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半个农民”，是我的自我白描。
能吃苦，不觉苦；知道难，不怕难，
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和坚持。
我觉得，了解农村，当过农民，
是我这辈子用不完的财富。
▲1997年5月，在美国学习两年后回国，帮母亲绕棉线——给慈母献上一颗心。
王永民，河南南阳人，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的发明者。“王码五笔字型”获得中美英三国专利和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技术发明奖”。2001年，大陆95位院士署名推选出的“建国以来大陆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中，第一项是“两弹一星”，第二项就是汉字印刷技术革命与汉字信息处理及输入技术的重大突破。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其主编的《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100个瞬间》一书中，选列了近100年里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原创性重大科技成就，属于中国的有5项，包括五笔字型。2003年国家邮政局发行纪念邮票“当代毕昇—王永民”。2018年王永民入选全国100名改革先锋，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奖章。
总策划|何兰生
监制|杨志华
张凤云
编辑|巩淑云
颜 旭
美编|刘 念
出品|农民日报社
白河，像一条银色的飘带，飞落在八百里伏牛山围成的南阳盆地上。
离开源头一百多里，两岸的高山变成了两列丘陵，丘陵之间的一马平川，是约有一公里宽的冲积平原。汇百溪而成大流，白河由北向南匍匐在农作物形成的巨大绿毯上，水如玉液，沙似白银。这就是我的家乡。
1943年12月15日，我出生于河南省南召县刘村寨凹村一个贫穷农民家庭。
一
一出生，母亲就害了一场差点送命的病，我打小没能吃上一口奶，只能靠面汤喂养，以至于我从小体质虚弱，骨瘦如柴。
从记事起，我就像小大人一样，不声不响地帮助妈妈捡柴禾烧火做饭，帮父亲在菜地里浇水施肥。一到收获季节，就和姐姐比赛捡粮食、遛红薯，收获自己种的向日葵。
我的启蒙者，是和我家住在一个院子的老中医万七爷。冬天在屋里的火堆旁，夏天在院里的那棵大楸树下，满院子的人都围在一起听万七爷讲故事。从王莽赶刘秀，讲到诸葛亮气死周瑜，从《水浒传》讲到《七侠五义》，从当地名人张衡的家世讲到岳飞的出身，万七爷引经据典，出口成章。特别是讲到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头悬梁、锥刺股，苦心攻读，终于进京考取状元的故事，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心里。
“妈，万七爷的故事是谁给他讲的？”
“万七爷是有学问的人，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
“妈，咱们家为什么没有书本？”
“不识字，要书本也没用。等你长大了，上了学，家里也就有书了。”
1950年春天，村上在王家祠堂里开办了新学堂。我率领七八个小伙伴，每人从家里拿一小袋粮食，有的是绿豆，有的是小麦，有的是玉米，带到学校，放到老师的桌子上。
老师一看，问：“干什么的？”
我说：“老师，我们上学呀！”
“回家穿衣服去！”老师大声喝道——我们没有一个穿衣服的。
这是我小时候上学的第一幕。由此才知道，上学是需要穿衣服的。家里非常穷，从五一到十一，好像都没穿过衣服，整天在土沟、泥巴沟里玩来玩去。冬天穿的衣服也只有一个棉袄，家乡话叫“刷筒棉袄”，光一个筒，里边没有任何衬衣。
第一课学了四个字，“一、二、三、走、走、走”。老师说，这“走”是从一前一后两只脚的图画变过来的，我感到学写字真有意思。从此，一回到家，我就蹲在地上用能写字的化石默写生字，写几个向后退一步，退出院子，还往别家院子里边写。有一次，我从一个台阶上摔了个后滚翻，碰破了头皮。我还用小刀在妈妈的织布机上刻满了诗句。
不到10岁，我就参照《四体百家姓》，在村子里“无照营业”帮人刻图章，刻一个图章5分钱。我还把正屋祖宗牌位的对联“祖功宗德芳百代，春露秋霜祀万年”刻成条章，印在书本上，还刻了一个条章“刘村区寨凹乡王永民”。
我爷爷的父辈，举人秀才十几个。作为“书香门第”大家族中的破落户，父亲从十岁起就四处奔波打杂做零工。他心灵手巧，信奉“艺多不压身”，会起房盖屋以及木工、铁匠和钳工。他可以不用车床，全手工造出真正的“汉阳造”步枪和“十子连”手枪，是闻名乡里的“洋炮匠”。家里摆着的各种木工、钳工的工具，也就成了我童年时代自制玩具搞试验的基本工具。两天埋头苦干编成一条席子，可以到街上卖5毛钱。
