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有兩個老師，一個是向前，一個是陳雲，一個教會我打仗，一個教會我搞經濟。”
圖|李先念
自1954年開始，李先念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财政部部長，掌管共和國經濟22年，是周總理的得力助手，盡管如此李先念在晚年卻始終否認自己“經濟學家”的頭銜，1968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盛贊李先念是經濟學家時，李先念曾謙虛的稱：
“我就是個實幹家。”
“不下馬的将軍”
1927年11月，年僅18歲的李先念率領家鄉的農民參加了黃麻起義。也從此開始，踏上了軍事生涯。
作為紅軍之中最為年輕的一員将領，李先念幾次率領部隊與敵軍英勇奮戰。1932年11月，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向陝西關中平原轉移。
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陝西省主席楊虎城急調17師在王曲、子午鎮一帶阻擊，而尾随而至的還有國民黨軍四五個師的兵力，面對前有強敵，後有追兵的态勢，紅四方面軍經浴血奮戰，打破了國民黨軍圍追堵截，還全殲了楊虎城部一個警備旅。
子午鎮一戰中，李先念負傷躺在擔架上，卻堅持在一線指揮戰鬥。
1932年12月，李先念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投入到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之中。
在紅軍時期諸多進階将領中，李先念無疑是很年輕的。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
圖|李先念（左五）、郭述申（左三）等在延安合影
作為紅30軍政委，李先念在懋功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驚歎于他的年輕，毛主席不由得好奇問道：“你今年多大了？”
“屬雞的，還差幾天就滿26歲了。”
“正是名不虛傳，英雄出少年呐。”
毛主席盛贊道：“我大你16歲，屬小龍的，今年已經是不惑之年，你真年輕，前途無量啊。”
面對毛主席的表揚，李先念并不居功自傲，而是謙遜地稱：“我手下還有更年輕的，88師師長熊厚發才剛滿20歲。”
兩人寒暄了一陣後，毛主席仔細地詢問了當地有關氣候、地理環境等等，李先念事無巨細，一一回答，很多事情都是裝在他腦子裡的，不僅如此李先念還對接下來部隊的行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再一次贊歎：
“好！說得好！很有見解，我們真是相見恨晚。”
1936年11月，李先念随紅四方面軍一部渡過黃河，執行甯夏戰役作戰計劃，遭到了國民黨軍馬家軍的重兵包圍，經過4個多月的激戰，西路軍最終失敗，李先念率領着400餘人翻過祁連雪山，來到新疆，為紅軍儲存了一批軍事技術骨幹。
第二年回到延安後，毛主席專程接見了他，并表揚李先念：
“西路軍戰鬥到最後，由你們帶領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達新疆，這種堅定的行為，除了共産黨人上司的紅軍，任何軍隊是做不到的。”
毛主席還稱李先念為“不下馬的将軍”。
圖|1949年4月,李先念與陳毅(中),粟裕在河南濮陽.
作為一名功勳赫赫的戰将，無論是在土地革命時期，還是在後來的抗戰，解放戰争中，李先念都用自己出色的智慧化解了許多的難題。
1949年2月，李先念赴西柏坡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
當時的李先念面臨一個選擇，是繼續留在部隊工作，還是到地方工作，時任中原局書記的鄧小平為此還專門征求過他的意見：“你是想要回三兵團工作，還是想等着湖北解放後，回湖北做地方工作。”
面對這一情況，李先念選擇了後者。
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間隙，李先念還把自己的想法對毛主席做了彙報：“我從參加革命起，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湖北戰鬥和工作，我對湖北的情況比較熟，那裡的工作比較适合我。”
毛主席點點頭對李先念說：“那好吧，湖北解放後，你就回湖北主持那裡的工作。”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後，中央任命李先念為湖北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全面主持湖北的黨政軍工作。
李先念一上任湖北，就遇到了一個難題。
“黑白之戰”
圖|毛主席同李富春、李先念、烏蘭夫等人親切交談
黑指的是煤炭，而白指的是糧食和布匹。
