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超龄农民工逐步告别工地”的新闻，把这个看不见的群体再次推到人们眼前。
据《工人日报》报道，随着多地出台政策规范用工年龄，55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正在被逐渐清退出建筑工地。
日晒雨淋、高处作业、繁重劳动、施工现场居住条件差……这样的工作对于体力、精力都在走下坡路的中老年人来说，的确并不适合。
可听到这群人逐渐离开的消息，我却没法替他们开心。
高龄农民工，通常指的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
他们有的是从年轻时就来城里打工，还有人是到了中年才决定从老家走出来，一头扎进陌生的城市里。
相比于“违规”，这更像是高龄农民工跟社会做出的无奈交易。
那时城市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这份工作。
01
“年纪大的不要”
新闻出来后，有不少人为高龄农民工义愤填膺。
尤其是文中提及一名农民工质问“我还干得动，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下去”，更让旁观者感到心酸和不解。
但事实是，早在政策出台之前，这群50多岁、60多岁的体力劳动者，就已经在渐渐远离工地。
不是被“保护”，而是被“嫌弃”。
央视纪录片《行走中国》曾有一期节目，把镜头对准了山东泰安的一群农民工。
他们大多已经50多岁了，会用暗沉到看不出颜色的帽子，罩住自己花白的头发和额头上的皱纹。
每天早上6点不到，准时聚集在郊区的某段国道两旁。
看到招工的人开着小轿车来，就一拥而上、“竞聘上岗”。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是64岁的老程。
我对他的印象最深，是因为他“竞聘”总是失败。
每次挤到招工老板身边，往往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就会堵过来一句“要年轻的，不要年纪大的”。
但老程依然每次都很积极，因为有一天找不到活，就意味着得从自己的钱包里倒掏出钱来吃饭。
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搭上了个切踢脚线的活。
热情地介绍自己的优势：“我有切割机，也有电镐，什么工具都有。”
眼看着就要谈成了。老程刚准备问工钱，一个目测40多岁的男人挤过来，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我能不能给你干这个活儿？”
最后，老程当然没有得到那份工作。
高龄农民工不只是被政策“赶出工地的”。
即使没有这些条条框框，雇主也更倾向于去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干体力活，30岁当然比50岁更有力气、反应更快。
也意味着更健康的身体，更少的伤病，降低了雇主的风险。
高龄和事故的确存在一定相关性。2018年，上海建筑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而全年因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
但在这些数字下，被劝退的只有雇主。
老程们削尖了脑袋想干活，甚至越是繁重、危险的活也吃香，因为能赚更多的钱。
“在工地当一天小工能挣180块，搬东西打零工只能挣70块。”
《新闻1+1》曾在2015年报道过这群老年农民工。
因为常年的风吹日晒，他们看起来往往比实际年龄更大。
有人会特地花钱去理发店把头发染黑，让自己的外表年轻一些。
或者专挑伙食比较好的工地，因为“吃肉多，就更有力气”。
中国青年报曾经采访过一个59岁的农民工。他叫王济昌，在上海的工地负责装卸砖。
身高只有一米六，却要把15斤重的砖块搬上推车，再送到50米外的地方，这样的工作每天要重复50次。
因为力气小，即使他推车推得脸通红，速度还是很慢，经常被一起干活的人抱怨“像个蜗牛”。
但王济昌依然不敢跟工头提起自己的真实年龄，甚至还要处处表现出身体很棒的样子。
总被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年龄焦虑”，在这里以更加残酷的形势呈现。
相比于“苦”“累”，他们更怕赚不到钱。
这群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人，对于辛苦的忍耐度是超乎普通人想象的。
不只是工作，还有生活。
上面说的老程，住在招工市场附近的一个破胡同里。
打开铁门，地上满是废旧纸壳和看不出模样的垃圾。
屋子里没有厨房、客厅、卧室的分别，只有熏黄的墙壁和各种摇摇欲坠的桌椅。
老程带点自豪地介绍，很多家具都是他从外面捡破烂捡回来的。
无数个“没找到工作”的日子，他都在这里度过。
02
被“钉死”的生活
这群高龄农民工，也不是一开始就过得如此艰难、处处受限。
很多人都是从年轻就外出打工的，经历过人生的“高光时刻”。
冰点周刊曾经采访过一位64岁的农民工陈德才，他回忆当年“赚钱不要太容易”。
遍地的工厂、工地，像是会结出钞票的树。
尽管在更广泛的叙事中，农民工一直是城市中最弱势、最边缘的群体。
但对于个体来说，在城市里出力气、谋生活，远远比呆在老家更能改善生活。
陈德才当年顶着36岁的“高龄”，每天能挣到8块钱的工资。
而彼时老家一头猪不过也就卖个200块——“干一个月就能挣头大肥猪。”
农民工这个职业，诞生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但和其他行业不同的是，他们没办法迎来一批一批的代际更替，而是被钉死在了这个职业。