父亲做东西，我就打下手。除了别出心裁地制作捉鸟笼、捕鼠器之外，我还时常将书本上讲的东西，风向计、日影计时仪、小汽车、小火车，按书上画的样子做成实物。还把劈柴埋在深坑里造过“煤”。因为家里没钱买钢笔，我就用薄铁片剪成笔尖，装在小竹筒上当钢笔。一次在外婆家的小河边玩，我意外地发现弯曲的管子可以把水从低处带到高处，再流下来。我灵机一动，忙活了十来天，要做一台“引水上山、流水推磨、周而复始永不停”的机器。“永动机”当然失败了，年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还是个村里的“文艺范儿”，会拉会唱。受此影响，我自学拉二胡。我自己动手，用竹筒和蛇皮制成二胡，每天练习。看到母亲纺棉线很辛苦，我便利用五六个假期，经几十次改造试验，制成了“半自动小纺车”，并试纺成功。其中的齿轮、蜗杆等复杂机件全部是用手工刻制而成。这是我童年许多发明制作里，唯一至今还有实物的纪念品。
在童年的记忆中，贫困一直伴随着整个家庭。鸡蛋平时都要拿去卖钱，只有过生日时，才能吃一个鸡蛋。父母为了维持这个少吃缺穿的家，一年到头忙碌，对我的学习、考试从不过问，对我一天到晚搞那多种多样的小机器、小创造，半夜三更起来点上油灯敲敲打打，也从不干涉。后来想，也许这样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才能。
11岁时，我与班主任在课堂上发生过一场轰动全校的争论。课堂上，老师拿着一个木制的直角三角板，按在黑板上，用粉笔在周围画了一圈说：“这是一个锐角三角形，请看，这儿是两个锐角。”老师用手指着两个锐角说。
然后，老师把同一个三角板的直角边竖起来，又画了一周，宣布：“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这儿是一个直角。”老师用手指着直角说。
我立即举手站了起来：“老师，您说得不对，明明是沿同一个三角板的三个边画出来的，为什么就是不同的三角形？”哎！我从小帮助父亲干木匠活儿，对这些东西太熟悉啦！
我跑到讲台上一边比划，一边给全班同学讲了一遍，跟老师辩论说：“您站着是柳老师，躺着就不是了吗？”
这场争论，让我的胆识和“辩才”出了名。自此，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大人、老师和书本，有时候也未必全都正确，凡事必须独立思考。
二
1956年，我以寨凹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召县一中。离开爹妈，背着草垫草席，我从远离县城60里地的小乡村出发，跋山涉水，从早走到黑，到县里的“最高学府”报到。
那时我12岁，学新知识仅限于自家麦田地里有一根电线杆，上边有一根电话线。我常把耳朵贴在木杆上，把那“嗡嗡”声当成别人说话的声音，老想听个明白。报到那天我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好奇地发现，一根电线杆上居然有好多根电话线啊！“串音”怎么办？边走边数着半空中电线的数目，直到绊了石头，摔倒在地。这算是体会到了县城和乡村的“文明差别”。
深知读书不易离家远，我平均一年回家不到两次，除了体育，决不让任何一门功课成绩平平，决心做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在学校里，衣服自己洗，棉被自己拆自己缝。我从初一开始写日记，背词谱，作诗，学音乐，绘画，对数理化尤其感兴趣。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我代表毕业生发言：“同学们，翻开我们学过的物理、化学课本看看，其中的人头像都是高鼻子长头发的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伟大的发明和创造，把中国人的头像也印在课本上呢？”
一千多师生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张纪功校长以此教育了我以后的五届学生。
1962年，我以六门功课平均99.75分的成绩从南召一中毕业，高考时，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中国科技大学，第三志愿清华，第四志愿北大。太狂了呀！反正决心要当科学家！我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
离开家乡去北京报到，我才大开眼界。坐长途汽车从南阳出发，下午到许昌，我第一次见火车，第一次见到三层以上的房子。我买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钟开往北京的慢车，6块钱半价学生票。当天晚上怎么办？铺着自编的席子，在车站水泥地上睡了一夜。后来看到很多人睡在火车站，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经历。
