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戴路（通讯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海外“取经”与引进求索——改革开放初期留学建筑师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1年4月刊，总第210期P100-108。本文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交流。一部分由单位选派的中国建筑师精英有机会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学习，曾经的成长经历使他们具有批判思考的意识和强烈的爱国建设使命。归国后他们将前沿的学科发展成果引进国内，极大地推动着大陆建筑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对改革开放初期首批留学建筑师群体进行研究，回顾时代所提供的机遇背景，总结该群体特点，通过探索其在体系、创作、理论、市场、教学等方面的个人成就，回顾该群体对大陆建筑学科发展所作出的具体贡献。
目录概览
- 一、时代提供机遇
- 二、交流人员特点
- 三、学科发展贡献
- 四、结语
历经浩劫，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建筑学科终于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过去在形式上求新求变的中国现代建筑，曾因种种制约，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困顿局面。刚刚敞开的大门使各大建筑设计院、高校中的出色人才也迎来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有机会去往海外留学，这形成了该时期的特定群体。他们率先从封闭中走出，成为引领中国现代建筑迅速发展的时代旗手，不仅成就了个人事业的传奇性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开启民智和传播新建筑知识、新设计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推动着建筑行业的跑步式前进。“取经”归来，他们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在建设中反思，在实践中求索，也活跃在建筑教育等战线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建筑学科的全面发展建言献策，以个人力量、群体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现代建筑发展。本文旨在探讨：改革开放初期，建筑师群体获得留学机会的时代背景，群体特征，并从多方面入手，总结他们在归国后对建筑学科发展所作出的具体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学习人家的长处。这意味着国门开启和更多学习机会的到来，为那些迷茫过却也一直坚定理想的建筑人指出了方向。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乘着改革开放最早的东风，许多建筑师走出国门，走进激荡的世界新环境中。彼时的发达国家，已经历了1950年代—1970年代大约30年间的飞速发展，经典现代建筑及其理论也经历了二战后世界性大规模的重建实践，表现出英雄式的建设效率和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建筑来说，这不仅是30年的隔绝，更是一种不见对手的盲目战斗。在全社会充斥着“建筑师无用论”和“建筑是艺术的‘纯艺术论’”的论调下，全国少得可怜的几千名建筑师成为建筑事业的主要力量。提高自己的水平，掌握世界各国建筑业的基本“行情”和“动向”成为带有前瞻性的前进方向。幸而，政策的开明使得中国建筑师得以赶上世界现代建筑发展的浪潮，他们紧握时代提供的最好机遇，迎来属于自己建筑创作生涯迟到的“黄金时期”。
若将毕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文革”前的建筑师算作第一代、第二代，毕业于“文革”后的建筑师再从第三代算起，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留学于发达国家的建筑师群体便集中于第二代。特殊时代下，他们不仅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建筑师群体，同样在中国留学史中极具代表性。通过统计杨永生先生所著《中国建筑师》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主编的《新中国留学归国学人大辞典》，并结合访谈方式获知，1978—1990年代初期中国去往发达国家留学且有记录的建筑师代表人物众多，他们中大多以访问学者身份去往世界知名高校进行短期交流，也有攻读更高学位或在职培训人员，远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只为追寻先进的理念与方法，同世界对话。
