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怡，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碩士研究所學生；
戴路（通訊作者），天津大學建築學院教授。
本文摘自《海外“取經”與引進求索——改革開放初期留學建築師對學科發展的貢獻》，原文刊登于《建築師》雜志2021年4月刊，總第210期P100-108。本文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釋、圖檔來源、參考文獻等資訊，正式版本以原文為準。
改革開放後，中國與其他國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廣泛交流。一部分由機關選派的中國建築師精英有機會走出國門到發達國家學習，曾經的成長經曆使他們具有批判思考的意識和強烈的愛國建設使命。歸國後他們将前沿的學科發展成果引進國内，極大地推動着大陸建築現代化發展程序。本文對改革開放初期首批留學建築師群體進行研究，回顧時代所提供的機遇背景，總結該群體特點，通過探索其在體系、創作、理論、市場、教學等方面的個人成就，回顧該群體對大陸建築學科發展所作出的具體貢獻。
目錄概覽
- 一、時代提供機遇
- 二、交流人員特點
- 三、學科發展貢獻
- 四、結語
曆經浩劫，百廢待興，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建築學科終于又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發展景象。過去在形式上求新求變的中國現代建築，曾因種種制約，在改革開放之初面臨困頓局面。剛剛敞開的大門使各大建築設計院、高校中的出色人才也迎來夢寐以求的機會，終于有機會去往海外留學，這形成了該時期的特定群體。他們率先從封閉中走出，成為引領中國現代建築迅速發展的時代旗手，不僅成就了個人事業的傳奇性發展，一定程度上也為開啟民智和傳播建立築知識、新設計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推動着建築行業的跑步式前進。“取經”歸來，他們以開闊的國際視野，在建設中反思，在實踐中求索，也活躍在建築教育等戰線上，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中國建築學科的全面發展建言獻策，以個人力量、群體力量共同推動中國現代建築發展。本文旨在探讨：改革開放初期，建築師群體獲得留學機會的時代背景，群體特征，并從多方面入手，總結他們在歸國後對建築學科發展所作出的具體貢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号召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也明确指出，我們的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學習人家的長處。這意味着國門開啟和更多學習機會的到來，為那些迷茫過卻也一直堅定理想的建築人指出了方向。
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乘着改革開放最早的東風，許多建築師走出國門，走進激蕩的世界新環境中。彼時的發達國家，已經曆了1950年代—1970年代大約30年間的飛速發展，經典現代建築及其理論也經曆了二戰後世界性大規模的重建實踐，表現出英雄式的建設效率和成就。對于中國現代建築來說，這不僅是30年的隔絕，更是一種不見對手的盲目戰鬥。在全社會充斥着“建築師無用論”和“建築是藝術的‘純藝術論’”的論調下，全國少得可憐的幾千名建築師成為建築事業的主要力量。提高自己的水準，掌握世界各國建築業的基本“行情”和“動向”成為帶有前瞻性的前進方向。幸而，政策的開明使得中國建築師得以趕上世界現代建築發展的浪潮，他們緊握時代提供的最好機遇，迎來屬于自己建築創作生涯遲到的“黃金時期”。
