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临习王铎
韩世骏
近临王铎，诸友多有劝诫，概括起来，不外两点：一曰，铎为贰臣，不足为范；二曰，学书当以晋唐为范。
关于“贰臣”说。书法史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王铎是贰臣，以『大节有亏』而被士林所不耻，因而对他评价大打折扣。明末清初，一大批在朝的官吏或在野的士绅选择了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信仰以及对明王朝的忠诚，比如倪元璐和黄道周。而王铎则选择了归顺清朝，是当时归顺清朝的前朝官员中职务最高者之一，授被为礼部尚书。王铎在清朝为官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晚年王铎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因为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他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任用他们不过是为收拢人心。
我的观点是：第一，我学书，并非学其人。只要其书值得学，但学无妨。傅青主（傅山）是坚决主张“反清复明”的，与王铎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但其书却受王铎影响非常大。第二，作为一位处在历史变革时期的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待他，评价他；而且作为一位书家，应该主要关注他的书法成就，以及在整个书法史上的贡献，而对他的政治立场不能求全责备。另一位书家的情况，颇为相近，他就是宋末元初的赵孟頫。他也是一位承前启后，对后世影响巨大，成就斐然的集大成书家。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王铎一样，背上了“贰臣”的黑锅，致使后人对他的评价大打折扣。我的观点同样是，作为书家，我重点关注其书法成就，以及在整个书法史上的贡献，而对他的政治立场不求全责备。
关于晋唐说。从整个书法史看，行书成熟于两晋，楷书至唐已臻完美。晋、唐分别是行、楷最成熟最完美的时代。从血统论的角度看，研习行楷，以晋唐为范，当是首选。但这并非意味着，晋唐之后就不足为范。比如，我们说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是诗歌巅峰，为什么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还要大量涉及其他朝代的诗歌呢？我们说荷马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文学的巅峰，为什么学习和研究欧洲文学，还要涉及其他时期的大量文学作品呢？这和研习书法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习书人，为了保持纯正的晋唐血统，而对其他各代书家不涉及不关注不研究不学习，那就正如一个只吃优质食品，而对其他营养不屑一顾一样，必将导致严重的营养失衡。书法史上，凡有成就的大家，都是博采众长，广泛学习历代书家精髓的学习者。怀素《自叙帖》开篇即云：“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无疑滞。”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晚唐才子杨凝式，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以及宋末元初之赵孟頫，明末清初之王铎，等等莫不如此，无一例外。
王铎是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是明代书法集大成者，尤其是草书上，无论是笔法、结构、章法和墨法上，都到达了历史性的新高度。而这一点，无论是文徵明、董其昌，都没有做到，沙孟海认为，王铎是书法界的“中兴之主”：（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在沙老看来，他远超赵孟頫、董其昌等人。启功认为：“觉斯（王铎）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吴昌硕：“文安健笔蟠蛟璃，有明书法推第一”。
鉴于此，我集中安排一段时间专门临习王铎作品。王铎说他自己“一日临帖,一日应索”。我三个多月，专门临帖，每日一贴。先后临习了王铎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款式的一百多幅行书书作。每日在微信朋友圈与朋友们交流切磋，得到了朋友们的许多鼓励鞭策和专业性指导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