▲部分建筑师受访照片（从前至后依次为费麟、马国馨、黄锡璆、荆其敏）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成为选派人员是所在单位对建筑师能力的极大肯定。这些建筑师多供职于国有大型建筑设计院或建筑院校。在他们刚刚毕业时，应国家建设的强烈需求，这一代建筑师有机会投身于国家大型项目或重点工程，即便“文革”时期曾无奈于现实，但通过各类建筑实践，他们增长才干，逐渐崭露头角，而单位则为他们提供了优质平台。这一时期留学生派出的渠道尚未完全打开，出国留学人数有限，因而机会十分难得。
1.攻坚克难的语言突击
出国学习，语言是横亘在眼前最大的障碍。这一代建筑师，在外文学习上有所欠缺，“英语没掌握好就丢下了，俄语也没能真正掌握”。他们一手抓本职工作，一手不放外文学习。自学文法，四处求教，语言教学资源虽短缺，但学习的热情不减。建筑师们通过教育部外语统考、院内测评等考试选拔，有些获得全脱产到外语学校学习语言的机会，有些则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中培训，甚至全靠自学。费麟先生笑称：“学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语录》，这没问题吧？这叫一箭双雕。”因而日后再去往法国或德国，就比别人有语言上的更多优势。去往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的建筑师黄锡璆则回忆，“工作后抽空学，买一些活页文选、精读文选，加上以前有些基础。又在机械工业部合肥工业大学培训点和北京语言学院外派人员语言强化培训班，分别强化培训了三四个月。为了强化听力，我还向单位借了录音机，从学校借了磁带多听。那时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语言学院更是把外语录音带当宝贝，每次只能借两盘，还不准转录。”与之相比，去到非英语国家的建筑师，学习任务就更为艰巨，如去日研修的建筑师马国馨、柴裴义等人，使用的教材起初为自编的油印版，请到一位长期居京的日本老人来教授，后来才有了正规的广播日语教材。“虽然老师口语没问题，但没有教学的经验。”就是在那样极有限的条件下，求知若渴的建筑师们临行突击，完成语言攻关，为赴外留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费麟先生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2.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
曾经动荡的教育环境，使得人才断层成为那个时代的遗憾。在“文革”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建筑师，待到改革开放时大多已人到中年，但却依旧是行业中最年轻的一代。1981年去往日本丹下健三建筑研究所的建筑师马国馨和柴裴义当时已39岁，曾被年轻所员戏称为“大叔级”的人物。时间的流逝和特殊年代的经历，为他们带来的是阅历上的成熟，是冷静思考的能力，也是谨言慎行的自律。多年的工作经历，使得他们具备辨别是非优劣的判断能力，不曾简单地认为发达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也不会对大师盲目地崇拜。
同样，这种批判意识不仅体现在他们“走出去”期间，更体现在“引进来”之后。他们深知自己并非是以个人名义出访，更是为了实现中国建筑师了解世界的集体愿望。在国际上，当时的建筑界正逢多种思想碰撞，多种思潮激荡。在中国建筑师还在研读经典现代建筑时，后现代等建筑风格已开始侵入。如何将各类风格引进，在建筑实践中该如何运用，中国未来的建筑发展又该是怎样的趋势……面对这些问题，建筑师们旗帜鲜明地探索体现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建筑发展道路。在引进的过程中尊重事实，结合自己的亲历感受，衡量精华与糟粕，客观予以呈现。
3.建设奉献的爱国使命
当革命的狂热散去，贫穷现状对于每一位国人来说，都如芒在背。“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依旧主导设计，建筑师们未曾有条件放开手脚，又谈何天马行空。一直以来所接受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到最基层劳动实践以及集体创作的经历使得他们始终将国家放在首位。怀揣着实现“四化”的强烈愿望和“把‘文革’失掉的时间补回来的决心”，他们的个人命运早已与国家建设同频共振。留学建筑师群体放眼于国家真正需要发展的学科，补足最紧缺的建筑类型或方向短板。