带着农村学生的知识和视野，我来到当时位于北京玉泉路、被称为“中国科学家的摇篮”的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天报到，我被分配在7号楼421房间。去10号楼打水，回来一看情况不对。报到时明明看到对面床底下两个皮箱、两双皮鞋，我这个穷乡巴佬床上干干净净，就一条草席，印象特别深。怎么回事儿？对面皮箱皮鞋都不见了，扭头一看，自己的行李卷也不见了。真奇怪呀！到房门口一看，“421”没错啊！为什么行李都变了呢？别人告诉我：“这是化学系！你走错楼了。”
家里穷，科大6年我只回过一次家，还是好友张一平为我买了火车票才回去的。假期里搬砖头、整理图书，做小工挣钱买文具和书籍。身体瘦弱，衣衫褴褛，却成绩优秀，还当了班学习委员。那时的口号是“向科技进军”，我是有名的“两头不见人”的怪学生：一大早去教室，很晚很晚才回宿舍，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教室和图书馆里。
“人才出在六二级”，这是当年中国科技大学流行的一句话。不仅是因为六二级学生招生少，录取分数为全国最高，也因为从这一年起，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马大猷等都亲自为科大六二级的新学生上课，使我们这一代学生受益匪浅，打下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我立志攀登科学高峰，写下“英雄自爱登高处，不到巅峰梦不圆”的诗句。
1967年1月，我与同学们自成都“徒步长征”18天到重庆，攀上了歌乐山。啊！激情燃烧，雄心不已，即兴填词《水调歌头·登歌乐山》：
身在芙蓉国，歌乐要登攀。寒窗十载年少，惊喜到人间。我欲白云作驾，化为雄鹰展翅，冲上九重天。挥汗播春雨，枯朽换新颜。
群山舞，滔碧浪，唱清泉。今朝有兴，天地恰与我胸宽！安把此身粉碎，骨肉崩飞千里，血雨洗尘寰！终了贫穷恨，华夏凯歌旋。
然而6年苦读，毕业前夕“文革”浩劫，举国烟云，追求无着，深感“风雨不由人”。念贫寒父老，遥居乡里，独子远游，无以尽孝。盼家信，又恐家信忽至。学业与家事揪心，愁思丛生，怨积诗成。遂作七律《家信》：
倚望高楼叹懦夫，谁人为送豫南书？一封家信千行泪，十载寒窗八卦炉。华发年年搔更短，天时阵阵变犹殊。但知塞外寒风烈，回到南阳卖二胡。
雄心无寄，壮士何酬？从激动转入惶惑，从惶惑转入消沉，但我坚信会有一个“科学的春天”到来。诗言志，那段时间写了许多诗词。1968年6月，极度失落中写给好友张一平一首《蝶恋花》：
隔断安阳无限路。万里狼烟，心事凭谁诉？毕竟青山遮不住，夜来遥梦约君晤。
长夏雨狂风折树，无计书生，无奈霜和露。只待阳春三月暮，人间应有花开处。
顺便说一下，16年后当我和张一平合写《五笔字型培训教材》时，我把这首词当作了“前言”，印行千万册之多。“人间应有花开处”成了名言。既是写我们一代人的故事，也是写汉字起死回生的历史。
1968年8月，总算熬到了毕业，我被分配到大陆第一个专门从事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的1424研究所——四川永川国防科委某军事科研部门。报到之前，必须先到辽宁盘锦大洼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时间。在渤海边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我作为班长，来自农村，干农活是我的长项，参加了挖渠引水种水稻的全过程。看着水稻一点点长起来，到秋天吃到自己种的水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1970年，王永民在河南省南召县皇路店农村家中。
1970年3月，结束了劳动锻炼，我到单位报到，四川省永川县（今重庆市）跳石河山沟里的1424所。不料，刚刚一个月，5月25日，我突发急性黄疸型肝炎，昏迷中被送往重庆第四军医大学抢救，一住就是八个月。其后又迁延五年，久病难愈。我只能在医院里回忆自己“汗水湿衣衫”的人生路，盼望“有路接云天”的一日。痛感水土不服，我决计调回老家南阳。
1977年中秋节，在接到调令前几天，又突发肾结石病，腹部痛如刀绞，大汗淋漓，我以为肝脏破裂，死亡在即，将钥匙交给同事，嘱托了几句，就疼得昏迷过去了。经医院抢救诊治，缓解之后，才启程回家。途中写下七律《夜别永川》：
跳石河畔夜风清，打点行装赶路程。一片蛙声灯火远，半天星斗月光明。无才西蜀图相仕，有志南阳学躬耕。天道人情两相背，妄作八阵论功名。
从25岁到33岁，命运多舛，一事无成，八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流逝了。但我坚信，春天会到来，有在家乡乡村养病时填写的《卜算子·春词》为证：
地转起东风，且喜阳春到。毕竟冬寒不久长，绿染村间道。
杨柳拜行人，桃李含苞笑。水碧山青万里春，百鸟冲天叫。
三