若将畢業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和“文革”前的建築師算作第一代、第二代，畢業于“文革”後的建築師再從第三代算起，那麼在改革開放初期留學于發達國家的建築師群體便集中于第二代。特殊時代下，他們不僅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建築師群體，同樣在中國留學史中極具代表性。通過統計楊永生先生所著《中國建築師》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主編的《新中國留學歸國學人大辭典》，并結合訪談方式獲知，1978—1990年代初期中國去往發達國家留學且有記錄的建築師代表人物衆多，他們中大多以通路學者身份去往世界知名高校進行短期交流，也有攻讀更高學位或在職教育訓練人員，遠赴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隻為追尋先進的理念與方法，同世界對話。
▲部分建築師受訪照片（從前至後依次為費麟、馬國馨、黃錫璆、荊其敏）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成為選派人員是所在機關對建築師能力的極大肯定。這些建築師多供職于國有大型建築設計院或建築院校。在他們剛剛畢業時，應國家建設的強烈需求，這一代建築師有機會投身于國家大型項目或重點工程，即便“文革”時期曾無奈于現實，但通過各類建築實踐，他們增長才幹，逐漸嶄露頭角，而機關則為他們提供了優質平台。這一時期留學生派出的管道尚未完全打開，出國留學人數有限，因而機會十分難得。
1.攻堅克難的語言突擊
出國學習，語言是橫亘在眼前最大的障礙。這一代建築師，在外文學習上有所欠缺，“英語沒掌握好就丢下了，俄語也沒能真正掌握”。他們一手抓本職工作，一手不放外文學習。自學文法，四處求教，語言教學資源雖短缺，但學習的熱情不減。建築師們通過教育部外語統考、院内測評等考試選拔，有些獲得全脫産到外語學校學習語言的機會，有些則參加機關組織的集中教育訓練，甚至全靠自學。費麟先生笑稱：“學英文版的《共産黨宣言》《毛主席語錄》，這沒問題吧？這叫一箭雙雕。”因而日後再去往法國或德國，就比别人有語言上的更多優勢。去往比利時魯汶大學學習的建築師黃錫璆則回憶，“工作後抽空學，買一些活頁文選、精讀文選，加上以前有些基礎。又在機械工業部合肥工業大學教育訓練點和北京語言學院外派人員語言強化教育訓練班，分别強化教育訓練了三四個月。為了強化聽力，我還向機關借了錄音機，從學校借了錄音帶多聽。那時市面上根本買不到，語言學院更是把外語錄音帶當寶貝，每次隻能借兩盤，還不準轉錄。”與之相比，去到非英語國家的建築師，學習任務就更為艱巨，如去日研修的建築師馬國馨、柴裴義等人，使用的教材起初為自編的油印版，請到一位長期居京的日本老人來教授，後來才有了正規的廣播日語教材。“雖然老師口語沒問題，但沒有教學的經驗。”就是在那樣極有限的條件下，求知若渴的建築師們臨行突擊，完成語言攻關，為赴外留學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費麟先生的英文版《共産黨宣言》
2.獨立思考的批判意識
曾經動蕩的教育環境，使得人才斷層成為那個時代的遺憾。在“文革”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建築師，待到改革開放時大多已人到中年，但卻依舊是行業中最年輕的一代。1981年去往日本丹下健三建築研究所的建築師馬國馨和柴裴義當時已39歲，曾被年輕所員戲稱為“大叔級”的人物。時間的流逝和特殊年代的經曆，為他們帶來的是閱曆上的成熟，是冷靜思考的能力，也是謹言慎行的自律。多年的工作經曆，使得他們具備辨識是非優劣的判斷能力，不曾簡單地認為發達國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也不會對大師盲目地崇拜。
同樣，這種批判意識不僅展現在他們“走出去”期間，更展現在“引進來”之後。他們深知自己并非是以個人名義出訪，更是為了實作中國建築師了解世界的集體願望。在國際上，當時的建築界正逢多種思想碰撞，多種思潮激蕩。在中國建築師還在研讀經典現代建築時，後現代等建築風格已開始侵入。如何将各類風格引進，在建築實踐中該如何運用，中國未來的建築發展又該是怎樣的趨勢……面對這些問題，建築師們旗幟鮮明地探索展現時代性和地域性的建築發展道路。在引進的過程中尊重事實，結合自己的親曆感受，衡量精華與糟粕，客觀予以呈現。
3.建設奉獻的愛國使命
