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珰、蟬珰、金顔考辨
朱超龍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1965年，在遼甯省北票縣的北燕馮素弗墓的發掘中出土了3件金飾片，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據簡報介紹，這3件金飾片中1件為山形人物紋，為冠前“帽正”，其上壓印一坐佛二立侍，高6.8、寬6.5～8.4厘米；另2件為山形蟬紋，皆镂刻花紋，在一面焊細絲和金粟作蟬形，眼窩處綴二灰石珠以為蟬目，背後各有一件同大的素面金片墊襯，高7.1、寬6.4～6.9厘米[1]。
馮素弗墓出土蟬紋金珰
除了馮素弗墓，各地也曾陸續發現與之形制相類的金飾片，墓例有甘肅敦煌新店台、高台地埂坡、江蘇吳縣張鎮墓、南京大學北園墓、南京仙鶴觀、南京郭家山、南京江甯上峰、邳州煎藥廟、山東臨沂洗硯池、鄒城劉寶墓、湖北鄂城六朝墓等。時代集中在兩晉十六國時期。以出土數量最多，也是形制上較有代表性的臨沂洗硯池晉墓M1為例，該墓出土5件，尺寸各不相同，上寬在3.7~4.2厘米之間，底寬在3.0~3.4厘米之間，高在3.8~4.4厘米之間，形制皆為頂部起尖，圓肩略向下弧收，底微内凹，上飾蟬紋，蟬睛凸起，内鑲物已脫落，主體紋飾間布滿細小金粟粒。其背面為銅片，在銅片表面包一層金箔，在金箔上鑲嵌紋飾[2]。
洗硯池晉墓出土蟬紋金珰
以上金飾的性質是什麼，馮素弗墓的執筆者說：“可能就是秦漢以來侍中戴用的金珰。”沈從文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引《後漢書·輿服志》道：“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又引《晉書·輿服志》：“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論證馮素弗墓所出金飾即漢、晉以來的“金博山”，屬于王族特有的裝飾[[3]]。後孫機結合東漢以來的文獻記載和圖像資料，認定上述金飾實為史書中所載冠上附蟬的金珰[[4]]。
所謂金珰，根據文獻記載，其在戰國時期的趙國即已出現，《後漢書·輿服志》引胡廣注說：“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珰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至于漢代，金珰已作為輿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珰，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這是關于金珰形制與戴用群體最為基本的資訊，也是諸多讨論的基礎。
問題是，論者在将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進行比對時人言言殊，在更具體深入的研究中失之籠統。具體而言，是将金珰、蟬珰、金顔混為一談，将金珰的不同構件混為一談，以下對金珰涉及的這三個概念進行初步的辨析。
其實文獻中對相關概念的記錄是比較清楚的。王國維釋曰：“珰者，當也，當冠之前，猶瓦當之當瓦之前矣。”所謂金珰，從其定名來看，能夠看出是對一類器物的泛稱。對應到考古發現，孫機先生早就說：“此金牌（指馮素弗墓所出蟬紋金珰）在镂孔飾片背後還墊着一塊大小相同的金片，現在看來，所謂金珰，疑指此物。”準确地指出金珰的本體實際上是蟬形紋飾後面的墊片。目前發現的蟬紋金珰有的就是由兩個部分組合而成，如洗硯池晉墓出土的9件，皆為蟬紋金箔緣出齒紋卡扣在銅墊片之上，我們在一些博物館可以看到同類型的蟬紋金箔，它們原來都是附着在一個金屬墊片之上的。《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載：“武冠……左右侍臣及諸将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珰，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此之謂“附蟬”。這就提醒我們，對金珰的讨論除了傳統的紋飾視角以外，也要注重金屬墊片的類型。
英國巴斯東亞藝術博物館藏金珰，僅剩金箔
但周緣有三角形鋸齒，原來應當是卡扣在墊片上的
