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讲述赤峰市宁城县历史的叙事中篇小说，内容真实-大宁风云之十五
（四）木华黎攻辽西辽东奥屯襄守北京大定太祖九年(公元1214年)三月，蒙古军驻金首都中都(今北京)北郊，遣使威胁金廷，勒索了许多金帛、三千马匹、五百童男童女，金国还将卫绍王的女儿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以这些屈辱代价换得蒙古军退兵。四月，成吉思汗率所统之大军到鱼儿泊(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避暑休整；木华黎率史家诸将等这支数十万的大军北上蒙古高原避暑、休整。夏五月，金帝为避开蒙古军锋芒，迁都汴京开封府。成吉思汗闻之大怒，遂组织大军准备南下征讨金国。这时，史天倪向木华黎建议道：
金弃幽燕，迁都于汴，已失策矣。辽水东西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宁(按，指金代后期北京路治所大定府，此路元代曾改为大宁路，大定府内还设有大宁县治。此文用“大宁”称谓，是修《元史》者用词欠准)以扼其喉襟，则金虽有辽阳，终不能保矣。”
木华黎很赞许这个建议，并奏呈皇帝。而契丹人石抹也先(也称萧也先)向成吉思汗建议先攻取东京(今辽阳)。成吉思汗在综合考虑这两种意见后，命令木华黎率军一并攻取辽西北京和辽东东京。预想先攻下中京，后打辽东。
从蒙古军的整体战略部署来看，这是蒙古国借征讨金廷南迁为名，发动的一次更大规模的全面攻金。其中木华黎之部攻取辽西辽东，既可切断金廷与东北金军间相互支援，又可为蒙古国在大宁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后防战略基地。明代撰修的《元史·太祖纪》对此记述甚粗疏且有误：只记了九年(公元1214年)“冬十月，木华黎征辽东”，高州(属辽西)降。十年“二月，木华黎攻北京，金元帅寅答虎、乌古伦以城降”。
明初修纂《元史？太祖纪》时虽可用《太祖实录》，但此实录是太祖死后60年，即历四朝后才撰修的，而蒙古汗国初期的太祖朝为初创朝政，忙于战争，并无《起居注》，文献稀缺。《太祖实录》的修纂内容多依据追忆，或对一些个人传记有关内容的归纳或摘取，这就导致《太祖实录》的粗疏或失准，难免差强人意。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的清人所撰《蒙儿史记》中，就将《元史·太祖纪》对蒙古军的南下只记为“征辽东”，改为“征辽西”。此修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又缺失了“征辽东”，也欠妥。
太祖九年(公元1214年)秋八月(可能在下旬)，木华黎挥师从蒙古高原经临潢府南下，以吾也而将军为先锋，史家数将领皆随军征战。十月初六到达高州（今市元宝山区风水沟镇土城子村)后包围该城，金守军将领吓破了胆，不战即举城投降。蒙古军继之南下向大定府进军。
北京路的大定府是金国五座陪都之一，由于是金廷最看重的东北地区军事要地，自然非常重视这里的守备。粮草已经备足，共调集了二十多万军队守卫该城。这年二月，朝廷调派元帅右都监奥屯襄摄行北京元帅府军务，五月金廷又提拔奥屯襄为北京留守(正三品，总判府事兼兵马都总管)，并兼前职。不久他又被提拔为北京路宣抚使兼留守。金廷还任命完颜习烈为朝廷派出的“北京宣差提控”到大定府城监军，协助守城。
奥屯襄得知蒙古军南下已迫使高州守军投降的消息后，自恃拥有重兵，未能准确判断出双方的战斗实力，认为蒙古军远道而来，未经休整，可以对其突然袭击。于是，由银青(又写作伊木沁)亲率20万金军北上抗击蒙古大军。
在一处称作“花道”的地方(近年最新说法认为即今元宝山区古山镇)，两军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由于金兵士气低落，远不如蒙古军骁勇善战，尤其蒙古军南下以来，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像样的战斗，正处于士气旺盛、颇具战斗力的状态。结果金兵被蒙古军打得一败涂地，遭斩杀者约八万人。金军剩余的十余万残兵败将(包括伤员在内)只好退回北京城，据险固守，不敢有丝毫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