當革命的狂熱散去，貧窮現狀對于每一位國人來說，都如芒在背。“适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建築方針依舊主導設計，建築師們未曾有條件放開手腳，又談何天馬行空。一直以來所接受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到最基層勞動實踐以及集體創作的經曆使得他們始終将國家放在首位。懷揣着實作“四化”的強烈願望和“把‘文革’失掉的時間補回來的決心”，他們的個人命運早已與國家建設同頻共振。留學建築師群體放眼于國家真正需要發展的學科，補足最緊缺的建築類型或方向短闆。
在外期間，他們竭力吸收新知識，時刻謹記自己為什麼而來，将對國家和人民的體諒化作學習的動力，不曾逾矩。如作為教育部公派的第一批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仲德崑，兩年留學生涯如同“洋插隊”，卻也成為諾丁漢大學曆史上以最短時間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兩年間他完成近200本文獻資料的閱讀，每天工作14~16個小時。對40個不同類型的英國城鎮進行調查，拍攝3000張幻燈片，近千張黑白照片，還收集了大量的圖紙、資料。論文完成後他在扉頁寫下：“To my beloved motherland - China，and to those who love her.（獻給我可愛的祖國——中國和所有熱愛她的人）”。回國後，也成為最早一批把城市設計理念引介到國内的學者之一。即便所到訪國家經濟條件、學術環境都遠超大陸，即便也曾有過不回來的機會，但深受傳統愛國主義教育思想影響的建築師們卻不為所動，堅定學成回國服務的信念，為祖國的建築事業貢獻所有。
歸來的留學建築師群體憑借良好的外語能力，先進的科研理念，以及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以個人的力量彙聚群體的力量，為中國建築界注入新鮮血液。從個人發展來看，留學建築師大多成為教授、進階工程師，或成為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院士，誓做所在研究領域的帶頭人與引路者，切實影響了中國現代建築發展，推動着建築學科的不斷向前。
1.完善體系借鑒制度
曾經“集體創作”和“方案綜合”抹殺了一代建築師的個性，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下，國内設計院并無太大壓力，“大鍋飯”“磨洋工”現象拖慢工作效率。但去到國外私人建築事務所的建築師們卻看到了一種全新的工作狀态——更為積極、也更為高效。馬國馨在日留學期間，晚上十一、二點下班是常事，最長的一次36個小時都未曾回家休息，項目結束如同打赢一場勝仗。而事務所中設定的人員激勵機制，則意在激發所有潛能，進而在内部形成競争氛圍。通過不斷優化設計方案，最終形成帶有丹下健三個人風格的集體智慧結晶。但在這樣的“one man control”模式下，研究所中其他人很多好的想法，也無法全部顧及。建築師由此引發對于設計機制的思考，批判地看待其長處與不足。這對于之後廣泛進行的各設計院的合并與改制，即由事業機關轉為綜合企業化，為其内部管理與工作開展提供了極大的參考和借鑒。
▲馬國馨在丹下健三都市建築研究所
外國建築事務所承攬的大部分項目都實行建築師全面負責制和建築師終身負責制，因而較大陸當時的建築設計機關業務範圍更大。去往西德魏特勒工程咨詢公司學習的建築師費麟了解到咨詢公司還涉及政策咨詢、經營管理和産品技術咨詢等相關業務，而工程咨詢又分為可行性研究、工程設計和工程實施管理三個階段。在歸國後，他進而指出中國的建築工程管理現狀呈現條塊分割的現象，“雙軌制”下設計企業與建築師個人之間責權界定不明确，企業資質評定與注冊建築師制度的沖突帶來責權不清等問題，于是多次發文呼籲中國急需解決這“兩張皮”的現狀。更提出建築師服務應遵循标準的服務程式，向設計階段的前、後兩方延伸，更要保證建築師責、權、利的統一。在形式上，中國的建築設計院可将簡單的“寶塔式”向“矩陣式”調整，即不同專業、不同項目、不同工程的人員進行調配組合。制度的改革雖無法完成于朝夕，但正因為建築師們的努力，讓那些曾經看起來遙不可及的匠人之“夢”，正在逐漸地轉為現實——如：政府法定統一的施工圖審查制度正逐漸取消；注冊建築師考試大綱正在準備修訂；“全過程工程咨詢”和“建築師負責制”也于2017年2月在國務院19号檔案中強調提出。為求發展，必然需要引進國際通行的遊戲規則，對于體系和制度的完善，便也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實作。
▲費麟在西德魏特勒工程咨詢公司
2.拓寬思路指導創作
