《相似的山》裡刻畫的那些旅人。心形的臉，頭發橫突出來，金絲邊圓眼鏡後面是一雙探究的深色眼睛。他們彼此認識，他教她梵語，我想象着這對互相消耗的人，他們的頭幾乎碰在一起，俯向古老的文字，他們愈發虛弱的身體渴望着牛奶的營養。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 - 1943），法國猶太人，神秘主義者、宗教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深刻地影響着戰後的歐洲思潮。
地心引力的手在拽我下墜。我打開電視機，翻了一連串的頻道，看了一個講拉辛的《費德爾》排演的紀錄片的結尾，然後沉沉睡去。
早晨我醒得很早，走到花神咖啡館點了一份火腿雞蛋和黑咖啡。雞蛋是完美的圓形，旁邊是一塊完美圓形的火腿。
阿蘭過來和我碰面，我們一起出發去加斯東·伽利瑪街五号，那裡從1929年開始便是我法國出版社的總部。我的編輯奧雷利安打開加缪曾經的辦公室的門，從辦公室唯一的窗戶可以看到樓下花園的景緻。一個櫃門裡放着西蒙娜·薇依的書——是她去世後由加缪主持編輯的——分别是《緻一位修士的信》《超自然認知》和《紮根》。
伽利瑪先生在他的辦公室裡接待了我。他的辦公桌上放着聖-埃克蘇佩裡送給他祖父的座鐘。我們走下經年累月磨得光滑的大理石台階，穿過藍色沙龍，來到花園裡，三島由紀夫曾在這裡的一張白色藤椅上留過影。我們在那兒站了一會兒，欣賞花園簡潔的幾何構造。
《午夜巴黎》
這讓我想起一些别的花園，仿佛散落在時空中的立體攝影。例如比薩那座有着幾百年曆史的植物園，那裡有一尊被遺忘了的洪堡雕像和高聳的智利椰子樹。還有博洛尼亞的草藥園，那裡的野生草藥令意識不斷延展、獲得平靜。我想起約瑟夫·克乃西特（黑塞《玻璃球遊戲》的主人公），在學者們的樸素花園裡，獨自一人，沉思着他作為遊戲大師的未來。以及席勒在耶拿的夏日住所的花園，據說歌德曾在那裡種下一棵銀杏樹。
——我認識熱内，伽利瑪低聲說，然後為了避免顯得不夠謙遜，望向了其他地方。
我被右邊高牆所刻的若幹弧形花紋所吸引，看上去像是布朗庫西為詹姆斯·喬伊斯《山姆和肖恩講的故事》（黑日版）創作的螺旋雕刻，我在花園裡走來走去，對與曾到過這裡的作家的幽靈們同在，感到十分滿意。加缪在靠着牆抽煙，納博科夫則注視着牆上的螺形圖案沉思。
那天晚上，我夢見自己學會了遊泳。海水很冷，但我穿了一件外套。醒來的時候我渾身發抖，才意識到睡前為看教堂打開了窗戶，之後忘記關上了。我可以從視窗看到教堂，進而看到我生命中很長的一段時光。我第一次見到它是在1969年暮春，和妹妹一起。我們小心翼翼地走進去，給家人點上一根蠟燭。
我起身關窗。外面正在下着雨，安靜而穩定。我突然流淚了。
——你怎麼哭了？一個聲音問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也許是因為開心。
巴黎是一座不用地圖就可以讀懂的城市。沿着狹窄的德拉貢街——過去的墳墓街，曾有一尊威武的石龍——往下走，會在30号碰到一塊紀念維克多·雨果的牌子。修道院街。克裡斯蒂娜街。大奧古斯丁街7号，畢加索創作《格爾尼卡》的地方。這些街道就如同等待孵化的詩篇——想想複活節，到處布滿了彩蛋的樣子。
我毫無目的地逛着，發現自己來到了拉丁區，走聖米迦勒大道，找第37号。這裡是西蒙娜長大的地方，薇依一家在這裡住了幾十年。我又想起帕特裡克·莫迪亞諾，一個個位址找下去，在整個巴黎穿行，隻是為了找到某處樓梯。我想到了阿爾伯特·加缪，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曾到薇依的故居朝聖，不過是為了更加嚴肅的意願——不僅是出于好奇，也是為了冥想。
一套作息迅速成形。七點醒來。八點到花神咖啡館。讀書到十點。步行到伽利瑪出版社，見記者，簽書。然後在伽利瑪和出版社的編輯們——奧雷利安、克裡斯泰勒——吃飯，在本地咖啡館吃油封鴨和豆子。在藍色沙龍喝茶，在花園裡做采訪。一位記者給了我一本關于西蒙娜·薇依的著作的英譯本。你了解她嗎？她問我。後來有位叫布魯諾的記者給了我一幅錢拉·德·奈瓦爾的肖像，我把它放在床頭櫃上，就像我二十多歲來此地時，貼在書桌上方的那張憂郁的畫像。
好天氣帶來的好心情，是一種能令我輕易折服的愉悅的輕盈。我走進聖日耳曼教堂，唱詩班的男孩們正在歌唱，大概是在進行聖餐儀式。空氣中有一種肅穆的愉悅感，我有一種熟悉的想要接受基督存在的感覺，但又不是加入他們。不過我還是為我心愛的人們和在巴塔克蘭劇院槍擊事件裡失去孩子的父母們點了蠟燭。燭光在聖安東尼懷抱着嬰兒的雕像前閃爍，他們被多年來的小心翼翼塗抹上去的彩漆覆寫着，看上去像活的一樣，是生者刻骨銘心的哀求讓他們變得鮮活。
《新橋戀人》
我最後一次沿着塞納街往上遊走，也有可能是往下遊走？我也不清楚，隻是走着。有一種奇怪的熟悉感不停地提醒着我，來自很久以前的記憶。是的，我和妹妹曾在這條路上行走過。我停下來看維斯孔蒂街的狹長街道。我當初看到這條街時特别激動，小跑了一段然後跳了起來。妹妹給我拍了一張照片，在那張照片裡，我看到自己永遠定格在充滿喜悅的半空中。能重新與這些腎上腺素和那時的理想聯系起來，就像一個小小的奇迹。
在奧諾雷·尚皮翁廣場的頂端，又有一種似曾相識感。在一座平淡無奇的花園背後，我認出了一尊伏爾泰雕像，那是我在巴黎拍下的第一樣東西。令人驚喜的是，這個小花園保持着與半世紀前同樣的靜谧與無人問津。伏爾泰雕像倒是變了很多，看上去像是在嘲笑我。他曾經看上去友善的臉，随着時間的侵蝕而褪色，顯得陰暗譏诮，仿佛在逐漸腐蝕的過程中，仍固執地守着自己的領地。
《愛在黃昏日落時》
我記得曾在某地博物館的玻璃展櫃中見過伏爾泰的鬥篷。那是一件非常樸素的肉色蕾絲鬥篷。當時我對它有着強烈的渴望，有一種奇怪的幻想，覺得誰要是穿上這鬥篷，就能看到伏爾泰的夢境碎片。當然所有的夢都是法文的，都屬于他的時代。在那一刻我意識到，夢想家都是基于他們自己的時代做夢的。古希臘人夢見他們的神。艾米莉·勃朗特夢見荒原。那基督呢，他也許不會做夢，但他知道所有的夢境，所有夢的組合方式，直到時間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