在外期间，他们竭力吸收新知识，时刻谨记自己为什么而来，将对国家和人民的体谅化作学习的动力，不曾逾矩。如作为教育部公派的第一批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仲德崑，两年留学生涯如同“洋插队”，却也成为诺丁汉大学历史上以最短时间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两年间他完成近200本文献资料的阅读，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对40个不同类型的英国城镇进行调查，拍摄3000张幻灯片，近千张黑白照片，还收集了大量的图纸、资料。论文完成后他在扉页写下：“To my beloved motherland - China，and to those who love her.（献给我可爱的祖国——中国和所有热爱她的人）”。回国后，也成为最早一批把城市设计理念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之一。即便所到访国家经济条件、学术环境都远超大陆，即便也曾有过不回来的机会，但深受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建筑师们却不为所动，坚定学成回国服务的信念，为祖国的建筑事业贡献所有。
归来的留学建筑师群体凭借良好的外语能力，先进的科研理念，以及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以个人的力量汇聚群体的力量，为中国建筑界注入新鲜血液。从个人发展来看，留学建筑师大多成为教授、高级工程师，或成为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誓做所在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与引路者，切实影响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推动着建筑学科的不断向前。
1.完善体系借鉴制度
曾经“集体创作”和“方案综合”抹杀了一代建筑师的个性，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国内设计院并无太大压力，“大锅饭”“磨洋工”现象拖慢工作效率。但去到国外私人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们却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工作状态——更为积极、也更为高效。马国馨在日留学期间，晚上十一、二点下班是常事，最长的一次36个小时都未曾回家休息，项目结束如同打赢一场胜仗。而事务所中设置的人员激励机制，则意在激发所有潜能，从而在内部形成竞争氛围。通过不断优化设计方案，最终形成带有丹下健三个人风格的集体智慧结晶。但在这样的“one man control”模式下，研究所中其他人很多好的想法，也无法全部顾及。建筑师由此引发对于设计机制的思考，批判地看待其长处与不足。这对于之后广泛进行的各设计院的合并与改制，即由事业单位转为综合企业化，为其内部管理与工作开展提供了极大的参考和借鉴。
▲马国馨在丹下健三都市建筑研究所
外国建筑事务所承揽的大部分项目都实行建筑师全面负责制和建筑师终身负责制，因而较大陆当时的建筑设计单位业务范围更大。去往西德魏特勒工程咨询公司学习的建筑师费麟了解到咨询公司还涉及政策咨询、经营管理和产品技术咨询等相关业务，而工程咨询又分为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和工程实施管理三个阶段。在归国后，他进而指出中国的建筑工程管理现状呈现条块分割的现象，“双轨制”下设计企业与建筑师个人之间责权界定不明确，企业资质评定与注册建筑师制度的矛盾带来责权不清等问题，于是多次发文呼吁中国急需解决这“两张皮”的现状。更提出建筑师服务应遵循标准的服务程序，向设计阶段的前、后两方延伸，更要保证建筑师责、权、利的统一。在形式上，中国的建筑设计院可将简单的“宝塔式”向“矩阵式”调整，即不同专业、不同项目、不同工程的人员进行调配组合。制度的改革虽无法完成于朝夕，但正因为建筑师们的努力，让那些曾经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匠人之“梦”，正在逐步地转为现实——如：政府法定统一的施工图审查制度正逐步取消；注册建筑师考试大纲正在准备修订；“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建筑师负责制”也于2017年2月在国务院19号文件中强调提出。为求发展，必然需要引进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对于体系和制度的完善，便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实现。
▲费麟在西德魏特勒工程咨询公司
2.拓宽思路指导创作
进入更宽广的世界，建筑师们被新鲜事物所包围，感到从未有过的年轻。这一代建筑师对于外国建筑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教科书，虽然在上学的时候在报纸杂志和电影上有所见闻，但毕竟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彼时的建筑师也在“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探索中感到迷茫，不得不承认很多建筑都像是“同族兄弟”，让人们感到似曾相识，看多了则索然无味，和建筑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已取得的进步还远远不够。他们急切地想知道，别人是怎样解决建筑的“千篇一律”？中国与外国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