進入更寬廣的世界，建築師們被新鮮事物所包圍，感到從未有過的年輕。這一代建築師對于外國建築的了解主要來自于教科書，雖然在上學的時候在報紙雜志和電影上有所見聞，但畢竟也隻是“水中月、鏡中花”。彼時的建築師也在“中國社會主義建築新風格”的探索中感到迷茫，不得不承認很多建築都像是“同族兄弟”，讓人們感到似曾相識，看多了則索然無味，和建築現代化的要求相比，已取得的進步還遠遠不夠。他們急切地想知道，别人是怎樣解決建築的“千篇一律”？中國與外國的差距到底在什麼地方？
留學、出訪、考察，行至不同的國家，親曆其中生活，對比各國差異。現代化城市中摩登的旅遊飯店、大型商業設施着實讓建築師們大開眼界，而曆史悠久的城市則能夠提供舊與新的平衡啟示。走出國門，無論是一衣帶水的日本，還是跨陸越海的歐美，各個國家、各個地區不僅在追求現代化，更是在追尋自己的曆史，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丈量出先進與落後的标準後，才有助于找準自我定位，補己之短。
“方盒子”曾經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所指，因而中國現代建築的發展程序緩慢。當走出國門，建築師們所做項目更多，規模也更大。除了留學期間親曆設計過程，最直接地掌握到好的設計方法，建築師們更能夠親自見識到各種“主義”的實踐與争辯。這對于當時國内的建築語境，都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和引領性。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的“翻腸倒肚”，聳入天際的高層建築實踐，多樣靈活的住宅設計規劃……這些新潮的建築、合宜的布局沖擊着建築師們的眼球，或對比其先進之處補己之短，或在回國後選取精華之處得心應手地加以運用。如去往日本神戶大學通路的天津大學教授聶蘭生，認為日本在1980年代快速發展的低層高密度住宅，從規劃到戶型都對大陸較為單一呆闆的行列式住宅有着極大的借鑒意義。參考日本茨城縣會神原等小區住宅的做法，進而提出将建築各組團與綠地交融，靈活角度建築群體扭轉，為每戶帶來平均日照。而南廳方案起房間較國内大多布置的北廳日照效果更好。在之後的住宅設計中，更實踐和總結出多種新的規劃設想，努力改變國内“千篇一律”為“琳琅滿目”。
▲日本茨城縣會神原小區住宅
▲日本多層住宅方案
歸國後，建築師們以更先進的理念指導出更多樣的設計。圍繞着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創作的主體性、環境藝術等主題，建築與藝術兩個藕斷絲連的文化領域開始積極地在思想觀念和創作實踐等不同層面互相介入和影響，逐漸滲透在設計的過程當中。更多關注于使用人群的需求而非政治需求，着眼于建築與環境的和諧關系，結合不同高差變化推進建築空間體驗感的形成，以手工模型逐漸推敲，開始使用計算機等新型繪圖工具……建築師們将在國外所研究内容、設計方式靈活應用于實踐，所學即轉化為所做。如建築師柴裴義，在日留學時通過多個項目的實踐，耳濡目染丹下健三的創作風格，歸國後設計的中國國際展覽中心，以其純粹簡潔的現代風格，一舉獲得1988年國家優秀設計金獎等獎項，并入選“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築”，展現了在中國大的時代背景和現代化程序中快速設計、快速表現、快速建造的時代“速度感”，表現了一種粗放型的設計語言，成為中國現代建築探索中的重要指向。同濟大學教授戴複東将美國最新出版的《中庭建築——開發與設計》帶回完成翻譯，并認識到“中庭是将室内變成了室外，也将室外變成了室内。”在其回國後的首次設計——同濟大學建築系教學樓中予以實踐，設定大尺度中庭，由二層向三層逐漸升起6個寬大的階台，并着重布置多處共享空間，結合賞心悅目的環境，以供師生交流。“現代骨、傳統魂、自然衣”的思想精髓也正是在這樣不斷地突破中總結提出。在各類競賽的表現中，以國際或國内賽事為平台，無論是住宅建築、公共建築，建築師們都以不凡表現力争榮譽，更是在為新的建築理想不斷争取話語權。
▲柴裴義歸國作品中國國際展覽中心2-5号館
▲戴複東作品同濟大學建築系教學樓中庭