以上的讨論還說明，金珰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指的是冠前裝飾，其主體為素面的金屬飾片，目前考古發現的蟬紋、佛教人物紋、神獸紋和博山紋都是附屬的裝飾。也就是說，金珰并不等同于蟬珰，蟬珰隻是金珰的一個種類，不可以混為一談。目前發現的除了蟬紋金珰，還有其它紋飾的，還有的沒有金屬墊片，他們都是金珰。紋飾的不同應與墓主人身份有關。這樣看來，金珰的使用還是有比較嚴格的區分，蟬紋金珰的使用群體集中在近臣如侍中、中常侍，還有女尚書，至于其它類型，也應有特定的使用群體，這有待以後的考古發現進一步明确。
與金珰相關的概念還有“金顔”，論者常引的史料有《晉書·輿服志》：“（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隋書·禮儀志》引劉宋徐爰《釋問》曰：“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帻，金博山，亦曰：博山附蟬，謂之金顔。”沈從文早已指出，“金博山”即“金珰”。張學鋒結合唐人閻立本所繪《曆代帝王圖》推斷，天子通天冠上的“金博山顔”就是“蟬紋金珰”。此說是。不過從後面的讨論來看，張學鋒先生是将洗硯池晉墓所出蟬珰等同于金顔了，筆者認為不妥當，這也是目前大多數讨論普遍的認識。但本文認為，“金顔”應該是“蟬珰”的一種，而不能等同于“蟬珰”。
首先我們看《後漢書》、《晉書》輿服志中關于侍中、中常侍所用金珰的表述有細微的差别，前者為“黃金珰”，後者則為“金珰”，或可說明兩晉時侍中、中常侍的“金珰”之“金”不再是黃金了，而可能是“銅”。前論已指出金珰的主體為飾片背後的素面墊片，目前已知的東晉十六國時期大多數蟬珰的墊片是銅質的，隻有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2件蟬珰是金質的，與其它的都不同，其尺寸也明顯大于其它的蟬珰。我們知道，等級區分最重要的展現方式就是材質的貴賤和尺寸的大小，一金一銅，一大一小，我想已能清晰表明兩者之間等級上的差别。考察馮素弗生前事迹，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馮素弗的特殊地位，進而了解其蟬珰的特殊性。馮素弗是北燕文成帝馮跋之弟，《晉書·馮跋傳》上說：“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這樣尊崇的地位，生前經特許使用乘輿之服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墓中所出蟬紋金珰就是其特殊身份的展現，不僅僅是他早年間曾為中常侍。也就是說，馮素弗墓中所出的這2件蟬珰應該是目前所能基本明确的天子通天冠之“金顔”。此外，南京北園東晉墓被視為東晉前期某位帝王的陵墓，其中出土了一套4件金珰，1件為蟬紋金珰、1件為方形獸面紋、其餘2件均為山形仙人馭龍紋，其形制與其它金珰都不屬于一個類别[5]，按理也應是“金顔”。
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金顔（？）
“博山附蟬，謂之金顔”的記載，也明确告訴我們金珰墊片之名為“博山”，如此才有“附蟬”之說。從博山爐我們可以想見“博山”之形，目前對金珰形制的描述多言“山形”，從此條記載來看，是符合金珰實際的。看來時人其實是将金珰之形直接借作金珰之名了，“博山”即“珰”，“珰”之名側重于位置，“博山”之名側重于形制。結合考古發現，知“博山”或“珰”按材質可分為“金博山”和“銅博山”，金博山附蟬為“金顔”，天子通天冠所用；銅博山附蟬為“蟬珰”，近臣如侍中、中常侍、女尚書等所用；其它紋飾的金珰也應有特定的使用群體。
[1]《遼甯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 年第3期。
[2]《臨沂洗硯池晉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43—47頁。
[3]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1年，第105頁。
[4]孫機：《進賢冠與武弁大冠》，《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總第13、14期。
[5]周文：《金珰冠飾研究》，2014年南京大學碩士論文，第25～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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