一方面，这些外出打工的人往往背负着整个家庭。能赚钱，不代表能攒下钱。
在城市里卖力气换得的钞票，一部分还给了城市，一部分变成了家里的房子、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赡养费。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工作是重复的、不稳定的。
我曾刷到过一个自称川哥的52岁民工大叔。在他的概念里，世界上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进工地”，一种是“进公司”。
川哥觉得进公司最好的一点是，“不焦（虑）活路”。
西南方言，意思是不为找工作而发愁。
工地上的活儿是有期限的，还没做完一个，就得急着去找下一个。
也不敢随便拒绝，因为不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会来。
年轻时不用太担心，肯出力、肯吃苦的壮小伙哪个工地都愿意要。
可年纪大了，一份工做完，往往就意味着又一次无限期的“失业”。
川哥今年52岁，身体算是同龄人中很不错的。
也有手艺，是工地里负责抹灰的“大工”，一天能赚300多块。
但同样免不了为找活发愁。有收入时，他的午饭就有菜有肉；没收入时，就只吃能饱肚子的炒米粉。
所谓的“职业发展”几乎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过了最壮年的时刻，以后往往尽是下坡路。
就像年轻时“一个月工资能买一头猪”的陈德才，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
他已经年过花甲，很难再找到肯让他“卖力气”的雇主了。
最后一份零工是在藤椅厂，因为搬东西动作太慢被老板嫌弃没用。
离开后，他和妻子都没有再找到工作。
而陈德才整个“农民工生涯”的高光时刻，停留在第二次外出打工的时刻。
那时他不仅在浙江的工厂扎下了根，还跟老板商量，给了妻子一个工作。
冰点周刊里写道：“夫妻俩在浙江，大儿子和大女儿在深圳打工，小儿子留在老家念书。”
可陈德才依然觉得，“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
03
“过了50岁，就不是找工作了”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总数的17.1%，差不多4600多万人。
高龄农民工比例保持高位的最大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减少。
年轻人不愿进工地，宁可去送外卖、快递。
对这群高龄工作者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他们依然有这么一条糊口的路，不幸的是已经年过花甲，依然还要困在这样疲惫而繁忙的生活之中。
在“超龄农民工不能进入工地”引发争议后，上海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曾做出解释。
被限制的主要是建筑施工作业，“工地其他辅助性岗位，比如保洁、保安、仓管等不受影响。”
但无论是在工地卖力气，还是去做稳定性更高的保安、保洁，其实都已经是“上等的选择”。
更多人只能像老程那样，每天在劳务市场里转悠，等着类似搬东西、卸货的零活，赚个几十块钱。
即使“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议题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但高龄农民工依然是其中最弱势的一群人。
很多人因为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不满15年而无法享受退休待遇，也无法一次性补缴满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
至今仍有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保险，甚至会在他们快到退休年龄时，用调岗等方式“逼迫”离职。
老程就说他不喜欢做长工，“因为怕老板不给钱。”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张翼曾经提到，很多农民工自己也不愿意交这笔钱。
“他们想把这些钱转变为现金，拿回家去接济家用，或者用来覆盖目前的生活用度。”
生活的重担，让他们无暇去思考未来。
只要今天能找到活儿干，赚到明天的饭钱，就算最大的胜利。
腾讯曾经在2015年做过一个图片报道，拍摄了一群五六十岁依然在外漂泊的农民工。
跟工友挤在杂乱破旧的宿舍里，一顿饭只吃五个1块钱的包子，花过最“大手大脚”的一笔钱，是给自己买了件80块的衣服。
他们把每一滴汗水都换成生活关卡的通行证，一开始是赡养父母、供孩子上学。
后来孩子长大了，又帮他们结婚、买房，在老家或者城市里扎根。
直到自己慢慢老去，不再是家里的顶梁柱。
最后也最难闯过去的那道关卡，是他们自己。
老程在片子中提到，“50岁是一道坎，过了这个坎，就不是找工作了。”
不找工作找的是什么，没有往下说。
他只希望能暂时靠打零工养活自己，不需要伸手跟子女要钱。
至于以后如果没人愿意招他干活了怎么办，如果丧失劳动能力了怎么办，他也没空去想。
在他那个塞满了“破烂”的屋子里，唯一看起来“值点钱”的东西是个音响。
每天吃完晚饭，老程都会换身衣服、换上皮鞋，去附近的广场上跳舞。
在昏黄的路灯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那大概是他唯一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