中國與他國國情不同，社會環境也相異，若直接照搬照抄，難免會因不适合而出現更多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建築師群體更是在實踐中深切體會過缺少物質保障的現實條件制約。是以在實踐中，他們規避教條，從實際出發，以恰當的思路指導合理的設計，甚至以超前的意識探讨建築節能的有效途徑。如建築師黃錫璆提出，醫院是高能耗建築，“病人中不乏體弱的老人，還有住在燒傷病房，或者做骨髓移植的特護病人，他們甚至需要對空氣過濾以保障潔淨度，還有一些手術室需要設垂直層流過濾，考慮生物潔淨、用電設施……是以醫院的能耗相當大。”面對這樣的特殊建築類型，在設計時更要考慮整體布局與具體做法。以半集中式形态和内院設定的方式為建築内部引入自然通風與采光，盡量減少“黑房間”與空調的使用，以此完成的福建醫科大學附屬二院東海分院等，在入口大堂、醫療主街等采用半開敞設計，為建築節省能源的同時，也寬慰着醫患的使用心理。從美國進修歸來的建築師項秉仁提出，建築思想活躍的最終結果是創造出符合人們物質和精神需求的形體環境，由其所設計的杭州富春山居别墅區，是從浙江民居中提取出美學特點與科學合理性，結合現代别墅要求，反映地域文化特質：順應坡地的坡屋頂充分利用空間，也使建築與自然生态完美融合。“這不僅是形态的問題，而且是一種關聯和思想的支配。”
▲黃錫璆設計福建醫科大學附屬二院東海分院中所采用的半開敞設計
▲項秉仁作品杭州富春山居别墅區
政策的鼓勵下，進步的時代中，建築師們再接觸到久違的建築藝術，自是欣喜若狂。逐漸發展的中國現代建築，并未完全沿着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前行，而是随着新觀念與新意識滲入，在工業社會和資訊社會的新背景下，探索具備自己特色而又經濟合理的發展新方向。
3.引入理論豐富體系
未曾接受完整的現代建築教育，對于一代建築師來說，這頗為憾事。為實作“補課”，大量外國建築理論引進國内，前往國外留學的建築師也為此貢獻了極大的力量。最先引進國外建築理論的書籍中，部分是由各高校的一些教師用油印文字和手繪插圖自發出版的國外建築動态和翻譯著作，另有“建築理論譯叢”和更為系統的“國外著名建築師叢書”，這些書籍曾為國内帶來了極大的震動。起步曾萬分艱難，但令人感動的是這一建築師群體對改變和進步所付出的不計成本與代價的努力。如到意大利學習文物保護的清華大學教授陳志華，考察多國建築的同濟大學教授羅小未等，他們以自己的親曆介紹經典現代建築及其發展，輔以大量照片，或翻譯較近的理論著作，精心編撰的課本為後輩建築師翔實還原外國建築史的真貌。但卻不僅限于此，其中所涉及的社會背景、風格流派、建築師與建築思想，均展現着作者的見聞與立場，研究與思考。倍受國内學界矚目的“國外著名建築師叢書”中通過介紹和論述著名現代建築大師的作品及觀點，更是為廣大建築學人打開了一扇觀察國外建築發展的窗。著寫《貝聿銘》的作者王天錫、《賴特》的作者項秉仁、《路易·康》的作者李大夏、《阿爾瓦·阿爾托》的作者劉先覺、《雅馬薩奇》的作者吳煥加、《黑川紀章》的作者鄭時齡等，均有過海外留學經曆，甚至其中多人都曾與大師零距離接觸，這樣難得的機會使他們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完成西方理論的譯介。
▲部分“國外著名建築師叢書”
相較于中國第一代建築師，第二代建築師在上學時未能直接接觸國外建築思想理論。又因獲得外來資訊的途徑缺乏，于是當這些留學建築師們有能力将外文譯為中文，便都不遺餘力地投入其中，還原外國建築師的社會生活背景，講述建築師的思想與觀念。其意義已超過書籍本身，也超過該建築師群體留學本身，而更多的是對後世的影響——引領更多後輩建築師了解外界，讓那些曾經在時空上遙不可及的理念啟蒙新一代建築學人，推動中國現代建築向更廣闊的領域發展。曾于1980—1982年在美國貝聿銘建築事務所工作的王天錫，在書中展示了貝聿銘早期所取得的成就，并探索了其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以大量建築執行個體和圖紙真實地将貝聿銘及其作品介紹給國内更多的建築師們，生動诠釋“空間與形式的關系是建築藝術和建築科學的本質”的貝氏思想，并在日後所組建的北京建築設計事務所的建築設計實踐中予以充分運用和發展。
▲《貝聿銘》中對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的介紹