回到南阳，我到南阳地区科委当了一名办事员。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科技期刊，在广阔的领域中感受到了计算机和电脑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一个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主旋律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电脑技术迟早要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身体稍有好转后，我便利用早晚空余，阅读和摘抄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我那时不曾预见到，“汉字输入”竟成了我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
1980年前后，属于象形文字的汉字如何输入电脑，成为一个世界难题。有人说：“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有人断言：中国的汉字必须废除，否则中国便不能广泛地使用计算机，中国也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些外国公司乘机向国内倾销笨重而低效“一个汉字一个键”的大键盘。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有法新社记者写道：“在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7000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1978年，我主动请缨，为汉字输入计算机寻找出路。同时期，有人尝试过不同的键盘类型输入汉字，有几千个汉字组成桌子那么大的键盘，有需要左右手交替操作的主辅键盘，还有用256个键积木式拼合出汉字的中型键盘，但都因为成本高昂、效率低下、设备庞大、无法盲打失败了。
此后，我踏上了研究汉字输入计算机的艰难历程。我的出发点是：这么难的一个课题，拼拼凑凑瞎子摸象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必须从基础理论做起！我把12000个汉字逐一手动分解整理成12万张卡片，卡片堆叠起来足足有12米高。通过分解，梳理出600个字根。但600个字根，就需要600个键，我又开始逐步归并删减。每减少一个字根，就得把国家标准的7000多个汉字重新编码并多次检查。每压缩一个键位，需把之前排好的字根组合推倒重来。
汉字输入，是一个涉及语言文字学、计算机科学、人机工程学、心理学、概率论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我提出了字根在键盘上排列组合必须同时符合的“相容性”“规律性”和“协调性”三原理，并建立了数字模型。比方说“协调性”原理，输入汉字时，左右手每个手指的“负荷量”，都得经过数理统计和实验，“能干的”食指负担要重些，而“无能的”小指负担要轻得多……这样才能保证打字时手指不累，越打越快。
一干就是5年，1800多个日日夜夜，吃住在实验室，肝病迁延不愈，却抽不出时间看病。138键、90键、75键、62键、36键，直到最后的25键。键数越少，重码越多！1983年元旦，我终于发明了一种“末笔字型识别码”的方法，完成了世界上汉字输入技术的“登顶一跳”，把汉字纳入到可以高效率输入计算机的科学体系之中，实现了只用26个字母键的原装键盘，一个螺丝钉也不动就能高效盲打每分钟100多汉字的梦想。这就是后来流行的“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
1983年8月29日，经过来自全国的40多位专家教授鉴定，认为“是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汉字输入方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英华大词典》主编郑易里先生在鉴定会上激动地宣布：“从今天起，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同日而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84年，我带着五笔字型软件到联合国总部演示。我们装好软件，用他们的标准键盘信手打来，每分钟打出了100多个字，那位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大惊失色，看着屏幕上的汉字一串串显示出来，她下意识地把键盘翻过来看，以为里面有什么猫腻。我会意地说：“Just your keyboad！”（就是你的键盘啊！）
