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向前，一个是陈云，一个教会我打仗，一个教会我搞经济。”
图|李先念
自1954年开始，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掌管共和国经济22年，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尽管如此李先念在晚年却始终否认自己“经济学家”的头衔，1968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盛赞李先念是经济学家时，李先念曾谦虚的称：
“我就是个实干家。”
“不下马的将军”
1927年11月，年仅18岁的李先念率领家乡的农民参加了黄麻起义。也从此开始，踏上了军事生涯。
作为红军之中最为年轻的一员将领，李先念几次率领部队与敌军英勇奋战。1932年11月，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陕西关中平原转移。
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急调17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而尾随而至的还有国民党军四五个师的兵力，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态势，红四方面军经浴血奋战，打破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还全歼了杨虎城部一个警备旅。
子午镇一战中，李先念负伤躺在担架上，却坚持在一线指挥战斗。
1932年12月，李先念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投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之中。
在红军时期诸多高级将领中，李先念无疑是很年轻的。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图|李先念（左五）、郭述申（左三）等在延安合影
作为红30军政委，李先念在懋功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惊叹于他的年轻，毛主席不由得好奇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属鸡的，还差几天就满26岁了。”
“正是名不虚传，英雄出少年呐。”
毛主席盛赞道：“我大你16岁，属小龙的，今年已经是不惑之年，你真年轻，前途无量啊。”
面对毛主席的表扬，李先念并不居功自傲，而是谦逊地称：“我手下还有更年轻的，88师师长熊厚发才刚满20岁。”
两人寒暄了一阵后，毛主席仔细地询问了当地有关气候、地理环境等等，李先念事无巨细，一一回答，很多事情都是装在他脑子里的，不仅如此李先念还对接下来部队的行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再一次赞叹：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我们真是相见恨晚。”
1936年11月，李先念随红四方面军一部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遭到了国民党军马家军的重兵包围，经过4个多月的激战，西路军最终失败，李先念率领着400余人翻过祁连雪山，来到新疆，为红军保存了一批军事技术骨干。
第二年回到延安后，毛主席专程接见了他，并表扬李先念：
“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主席还称李先念为“不下马的将军”。
图|1949年4月,李先念与陈毅(中),粟裕在河南濮阳.
作为一名功勋赫赫的战将，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抗战，解放战争中，李先念都用自己出色的智慧化解了许多的难题。
1949年2月，李先念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当时的李先念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部队工作，还是到地方工作，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为此还专门征求过他的意见：“你是想要回三兵团工作，还是想等着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
面对这一情况，李先念选择了后者。
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间隙，李先念还把自己的想法对毛主席做了汇报：“我从参加革命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湖北战斗和工作，我对湖北的情况比较熟，那里的工作比较适合我。”
毛主席点点头对李先念说：“那好吧，湖北解放后，你就回湖北主持那里的工作。”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全面主持湖北的党政军工作。
李先念一上任湖北，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黑白之战”
图|毛主席同李富春、李先念、乌兰夫等人亲切交谈
黑指的是煤炭，而白指的是粮食和布匹。
中国饱经战乱多年，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时代，物资就是经济的硬通货，湖北刚刚解放初期，大量的不法商人就开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也因当时湖北政权初步建立，黄金白银的价格也疯狂上涨。
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李先念一上任，就积极联系上海、华北等各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省份，往湖北运送物资，并充分发挥了一些开明民族资本企业，很快就稳定了湖北的经济形势。
李先念早年就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李先念传记工作小组工作人员高敬增称：
“一个根据地的一把手，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而李先念出色的财经管理能力，也被主管全国经济工作，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盯上了，陈云对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十分关注。
调任中央任财政部长，李先念一开始不愿意
1954年，党中央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并抽调具备财政经济管理能力的干部来北京工作。
当时还兼任着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被陈云相中了，陈云向毛主席与周总理推荐，由李先念出任财政部长。
陈云与李先念认识，还要从抗战初期说起。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派陈云、滕代远带着一支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抵达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与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会合。
等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撤销了李先念等人赴苏联学习的决定，并改为就地学习，并成立“新兵营”，由陈云负责领导。
“新兵营”期间，李先念时常与陈云进行交流，彼此之间也逐渐加深了了解。
图|1986年，陈云同李先念、邓小平在一起
那时的陈云，尽管还不知道李先念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的能力，但对李先念的个人能力，还是十分赏识的。同样陈云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以及在统战工作中的灵活性，也深深折服了李先念。
1937年年底，李先念向陈云、邓发提出去延安的想法，陈云表示了支持。
因此陈云推荐李先念任财政部长，是有着自己的考量在里面的。
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
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会忘记；
三、爱学习，爱钻研；
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1954年5月，李先念到北京后，陈云直接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出任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一听，顿时感到有些忧虑，他连连推辞：“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学，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希望中央理解我，并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耐心的听完了李先念的解释，才又慢慢的劝说他：“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
陈云找李先念谈话后不久，邓小平也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当时李先念任财政部长，是接邓小平的班，为此邓小平专门找李先念谈话：
“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
图|1982年8月14日,李先念,邓小平,陈云在北京
即便是有邓小平出面，李先念依旧感到有很大的顾虑：
“我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外行。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外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
“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邓小平告诉他：“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啊。”
李先念反复推辞，并不是推卸责任，相反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战争年代下，他操心最多的还是前线打仗的事儿，之前虽然接触到过一些经济学上的课程，但整体上兴趣并不大，现在让他出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确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不过，毛主席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1954年6月1日，毛主席听说李先念到北京后，专程邀请他到中南海谈话。
李先念找到毛主席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主席，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
毛主席哈哈一笑：
“你不想干，干不了，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了。”
尽管毛主席是开玩笑，但无疑也给了李先念很大的触动，此时的他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只好点头表示：
“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好了。”
图|1989年9月11日,李先念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西哈努克.