譯著是最直接的引進，但這些建築師們對建築理論的引入并非僅限于此，更為後人受益的，是他們基于海外留學經曆引申出的更多思考。對建築基本理論的關注、對中國特色建築理論發展的挖掘、對建築創作的評價與反思、對建築曆史的回顧與總結、對建築美學哲學的引申、對建築技術的探索及對建築師職業發展的思考等多方面成為建築師理論研究的重點，并由此開辟多領域研究方向。海外學習成為建築師事業的又一起點，邊實踐創作邊總結理論，加之客觀上的有利條件和國内學科急需充實的狀況，建築師們歸國後在各類出版物上發表言論，闡述觀點，記錄思考。除個人專著外，也以《建築學報》《建築師》《時代建築》《世界建築》等建築雜志作為發表新思想的陣地，汲取國外理論的先進之處，結合中國城市和建築的發展現狀，不斷豐富建築學科理論體系。
許多建築理論因這一代建築師的努力而實作從無到有，從淺入深的逐漸探索。建築師們也成了某專題研究的領軍人物，授以更多建築學人以建築知識，研究方法，嚴謹态度，廣闊視野。進而深層探讨建築自身要素，探讨建築與人、自然、社會或營造之間的關系，将國外優秀的建築實踐經驗加以總結，呈現建築發展的走向與規律。
4.打開市場加大合作
改革開放的浪潮下，合作成為共識，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吸引着全球各地的建築師。通過招商引資，越來越多的外商進入中國開展建築建設項目，而國際招标也成為競争的重要途徑。曾有過海外留學經曆的建築師，往往會代表所在機關與國外設計機關商議合作事宜。在此過程中，他們充分保證大陸所占有的主動權，在吸引外資進入的同時，利用合作機會，讓國内更多建築師也能夠走出國門，前往對方機關，通過考察出訪以開闊眼界和适應新形勢，不再隻憑經驗主義“吃老本”。
對于愈加頻繁的中外建築師交流合作，建築師們也在不斷地進行反思。曾經的留學經曆，再加上回國後多年參與的中外項目合作，他們能夠更清晰地認識到合作中的經驗與挑戰。1997年5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中外建築師合作設計研讨會中，多位赴外留學建築師發表觀點。他們不約而同地關注到外國建築師對于細節的追求，對比之下，大陸在設計中則過于粗放，甚至成為“快餐設計”——建築平、立、剖面圖一出來，幾十萬平方米的工程就算完成。或因為不熟悉先進材料的運用和做法，在細部設計、詳圖繪制方面習慣運用老作法，也曾使設計的品質受到影響。正是在合作中，中方建築師逐漸暴露出問題，更重要的是明确我們該在什麼地方加強，思考改進的方式。
市場經濟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閉門造車，中外建築師的合作将成為取長補短的必經之路。在此過程中，改革開放初期海外留學的建築師不僅扮演着參與合作的身份，同時也在觀察，在反思，在為更好地交流和優勢互補創造條件。
5.反哺教學激勵人才
聯考恢複之初，中國的建築學教育重新回到正軌。面對百廢俱興的現狀，各高校将建築學專業調整為四年制，以縮短培養年限，盡快滿足市場需求。而多年的空白使得建築教學隻能夠延續“文革”之前各自發展的教學方法。在兩代建築師青黃不接之際，各大高校派出教師以通路學者的身份到他國，學習先進的教學理念和方法。對于他們來說，将海外留學所見所學傳授予後繼者，以人梯之力彌補斷代之痛才是真正使命。歸國後的他們，從建築教學入手，抱着不破不立的決心，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力求中國建築高校能夠盡快跻身于世界高水準行列。同時也為其他發展相對緩慢，地處較為偏遠的建築院校注入發展動力，帶去先進理念，開辟未來方向，将建築學科發展的種子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曾于1983年被公派至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戴複東，後回到同濟大學建築系擔任教授及系主任。他提出宏觀、中觀與微觀并重與比對的全面環境觀，并以此為指導開展全面教學，在建築學、城市規劃、風景園林三專業之外建立室内設計、工業造型設計專業。除此之外，在教學改革中将一年建築設計基礎課改為兩年，建築學制由四年改為五年，使教學評估能與國際接軌。以此可見其膽識與魄力——隻有放眼世界，與各國站在同一賽場，才能進行真正的學習與競争，才能夠讓中國建築師有機會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逐漸進行的課程改革中，建築師将國外先進建築教學内容引入，結合自身海外留學見聞，擴充課堂内容。從建築設計、建築技術、建築曆史等多方面協同推進，以更長遠的目光看向未來。受學院派影響，國内大部分建築院校一直是以渲染和圖紙表現為核心作為入門基礎課程，對現代建築的訓練通常也以其外部形态以及表現切入，仍存在“圖面建築”“繪畫建築”的問題。建築師們在教學過程中盡力規避對形式的過度追求，引導學生注重制代建築設計從功能入手的本質。并在課程中加入高層建築設計，建築節能措施，加快腳步追趕上國際建築研究和發展的步伐。他們的學習階段曾充滿遺憾，年齡和精力也成了限制創作的不可抵抗因素，但卻傾盡全力培養人才，扶植人才，以踐行對建築的理想，承擔對社會的責任。