留学、出访、考察，行至不同的国家，亲历其中生活，对比各国差异。现代化城市中摩登的旅游宾馆、大型商业设施着实让建筑师们大开眼界，而历史悠久的城市则能够提供旧与新的平衡启示。走出国门，无论是一衣带水的日本，还是跨陆越海的欧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仅在追求现代化，更是在追寻自己的历史，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丈量出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后，才有助于找准自我定位，补己之短。
“方盒子”曾经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所指，因而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进程缓慢。当走出国门，建筑师们所做项目更多，规模也更大。除了留学期间亲历设计过程，最直接地掌握到好的设计方法，建筑师们更能够亲自见识到各种“主义”的实践与争辩。这对于当时国内的建筑语境，都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和引领性。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翻肠倒肚”，耸入天际的高层建筑实践，多样灵活的住宅设计规划……这些新潮的建筑、合宜的布局冲击着建筑师们的眼球，或对比其先进之处补己之短，或在回国后选取精华之处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如去往日本神户大学访问的天津大学教授聂兰生，认为日本在1980年代快速发展的低层高密度住宅，从规划到户型都对大陆较为单一呆板的行列式住宅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参考日本茨城县会神原等小区住宅的做法，进而提出将建筑各组团与绿地交融，灵活角度建筑群体扭转，为每户带来平均日照。而南厅方案起居室较国内大多布置的北厅日照效果更好。在之后的住宅设计中，更实践和总结出多种新的规划设想，努力改变国内“千篇一律”为“琳琅满目”。
▲日本茨城县会神原小区住宅
▲日本多层住宅方案
归国后，建筑师们以更先进的理念指导出更多样的设计。围绕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的主体性、环境艺术等主题，建筑与艺术两个藕断丝连的文化领域开始积极地在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等不同层面相互介入和影响，逐渐渗透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更多关注于使用人群的需求而非政治需求，着眼于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结合不同高差变化推进建筑空间体验感的形成，以手工模型逐步推敲，开始使用计算机等新型绘图工具……建筑师们将在国外所研究内容、设计方式灵活应用于实践，所学即转化为所做。如建筑师柴裴义，在日留学时通过多个项目的实践，耳濡目染丹下健三的创作风格，归国后设计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以其纯粹简洁的现代风格，一举获得1988年国家优秀设计金奖等奖项，并入选“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筑”，体现了在中国大的时代背景和现代化进程中快速设计、快速表现、快速建造的时代“速度感”，表现了一种粗放型的设计语言，成为中国现代建筑探索中的重要指向。同济大学教授戴复东将美国最新出版的《中庭建筑——开发与设计》带回完成翻译，并认识到“中庭是将室内变成了室外，也将室外变成了室内。”在其回国后的首次设计——同济大学建筑系教学楼中予以实践，设置大尺度中庭，由二层向三层逐步升起6个宽大的阶台，并着重布置多处共享空间，结合赏心悦目的环境，以供师生交流。“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的思想精髓也正是在这样不断地突破中总结提出。在各类竞赛的表现中，以国际或国内赛事为平台，无论是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建筑师们都以不凡表现力争荣誉，更是在为新的建筑理想不断争取话语权。
▲柴裴义归国作品中国国际展览中心2-5号馆
▲戴复东作品同济大学建筑系教学楼中庭