李先念当了财政部长后，又于当年9月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配合周总理、陈云搞经济建设。
专业知识不够强怎么办？李先念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计划就一个字——“学”。
“学”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李先念尽管在中央领导中间算是很年轻，但毕竟已经不是在少年时代。
为了尽快掌握专业知识，李先念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用一年的时间看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主席有关经济学的论述著作，再用一年的时间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相关知识，熟悉有关的政策以及法规。
除了读书以外，李先念还积极请教那些财政经济专家，每次李先念主持召开财经会议时，都时刻注意倾听专家的意见，听不懂时就反复的请教，直到弄懂为止。
对于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以及前财政部长邓小平，李先念总是十分尊重，也时常去请教他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的意见，或是打电话，或是亲自登门。
陈云也从来不吝惜，而是竭尽全力地指点李先念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李先念从陈云那里，学习了不少有关财经工作的经验，也难怪李先念后来反复的说：
在各方的帮助下，李先念很快就承担起了一个财政部长的作用，并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有许多专业化的名词以及数字，都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开会时时常脱口而出。
曾在李先念身边工作过11年的黄达回忆：
“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出色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并称李先念与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图|1977年李先念视察大庆油田化工总厂
1960年11月，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受邀访问中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陪同。
毛主席指着李先念，风趣的给客人介绍道：
“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的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李先念着手开始恢复中国的经济发展。
李先念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79年国民计划经济中，原定的计划偏大，资金和材料有这明显的不足，财政赤字。李先念针对这一情况，迅速与陈云进行了沟通商量，又一起联名致信中央：
“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钢的发展速度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
图|1978年8月李先念同志来垦区视察
1979年3月下旬，经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尽管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但是事后却发现，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还是安排过大，致使财政出现了170多亿的赤字，1980年国家财政又一次出现了127亿元的赤字。
邓小平对国家经济状况十分关注，立即与陈云、李先念商量，全面打开经济调整的重要局面。
经调整国民计划经济后的1981年，财政赤字从前一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
七十年代末期的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我，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一个深入的基础。
不仅如此，李先念还是决定创立深圳特区的领导人之一。
1979年元旦刚过，一份报告就摆在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国家经济的李先念的办公室。
报告是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写来的，报告的内容主要就一个议题——关于在深圳市蛇口半岛开办工业区。
对特区建设十分重视的李先念，立即召见了袁庚，并询问他的看法，准备充分的袁庚为李先念展示了一张地图，在充分听取了袁庚的汇报后，李先念拿起了铅笔，在地图上南面半岛上划了一条横线，并对袁庚说：
“给你们一块地可以，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
图|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人步入人民大会堂
陈云对改革开放的事业极为关注，尽管他没有到过深圳特区，但对特区的建设十分关注，曾派秘书到深圳、珠海等特区了解情况。
对李先念的主张，陈云深表赞同，两人都是主管财经工作的专家，彼此之间都有共同的愿望和目标，甚至就连有一些想法，也是不谋而合。
两人之间也因为共同的理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去世。
时隔一个月后，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悼念文章：
“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图|1988年3月李先念参加中南海召开的座谈会结束后，现场审核新闻稿
文中谈到特区建设问题时，陈云深刻地指出：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