同時，這些建築師們也積極助力建築學專業教學評估制度，促進教育繼續向前推進，為大陸建築學專業學位、文憑、學曆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達成協調與互相承認并進一步對外開放創造條件。
作為改革開放後建築學領域首先出國的通路學者，天津大學教授荊其敏曾于1980年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建築系研究環境設計。看到真正學分制下更自由的學術氛圍，更親密的師生關系，更成體系的人才培養方案，更詳盡的方案設計深度，更簡單的行政管理編制及更先進的輔助設計技術，便更能體會到大陸建築教育的差距之處。以此促成的中國與外方的交流通路，如其導師Ralt Rapson教授到天津大學的多次講學，或與天津大學師生11人組成的“湯若望學習小組”曾乘火車穿過蘇聯和歐洲大陸，抵達德國亞琛進行教學交流活動，開國内建築院校之先河。“通過這些交流，大家的眼界開闊了，知道了外面的情況，外面也知道了中國的情況，互相之間收獲很大，是教育界很大的進步。建築學也終于重新地、正确地立足于大學教育中。”歸國後所完成著作《中國傳統民居百題》《現代建築表現圖集錦》《現代建築裝修詳圖集錦》《覆土建築》《生态家居》等直接展現其所研究所學生态與建築關系等相關内容，但也有《建築學漫筆》《西方現代建築和建築師》《城市母語——漫談城市建築與環境》《情感建築》等中外比較思考或雜文随筆。即便舟車勞頓，卻始終筆耕不辍，62部專著，無數張手繪畫稿插圖，幽默而又平實的語言論述……今日看來，不僅驚歎于建築師倚馬可待的創作效率，更敬佩其在出訪多國後，迫不及待地想将相異見聞、所學理論記入腦海，刻成文字，為更多人所看到，共享于更多建築學人。這些尤其對新一代初叩建築大門的學生來說，更具啟蒙意義。
▲明尼蘇達美中友好協會頒發的、表彰“荊其敏先生對促進美中友誼做出重要貢獻”的證書
▲1981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Ralt Rapson教授來天津大學講學
▲荊其敏所著《城市母語——漫談城市建築與環境》繪稿“人是空間的主體”
改革開放實作了對外交流的恢複，初期去往發達國家留學的建築師以此機會提升專業，開闊眼界。這一群體作為中外交流的重要載體，引進了許多新技術、新方法、新理念，也推動着中外交流的發展程序。他們回到自己所在崗位，通過思考求索，積極發聲，極大地推動着當代中國建築的變革與進步，為學科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海外留學是一條捷徑，取他山之石為我所用。建築師的職業特性決定了其事業始終要與社會和時代的發展緊密相連，既能滿足特定需求，又能夠展現創作個性。在越來越開放的市場中，我們不斷經曆着外來思想的觸動，對于中國現代建築與學科發展或許産生過不自覺的自信缺失，但不應忽略和忘卻的是前人在艱難時期所成就的事業和鋪就的道路。改革開放帶來了建設熱潮，多元文化，經濟轉型，也在客觀上不斷促進了人才的湧現。一代又一代建築師接過時代的接力棒，因政策的逐漸放開而有更多機會去往海外，接受更新鮮的思想和事物。進而共同促進理想中的建築學實作：能持續地意識到傳統的存在，但同時又能保持警醒避免将傳統抽象化、浪漫化，避免陷入對傳統毫無批判性的皈依。
改革開放初期海外留學的建築師群體，他們的面孔在時光中并不模糊，其作品和思想依舊指導着今日的學科發展，超越時空跨越界限，指明着中國建築應當延續的方向。如今該群體雖然在年齡上已大多八旬，基本無作品再問世，也逐漸淡出公衆視野，甚至相繼離世。但老一輩建築師嚴謹治學、批判思考，及自覺于心的強烈愛國建設精神，與之在特定年代所做的拓路貢獻，并非如豆之燈，而似永遠指引後輩建築學人前進的灼灼之火。
[緻謝：衷心感謝荊其敏、費麟、黃錫璆、馬國馨等多位先生接受訪談和對本課題的支援。在成文期間，遺憾得知羅小未先生、聶蘭生先生仙逝，謹緻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