中國飽經戰亂多年，在貨币貶值、物價飛漲的時代，物資就是經濟的硬通貨，湖北剛剛解放初期，大量的不法商人就開始囤積居奇，哄擡物價，也因當時湖北政權初步建立，黃金白銀的價格也瘋狂上漲。
針對這樣一種情況，李先念一上任，就積極聯系上海、華北等各個經濟實力較強的城市省份，往湖北運送物資，并充分發揮了一些開明民族資本企業，很快就穩定了湖北的經濟形勢。
李先念早年就長期上司革命根據地的工作，李先念傳記工作小組從業人員高敬增稱：
“一個根據地的一把手，考驗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況，李先念無疑在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上司能力。”
而李先念出色的财經管理能力，也被主管全國經濟工作，時任中财委主任陳雲盯上了，陳雲對李先念在湖北期間财政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十分關注。
調任中央任财政部長，李先念一開始不願意
1954年，黨中央決定撤銷各大行政區，并抽調具備财政經濟管理能力的幹部來北京工作。
當時還兼任着中南局副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的李先念被陳雲相中了，陳雲向毛主席與周總理推薦，由李先念出任财政部長。
陳雲與李先念認識，還要從抗戰初期說起。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派陳雲、滕代遠帶着一支由40多輛汽車組成的車隊，抵達新疆與甘肅交界的星星峽。與李先念率領的西路軍左支隊400餘人會合。
等到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共中央撤銷了李先念等人赴蘇聯學習的決定，并改為就地學習，并成立“新兵營”，由陳雲負責上司。
“新兵營”期間，李先念時常與陳雲進行交流，彼此之間也逐漸加深了了解。
圖|1986年，陳雲同李先念、鄧小平在一起
那時的陳雲，盡管還不知道李先念在财政經濟工作上的能力，但對李先念的個人能力，還是十分賞識的。同樣陳雲高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以及在統戰工作中的靈活性，也深深折服了李先念。
1937年年底，李先念向陳雲、鄧發提出去延安的想法，陳雲表示了支援。
是以陳雲推薦李先念任财政部長，是有着自己的考量在裡面的。
一、李先念45歲，這個年紀，在當時的進階幹部中比較年輕；
二、他頭腦清楚，對許多經濟數字，都能印在腦子裡而不會忘記；
三、愛學習，愛鑽研；
四、李先念在過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績，有開創精神。
1954年5月，李先念到北京後，陳雲直接找他談話，開門見山地對他說：“中央的意見，是調你到北京，出任國家财政部長。”李先念一聽，頓時感到有些憂慮，他連連推辭：“我過去長期打仗，文化不高，沒有學過經濟學，難以勝任财政部長這樣重要的職務。希望中央了解我，并另外考慮人選。”陳雲耐心的聽完了李先念的解釋，才又慢慢的勸說他：“中央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相信你一定能勝任。”
陳雲找李先念談話後不久，鄧小平也把他請到了自己的辦公室，當時李先念任财政部長，是接鄧小平的班，為此鄧小平專門找李先念談話：
“我過去也沒有學過經濟，也沒有當過财政部長，這不是也當了嗎？你還是當吧，我相信你。”
圖|1982年8月14日,李先念,鄧小平,陳雲在北京
即便是有鄧小平出面，李先念依舊感到有很大的顧慮：
“我長期在軍隊工作，也在地方工作過，但對經濟還是外行。這樣重要的職務，我恐怕幹不了，希望小平同志了解我，同意我的意見，另外選更合适的人當财政部長。”
“我們認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選。”鄧小平告訴他：“你要做好上任的準備啊。”
李先念反複推辭，并不是推卸責任，相反卻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戰争年代下，他操心最多的還是前線打仗的事兒，之前雖然接觸到過一些經濟學上的課程，但整體上興趣并不大，現在讓他出任财政部長，李先念确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不過，毛主席似乎并不這麼認為。
1954年6月1日，毛主席聽說李先念到北京後，專程邀請他到中南海談話。
李先念找到毛主席後，說出了自己的顧慮：
“主席，财政部長我幹不了，我沒有那個能力和水準，還是請中央考慮他人。”
毛主席哈哈一笑：
“你不想幹，幹不了，那我隻好把國民黨的财政部長宋子文從台灣請回來，讓他幹了。”
盡管毛主席是開玩笑，但無疑也給了李先念很大的觸動，此時的他再也說不出任何話來，隻好點頭表示：
“那我還是服從中央的決定好了。”
圖|1989年9月11日,李先念在北京釣魚台國飯店會見西哈努克.