中国与他国国情不同，社会环境也相异，若直接照搬照抄，难免会因不适合而出现更多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建筑师群体更是在实践中深切体会过缺少物质保障的现实条件制约。因此在实践中，他们规避教条，从实际出发，以恰当的思路指导合理的设计，甚至以超前的意识探讨建筑节能的有效途径。如建筑师黄锡璆提出，医院是高能耗建筑，“病人中不乏体弱的老人，还有住在烧伤病房，或者做骨髓移植的特护病人，他们甚至需要对空气过滤以保障洁净度，还有一些手术室需要设垂直层流过滤，考虑生物洁净、用电设施……因此医院的能耗相当大。”面对这样的特殊建筑类型，在设计时更要考虑整体布局与具体做法。以半集中式形态和内院设置的方式为建筑内部引入自然通风与采光，尽量减少“黑房间”与空调的使用，以此完成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东海分院等，在入口大堂、医疗主街等采用半开敞设计，为建筑节省能源的同时，也宽慰着医患的使用心理。从美国进修归来的建筑师项秉仁提出，建筑思想活跃的最终结果是创造出符合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形体环境，由其所设计的杭州富春山居别墅区，是从浙江民居中提取出美学特点与科学合理性，结合现代别墅要求，反映地域文化特质：顺应坡地的坡屋顶充分利用空间，也使建筑与自然生态完美融合。“这不仅是形态的问题，而且是一种关联和思想的支配。”
▲黄锡璆设计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东海分院中所采用的半开敞设计
▲项秉仁作品杭州富春山居别墅区
政策的鼓励下，进步的时代中，建筑师们再接触到久违的建筑艺术，自是欣喜若狂。逐步发展的中国现代建筑，并未完全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前行，而是随着新观念与新意识渗入，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新背景下，探索具备自己特色而又经济合理的发展新方向。
3.引入理论丰富体系
未曾接受完整的现代建筑教育，对于一代建筑师来说，这颇为憾事。为实现“补课”，大量外国建筑理论引进国内，前往国外留学的建筑师也为此贡献了极大的力量。最先引进国外建筑理论的书籍中，部分是由各高校的一些教师用油印文字和手绘插图自发出版的国外建筑动态和翻译著作，另有“建筑理论译丛”和更为系统的“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这些书籍曾为国内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起步曾万分艰难，但令人感动的是这一建筑师群体对改变和进步所付出的不计成本与代价的努力。如到意大利学习文物保护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考察多国建筑的同济大学教授罗小未等，他们以自己的亲历介绍经典现代建筑及其发展，辅以大量照片，或翻译较近的理论著作，精心编撰的课本为后辈建筑师翔实还原外国建筑史的真貌。但却不仅限于此，其中所涉及的社会背景、风格流派、建筑师与建筑思想，均体现着作者的见闻与立场，研究与思考。倍受国内学界瞩目的“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中通过介绍和论述著名现代建筑大师的作品及观点，更是为广大建筑学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国外建筑发展的窗。著写《贝聿铭》的作者王天锡、《赖特》的作者项秉仁、《路易·康》的作者李大夏、《阿尔瓦·阿尔托》的作者刘先觉、《雅马萨奇》的作者吴焕加、《黑川纪章》的作者郑时龄等，均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甚至其中多人都曾与大师零距离接触，这样难得的机会使他们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完成西方理论的译介。
▲部分“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
相较于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第二代建筑师在上学时未能直接接触国外建筑思想理论。又因获得外来信息的途径缺乏，于是当这些留学建筑师们有能力将外文译为中文，便都不遗余力地投入其中，还原外国建筑师的社会生活背景，讲述建筑师的思想与观念。其意义已超过书籍本身，也超过该建筑师群体留学本身，而更多的是对后世的影响——引领更多后辈建筑师了解外界，让那些曾经在时空上遥不可及的理念启蒙新一代建筑学人，推动中国现代建筑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曾于1980—1982年在美国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工作的王天锡，在书中展示了贝聿铭早期所取得的成就，并探索了其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以大量建筑实例和图纸真实地将贝聿铭及其作品介绍给国内更多的建筑师们，生动诠释“空间与形式的关系是建筑艺术和建筑科学的本质”的贝氏思想，并在日后所组建的北京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建筑设计实践中予以充分运用和发展。
▲《贝聿铭》中对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的介绍
