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珰、蝉珰、金颜考辨
朱超龙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1965年，在辽宁省北票县的北燕冯素弗墓的发掘中出土了3件金饰片，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据简报介绍，这3件金饰片中1件为山形人物纹，为冠前“帽正”，其上压印一坐佛二立侍，高6.8、宽6.5～8.4厘米；另2件为山形蝉纹，皆镂刻花纹，在一面焊细丝和金粟作蝉形，眼窝处缀二灰石珠以为蝉目，背后各有一件同大的素面金片垫衬，高7.1、宽6.4～6.9厘米[1]。
冯素弗墓出土蝉纹金珰
除了冯素弗墓，各地也曾陆续发现与之形制相类的金饰片，墓例有甘肃敦煌新店台、高台地埂坡、江苏吴县张镇墓、南京大学北园墓、南京仙鹤观、南京郭家山、南京江宁上峰、邳州煎药庙、山东临沂洗砚池、邹城刘宝墓、湖北鄂城六朝墓等。时代集中在两晋十六国时期。以出土数量最多，也是形制上较有代表性的临沂洗砚池晋墓M1为例，该墓出土5件，尺寸各不相同，上宽在3.7~4.2厘米之间，底宽在3.0~3.4厘米之间，高在3.8~4.4厘米之间，形制皆为顶部起尖，圆肩略向下弧收，底微内凹，上饰蝉纹，蝉睛凸起，内镶物已脱落，主体纹饰间布满细小金粟粒。其背面为铜片，在铜片表面包一层金箔，在金箔上镶嵌纹饰[2]。
洗砚池晋墓出土蝉纹金珰
以上金饰的性质是什么，冯素弗墓的执笔者说：“可能就是秦汉以来侍中戴用的金珰。”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引《后汉书·舆服志》道：“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乘舆所常服。”又引《晋书·舆服志》：“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论证冯素弗墓所出金饰即汉、晋以来的“金博山”，属于王族特有的装饰[[3]]。后孙机结合东汉以来的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认定上述金饰实为史书中所载冠上附蝉的金珰[[4]]。
所谓金珰，根据文献记载，其在战国时期的赵国即已出现，《后汉书·舆服志》引胡广注说：“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至于汉代，金珰已作为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这是关于金珰形制与戴用群体最为基本的信息，也是诸多讨论的基础。
问题是，论者在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进行比对时人言言殊，在更具体深入的研究中失之笼统。具体而言，是将金珰、蝉珰、金颜混为一谈，将金珰的不同构件混为一谈，以下对金珰涉及的这三个概念进行初步的辨析。
其实文献中对相关概念的记录是比较清楚的。王国维释曰：“珰者，当也，当冠之前，犹瓦当之当瓦之前矣。”所谓金珰，从其定名来看，能够看出是对一类器物的泛称。对应到考古发现，孙机先生早就说：“此金牌（指冯素弗墓所出蝉纹金珰）在镂孔饰片背后还垫着一块大小相同的金片，现在看来，所谓金珰，疑指此物。”准确地指出金珰的本体实际上是蝉形纹饰后面的垫片。目前发现的蝉纹金珰有的就是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9件，皆为蝉纹金箔缘出齿纹卡扣在铜垫片之上，我们在一些博物馆可以看到同类型的蝉纹金箔，它们原来都是附着在一个金属垫片之上的。《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载：“武冠……左右侍臣及诸将军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此之谓“附蝉”。这就提醒我们，对金珰的讨论除了传统的纹饰视角以外，也要注重金属垫片的类型。
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藏金珰，仅剩金箔
但周缘有三角形锯齿，原来应当是卡扣在垫片上的
以上的讨论还说明，金珰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指的是冠前装饰，其主体为素面的金属饰片，目前考古发现的蝉纹、佛教人物纹、神兽纹和博山纹都是附属的装饰。也就是说，金珰并不等同于蝉珰，蝉珰只是金珰的一个种类，不可以混为一谈。目前发现的除了蝉纹金珰，还有其它纹饰的，还有的没有金属垫片，他们都是金珰。纹饰的不同应与墓主人身份有关。这样看来，金珰的使用还是有比较严格的区分，蝉纹金珰的使用群体集中在近臣如侍中、中常侍，还有女尚书，至于其它类型，也应有特定的使用群体，这有待以后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明确。
与金珰相关的概念还有“金颜”，论者常引的史料有《晋书·舆服志》：“（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却，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隋书·礼仪志》引刘宋徐爰《释问》曰：“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帻，金博山，亦曰：博山附蝉，谓之金颜。”沈从文早已指出，“金博山”即“金珰”。张学锋结合唐人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推断，天子通天冠上的“金博山颜”就是“蝉纹金珰”。此说是。不过从后面的讨论来看，张学锋先生是将洗砚池晋墓所出蝉珰等同于金颜了，笔者认为不妥当，这也是目前大多数讨论普遍的认识。但本文认为，“金颜”应该是“蝉珰”的一种，而不能等同于“蝉珰”。
首先我们看《后汉书》、《晋书》舆服志中关于侍中、中常侍所用金珰的表述有细微的差别，前者为“黄金珰”，后者则为“金珰”，或可说明两晋时侍中、中常侍的“金珰”之“金”不再是黄金了，而可能是“铜”。前论已指出金珰的主体为饰片背后的素面垫片，目前已知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大多数蝉珰的垫片是铜质的，只有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2件蝉珰是金质的，与其它的都不同，其尺寸也明显大于其它的蝉珰。我们知道，等级区分最重要的体现方式就是材质的贵贱和尺寸的大小，一金一铜，一大一小，我想已能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等级上的差别。考察冯素弗生前事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冯素弗的特殊地位，进而理解其蝉珰的特殊性。冯素弗是北燕文成帝冯跋之弟，《晋书·冯跋传》上说：“跋之伪业，素弗所建也。”这样尊崇的地位，生前经特许使用乘舆之服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墓中所出蝉纹金珰就是其特殊身份的体现，不仅仅是他早年间曾为中常侍。也就是说，冯素弗墓中所出的这2件蝉珰应该是目前所能基本明确的天子通天冠之“金颜”。此外，南京北园东晋墓被视为东晋前期某位帝王的陵墓，其中出土了一套4件金珰，1件为蝉纹金珰、1件为方形兽面纹、其余2件均为山形仙人驭龙纹，其形制与其它金珰都不属于一个类别[5]，按理也应是“金颜”。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金颜（？）
“博山附蝉，谓之金颜”的记载，也明确告诉我们金珰垫片之名为“博山”，如此才有“附蝉”之说。从博山炉我们可以想见“博山”之形，目前对金珰形制的描述多言“山形”，从此条记载来看，是符合金珰实际的。看来时人其实是将金珰之形直接借作金珰之名了，“博山”即“珰”，“珰”之名侧重于位置，“博山”之名侧重于形制。结合考古发现，知“博山”或“珰”按材质可分为“金博山”和“铜博山”，金博山附蝉为“金颜”，天子通天冠所用；铜博山附蝉为“蝉珰”，近臣如侍中、中常侍、女尚书等所用；其它纹饰的金珰也应有特定的使用群体。
[1]《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 年第3期。
[2]《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43—47页。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第105页。
[4]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总第13、14期。
[5]周文：《金珰冠饰研究》，2014年南京大学硕士论文，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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