李先念當了财政部長後，又于當年9月出任了國務院副總理，配合周總理、陳雲搞經濟建設。
專業知識不夠強怎麼辦？李先念為自己制定了一個計劃，計劃就一個字——“學”。
“學”并不是一件輕松容易的事情，李先念盡管在中央上司中間算是很年輕，但畢竟已經不是在少年時代。
為了盡快掌握專業知識，李先念為自己制定了學習計劃，用一年的時間看完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主席有關經濟學的論述著作，再用一年的時間掌握财政、經濟方面的相關知識，熟悉有關的政策以及法規。
除了讀書以外，李先念還積極請教那些财政經濟專家，每次李先念主持召開财經會議時，都時刻注意傾聽專家的意見，聽不懂時就反複的請教，直到弄懂為止。
對于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陳雲以及前财政部長鄧小平，李先念總是十分尊重，也時常去請教他們在财政經濟工作上的意見，或是打電話，或是親自登門。
陳雲也從來不吝惜，而是竭盡全力地指點李先念經濟工作中的問題，李先念從陳雲那裡，學習了不少有關财經工作的經驗，也難怪李先念後來反複的說：
在各方的幫助下，李先念很快就承擔起了一個财政部長的作用，并成為中央上司财政經濟工作的專家，有許多專業化的名詞以及數字，都深深地刻在腦海裡，開會時時常脫口而出。
曾在李先念身邊工作過11年的黃達回憶：
“李先念工作非常細緻。他發現四川有一個外貿的供銷社，在出口豬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裡面的豬油和羊油刮下來，這樣又可以賣一筆錢，李先念覺得這個方法很好，他于是發文向全國推廣這個辦法。”
李先念出色的工作成績，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贊許。并稱李先念與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圖|1977年李先念視察大慶油田化工總廠
1960年11月，古巴國家銀行行長格瓦拉受邀通路中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财政部長的李先念陪同。
毛主席指着李先念，風趣的給客人介紹道：
“我們剛剛革命勝利的時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後來，我們越注意培養各類幹部。但是，我們培養的人手，總嫌不夠用的。于是，我們隻好抓個‘大兵’來管錢。事實證明，我們這樣的做法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的建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雲、李先念着手開始恢複中國的經濟發展。
李先念對當時中國的經濟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時，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1979年國民計劃經濟中，原定的計劃偏大，資金和材料有這明顯的不足，财政赤字。李先念針對這一情況，迅速與陳雲進行了溝通商量，又一起聯名緻信中央：
“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避免出現大的“馬鞍形”；……鋼的發展速度不僅要制訂五至七年的計劃，而且要制訂直到2000年的計劃；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内的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漸進。”
圖|1978年8月李先念同志來墾區視察
1979年3月下旬，經黨中央常委讨論，決定成立國務院财政經濟委員會，陳雲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盡管經濟調整方針在實施，但是事後卻發現，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還是安排過大，緻使财政出現了170多億的赤字，1980年國家财政又一次出現了127億元的赤字。
鄧小平對國家經濟狀況十分關注，立即與陳雲、李先念商量，全面打開經濟調整的重要局面。
經調整國民計劃經濟後的1981年，财政赤字從前一年的127億元，下降為25億元。
七十年代末期的國民經濟計劃調整我，為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騰飛，奠定了一個深入的基礎。
不僅如此，李先念還是決定創立深圳特區的上司人之一。
1979年元旦剛過，一份報告就擺在了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國家經濟的李先念的辦公室。
報告是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寫來的，報告的内容主要就一個議題——關于在深圳市蛇口半島開辦工業區。
對特區建設十分重視的李先念，立即召見了袁庚，并詢問他的看法，準備充分的袁庚為李先念展示了一張地圖，在充分聽取了袁庚的彙報後，李先念拿起了鉛筆，在地圖上南面半島上劃了一條橫線，并對袁庚說：
“給你們一塊地可以，就給你們這個半島吧。”
圖|陳雲、李先念、徐向前等人步入人民大會堂
陳雲對改革開放的事業極為關注，盡管他沒有到過深圳特區，但對特區的建設十分關注，曾派秘書到深圳、珠海等特區了解情況。
對李先念的主張，陳雲深表贊同，兩人都是主管财經工作的專家，彼此之間都有共同的願望和目标，甚至就連有一些想法，也是不謀而合。
兩人之間也因為共同的理想，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去世。
時隔一個月後，陳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悼念文章：
“1954年先念同志從湖北調到中央，參與上司全國财經工作。他是将軍管理經濟，但他能很快精通當時的經濟工作，這是十分難得的。”
圖|1988年3月李先念參加中南海召開的座談會結束後，現場稽核新聞稿
文中談到特區建設問題時，陳雲深刻地指出：
“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築拔地而起，發展确實很快。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目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适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