译著是最直接的引进，但这些建筑师们对建筑理论的引入并非仅限于此，更为后人受益的，是他们基于海外留学经历引申出的更多思考。对建筑基本理论的关注、对中国特色建筑理论发展的挖掘、对建筑创作的评价与反思、对建筑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对建筑美学哲学的引申、对建筑技术的探索及对建筑师职业发展的思考等多方面成为建筑师理论研究的重点，并由此开辟多领域研究方向。海外学习成为建筑师事业的又一起点，边实践创作边总结理论，加之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和国内学科急需充实的状况，建筑师们归国后在各类出版物上发表言论，阐述观点，记录思考。除个人专著外，也以《建筑学报》《建筑师》《时代建筑》《世界建筑》等建筑杂志作为发表新思想的阵地，汲取国外理论的先进之处，结合中国城市和建筑的发展现状，不断丰富建筑学科理论体系。
许多建筑理论因这一代建筑师的努力而实现从无到有，从浅入深的逐步探索。建筑师们也成了某专题研究的领军人物，授以更多建筑学人以建筑知识，研究方法，严谨态度，广阔视野。进而深层探讨建筑自身要素，探讨建筑与人、自然、社会或营造之间的关系，将国外优秀的建筑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呈现建筑发展的走向与规律。
4.打开市场加大合作
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合作成为共识，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着全球各地的建筑师。通过招商引资，越来越多的外商进入中国开展建筑建设项目，而国际招标也成为竞争的重要途径。曾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建筑师，往往会代表所在单位与国外设计单位商议合作事宜。在此过程中，他们充分保证大陆所占有的主动权，在吸引外资进入的同时，利用合作机会，让国内更多建筑师也能够走出国门，前往对方单位，通过考察出访以开阔眼界和适应新形势，不再只凭经验主义“吃老本”。
对于愈加频繁的中外建筑师交流合作，建筑师们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思。曾经的留学经历，再加上回国后多年参与的中外项目合作，他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合作中的经验与挑战。199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中外建筑师合作设计研讨会中，多位赴外留学建筑师发表观点。他们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外国建筑师对于细节的追求，对比之下，大陆在设计中则过于粗放，甚至成为“快餐设计”——建筑平、立、剖面图一出来，几十万平方米的工程就算完成。或因为不熟悉先进材料的运用和做法，在细部设计、详图绘制方面习惯运用老作法，也曾使设计的质量受到影响。正是在合作中，中方建筑师逐渐暴露出问题，更重要的是明确我们该在什么地方加强，思考改进的方式。
市场经济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闭门造车，中外建筑师的合作将成为取长补短的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留学的建筑师不仅扮演着参与合作的身份，同时也在观察，在反思，在为更好地交流和优势互补创造条件。
5.反哺教学激励人才
高考恢复之初，中国的建筑学教育重新回到正轨。面对百废俱兴的现状，各高校将建筑学专业调整为四年制，以缩短培养年限，尽快满足市场需求。而多年的空白使得建筑教学只能够延续“文革”之前各自发展的教学方法。在两代建筑师青黄不接之际，各大高校派出教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他国，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对于他们来说，将海外留学所见所学传授予后继者，以人梯之力弥补断代之痛才是真正使命。归国后的他们，从建筑教学入手，抱着不破不立的决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力求中国建筑高校能够尽快跻身于世界高水准行列。同时也为其他发展相对缓慢，地处较为偏远的建筑院校注入发展动力，带去先进理念，开辟未来方向，将建筑学科发展的种子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曾于1983年被公派至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戴复东，后回到同济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及系主任。他提出宏观、中观与微观并重与匹配的全面环境观，并以此为指导开展全面教学，在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三专业之外建立室内设计、工业造型设计专业。除此之外，在教学改革中将一年建筑设计基础课改为两年，建筑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使教学评估能与国际接轨。以此可见其胆识与魄力——只有放眼世界，与各国站在同一赛场，才能进行真正的学习与竞争，才能够让中国建筑师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逐步进行的课程改革中，建筑师将国外先进建筑教学内容引入，结合自身海外留学见闻，扩充课堂内容。