“五笔字型”虽然在300多家同行的激烈角逐中成为佼佼者，但要让这项发明造福社会，要把这项崭新的技术交给社会，让千百万人熟练掌握，必须进行推广普及。1984年10月，我夹着小包来到北京，在北京府右街中央统战部135号招待所地下室住了整整两年。一天7元钱的房费，我也常常交不上。每天早上拿几个馒头，掰开夹上咸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我走遍中央近100个部委级单位，认真讲授推广五笔字型……1987年国家科委、1988年国防科工委发文，向全国全军推广五笔字型。
转眼到了1993年，五笔字型问世十周年，其时国内外已广为应用。周公吐哺，事业慰心，搁笔十年，难得一兴，旋以原韵又填了一首《蝶恋花》：
跃马昆仑风雪路，月照羊肠，生死凭谁诉？踏破雄关难歇住，众山一览群英晤。
痴梦十年栽铁树，装点神州，无意飘香露。莫道青丝霜影暮，欢歌遍地花开处。
▲1995年，在北京王码公司总裁办公室。
1997年5月，去国长住纽约两年归来，日夜操劳仅仅半年，居然又诸病缠身住院。12月15日，适逢54岁生日，感念凝之，同韵再填第三首《蝶恋花》：
十五春秋王码路，老去书生，冷热凭谁诉！名利如云留不住，归来把酒邀君晤。
华夏文明不老树，返老还童，且喜淋甘露。万马奔腾天色暮，春光无限花开处。
四十多年间，我们的汉字进入电脑，进入网络，造福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在其中有这么一份贡献，多么幸运！
仔细想来，汉字的生死存亡的确是件天大的事。一种符号，万千个方块，穿越了几千年时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奔腾不息。汉字是中华民族雄浑豪迈、生生不息灵性之结晶，是与一切西方语言文字迥然不同而内涵深邃的“文化魔方”。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之根，是华夏文明的“长寿基因”，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心理图腾。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化。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要活起来，汉字在信息时代一定要大放光彩。
四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给我改革先锋证书和奖章。这天，我特意穿了一件紫红色西装。
▲2008年，王码五笔字型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自从6岁时光着屁股报到上小学，被老师大声训斥哭着回家那天起，我就知道“穿衣服的重要性”了。可是我这号出身农村的人，一辈子对衣服还是弄不懂。小学时，嫌妈妈洗浆过的衣服穿着太板太硬，总是先用手搓皱了再露面。到了中学，为了避免膝盖和屁股的地方先磨烂，便别出心裁，买块布硬是叫缝衣店专做一条“前后左右全对称”，可以前后换来换去两面穿的裤子，还自夸说，不还是两条腿吗？别人穿一年，膝盖和屁股的地方磨破了，我的可以穿两年。
1962年考进中国科技大学，年级里有一台缝纫机，我最先学会使用，给大家补衣服，最难补的当然是膝盖那个最容易磨破又狭窄的地方——要把机头伸进裤筒里，在裤筒的外面补上一块布，一圈一圈地缝成回旋形，年级里操作缝纫机的技术能手非我莫属。
毕业了，工作了，条件好了些，但我对衣服仍然是弄不懂，或者说不介意。1984年为到联合国演示五笔字型，出国前才由省政府补助，做了第一套西装。“衣锦回国”之时，适逢国庆，未及回郑州，便被河南省委任命为国庆35周年天安门河南省观礼团团长，又赶制了一套米黄色的西装，这才领会了衣服的作用。
然而，我仍然积习难改，对衣服一直是难得重视，总以为夏天遮体就行，冬天不冷就好，款式不懂，衣料不辨，反正越便宜越好。20元在大排档买了条薄薄的白色松紧腰的裤子，三年下来，裤腰烂了，补了一圈，照样常穿着。学问在自己的头脑里，技能在自己的双手上，个子不高，长相平平，穿衣打扮没必要。1996年在纽约买了件减价蓝夹克，穿了25年，现在照样穿。2000年买了一双休闲鞋，冬夏通穿，“抗战”8年，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家乡农村寨墙上的一包黄土和父亲手工制作的一个铁钉，在我的衣兜里一日不离装了几十年，伴我去过新加坡、日本和美国，还曾五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坛，虽是一份沉重，却系着无限的乡情和力量。
“一介书生，半个农民”，是我的自我白描。能吃苦，不觉苦；知道难，不怕难，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和坚持。我觉得，了解农村，当过农民，是我这辈子用不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