从建筑设计、建筑技术、建筑历史等多方面协同推进，以更长远的目光看向未来。受学院派影响，国内大部分建筑院校一直是以渲染和图纸表现为核心作为入门基础课程，对现代建筑的训练通常也以其外部形态以及表现切入，仍存在“图面建筑”“绘画建筑”的问题。建筑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尽力规避对形式的过度追求，引导学生注重现代建筑设计从功能入手的本质。并在课程中加入高层建筑设计，建筑节能措施，加快脚步追赶上国际建筑研究和发展的步伐。他们的学习阶段曾充满遗憾，年龄和精力也成了限制创作的不可抵抗因素，但却倾尽全力培养人才，扶植人才，以践行对建筑的理想，承担对社会的责任。
同时，这些建筑师们也积极助力建筑学专业教学评估制度，促进教育继续向前推进，为大陆建筑学专业学位、文凭、学历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协调与相互承认并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作为改革开放后建筑学领域首先出国的访问学者，天津大学教授荆其敏曾于1980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系研究环境设计。看到真正学分制下更自由的学术氛围，更亲密的师生关系，更成体系的人才培养方案，更详尽的方案设计深度，更简单的行政管理编制及更先进的辅助设计技术，便更能体会到大陆建筑教育的差距之处。以此促成的中国与外方的交流访问，如其导师Ralt Rapson教授到天津大学的多次讲学，或与天津大学师生11人组成的“汤若望学习小组”曾乘火车穿过苏联和欧洲大陆，抵达德国亚琛进行教学交流活动，开国内建筑院校之先河。“通过这些交流，大家的眼界开阔了，知道了外面的情况，外面也知道了中国的情况，相互之间收获很大，是教育界很大的进步。建筑学也终于重新地、正确地立足于大学教育中。”归国后所完成著作《中国传统民居百题》《现代建筑表现图集锦》《现代建筑装修详图集锦》《覆土建筑》《生态家居》等直接体现其所研究生态与建筑关系等相关内容，但也有《建筑学漫笔》《西方现代建筑和建筑师》《城市母语——漫谈城市建筑与环境》《情感建筑》等中外比较思考或杂文随笔。即便舟车劳顿，却始终笔耕不辍，62部专著，无数张手绘画稿插图，幽默而又平实的语言论述……今日看来，不仅惊叹于建筑师倚马可待的创作效率，更敬佩其在出访多国后，迫不及待地想将相异见闻、所学理论记入脑海，刻成文字，为更多人所看到，共享于更多建筑学人。这些尤其对新一代初叩建筑大门的学生来说，更具启蒙意义。
▲明尼苏达美中友好协会颁发的、表彰“荆其敏先生对促进美中友谊做出重要贡献”的证书
▲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Ralt Rapson教授来天津大学讲学
▲荆其敏所著《城市母语——漫谈城市建筑与环境》绘稿“人是空间的主体”
改革开放实现了对外交流的恢复，初期去往发达国家留学的建筑师以此机会提升专业，开阔眼界。这一群体作为中外交流的重要载体，引进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也推动着中外交流的发展进程。他们回到自己所在岗位，通过思考求索，积极发声，极大地推动着当代中国建筑的变革与进步，为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海外留学是一条捷径，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建筑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其事业始终要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既能满足特定需求，又能够体现创作个性。在越来越开放的市场中，我们不断经历着外来思想的触动，对于中国现代建筑与学科发展或许产生过不自觉的自信缺失，但不应忽略和忘却的是前人在艰难时期所成就的事业和铺就的道路。改革开放带来了建设热潮，多元文化，经济转型，也在客观上不断促进了人才的涌现。一代又一代建筑师接过时代的接力棒，因政策的逐渐放开而有更多机会去往海外，接受更新鲜的思想和事物。从而共同促进理想中的建筑学实现：能持续地意识到传统的存在，但同时又能保持警醒避免将传统抽象化、浪漫化，避免陷入对传统毫无批判性的皈依。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留学的建筑师群体，他们的面孔在时光中并不模糊，其作品和思想依旧指导着今日的学科发展，超越时空跨越界限，指明着中国建筑应当延续的方向。如今该群体虽然在年龄上已大多八旬，基本无作品再问世，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甚至相继离世。但老一辈建筑师严谨治学、批判思考，及自觉于心的强烈爱国建设精神，与之在特定年代所做的拓路贡献，并非如豆之灯，而似永远指引后辈建筑学人前进的灼灼之火。
[致谢：衷心感谢荆其敏、费麟、黄锡璆、马国馨等多位先生接受访谈和对本课题的支持。在成文期间，遗憾得知罗小未先生、聂兰生先生仙逝，谨致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