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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古时候的封建时代，惩罚方法相对多样，有些甚至是掌权者即兴想到的。直到隋朝，朝廷才颁布了一项法律，将刑罚分为五类：笞、杖、徒、流、死。这些刑罚在以后的朝代中基本上都延续使用。
在这五种处罚中，“流”指流放，包括“发配边疆”或“流放塞外”，都是属于这种处罚。在大陆最早的书面记载的流刑是黄帝流放共工于幽燕苦寒之地。
为什么说被流放是生不如死的事呢？首先，过去朝代流放囚犯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好地方，通常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将一个人与原本的生活环境隔离开来，并将其扔到这样一个地方搞开拓，还不如让其痛快地奔赴九泉。
我们国家的北部是寒冷的，而南部是“烟瘴之地”。通常，由于水土不服，中原囚犯将在流放地遭受残酷的折磨。特别是对于元代，领土极其辽阔，便直接规定应将北方的囚犯放逐到南方，南方的囚犯应放到北方。
在明清时期，经济重心向南转移，南方已经非常发达，对被流放者来说太宽松了。因此，在清代，流放囚犯的两个地方都位于气候寒冷且舟车不通的地方，分别是宁古塔和乌里雅苏台。古代的城市规模极小，比如唐代柳宗元到柳州，那时的规模不如当今一个镇。北人南下蛮夷之地，生活水平差不说，饮食气候语言交通都很难适应，另外一点，对文化人来说，找不到一个吟诗作赋的同好也是很痛苦的事。除了流放场所的落后性和原始性之外，折磨囚犯的另一个因素是距离。
你要知道，在古代，交通是落后的，没有流放囚犯的监狱车。沿途戴着枷锁行走数千里本身就是对囚犯身体的一种酷刑。但即便如此，清朝的衙役们仍争相赶赴押送流放的囚犯。这是为什么？
衙役们在路上与囚犯一起吃饭，一起生活，来回行走数千里。这么苦的差事，为什么衙役们在为此而争得头破血流呢？
事实证明，古代衙役不被编排到官员队伍里，他们只能被视为吏。例如，清朝的官职分为九品十八级，衙役则属于不入流的一类，不入流可谓是小到极点了。尽管服从县太爷的差遣，但不属于县太爷的嫡系部下，意指就算县太爷升迁，他们还是原来的位置。
一个地方的大多数衙役是当地人。他们为县太爷提供服务，并且吃的也是县太爷的薪水。
另一方面，对于被流放的囚犯，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将他们送往目的地，沿途的安排都是自己做主的。除了工作相对自由之外，还有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县太爷给的薪水通常不高，毕竟要自掏腰包，衙役们如果仅凭这点薪水，勉强只能养家糊口。
其实本地差役都是送到最近的一个驿站，然后一站接一站的押送。
假设是个A县的被判到边疆，那一般是选押到府里，再统一的押解到下一个府汇合后一起上路。毕竟判下来的时候一般都是秋季，所以一般也是可以汇合的。至于差旅费，别想。也都是吃自己的，还有，不是所有人都是带着电视剧里那种木夹、铁撩的。而是用绳子绑着串在一起而已，木夹、铁撩这种道具可是要钱的，送个流犯还送套道具，这不是倍本的买卖嘛，所以麻绳一根就对了。
到了晚清，衙役的收入都不是差饷，国家也发的不多，就是管你口饭还不是管饱的。所以衙役的灰色收入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衙役的差饷正式化要到民国，或者说是租界时期才开始的。
但因为被流放的囚犯很多都是官员或商人。他们的家人一定会给衙役一些钱，以免囚犯一路上受到虐待。正是这种额外的收入吸引了许多衙役的竞争。一些衙役押送囚犯赚了的额外的钱，有时甚至超过了县太爷给的一年的薪水。
尽管衙役这个职业也是维持封建统治和地方行政管理的工具，不过利用这一行谋生的普遍也是没什么权势的百姓。这些人理所当然的要赚钱养家糊口。在有丰厚的银两之下，就算押送犯人非常艰辛，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如果是一个女囚犯，她的家人通常会投入更多的银两，以确保她各种方面的安全。
当然，在古代，流放的女囚犯数量非常少，但是衙役却抢着去押送，其中的原因也的确很现实，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金钱。
古代被流放贬谪究竟有多惨？
查了一下，被流放到岭南地区范围较广，流放囚犯主要集中在桂州（今桂林）、钦州（今钦州）、雷州（今雷州半岛）、高州（今茂名）、崖州、琼州、檐州、振州（这四州在今海南）、爱州、交州、峰州（后三州在今越南北部）这几个地方，其中又以流放海南四州最多。
最惨的是极端落后。那时候，岭南蛮荒之地，人迹罕至，烟瘴笼罩，崎岖不平。加上语言不通，气候饮食不适。有点像现在，一个土豪被运到一个穷国自力更生的感觉。太苦了。
不过在古代，岭南的荔枝可是很贵的哦！唐朝唐玄宗纵然是“一骑红尘妃子笑”，那杨贵妃吃的也不是新鲜荔枝。
比如，苏轼就曾感叹（或是自嘲）“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那时被贬来惠州起码能吃到新鲜现摘的岭南水果。至于生活水平，过惯了京师大都市的他，来到尚未跟上时代步伐的鹅城，加上老年被贬、被同僚打击，内心肯定很难受，但日子过得尚可以（经常游西湖、爬山涉水）。
苏轼被贬后的俸禄还是有的，虽不多，苏轼被贬后的职位是检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官，当然苏轼是从死罪里被捞出来的，能活着就挺好，这个官只是给他个面子，薪水养不活他那一大家子人。另，文人一般很少愿意自己种地，也自认为高农民一等，而且即使种地，一般没经验的文人也养自给自足不了，男不能耕女不能织，男孩老想着喝酒办聚会。自给自足不能的典型是陶渊明，在南山下开了块地种豆子，结果家徒四壁，举目萧然，都快饿死了。
再说一个林则徐被贬的例子，其实看清史稿，道光对待林则徐是非常看重的，鸦片战争里对林则徐的贬谪，其实并不是当下官方教科书里那种精神分裂的态度——刚刚还十九次召对，临事马上不认人。
结合前后来看，道光应该是一开始确实没想到英人这么厉害，而自己人这么菜；而且林则徐以前在国内表现那么好，一开始也说得那么好，咋还是这事儿闹得不好收场。所以对林则徐的贬谪算是期望的落空。
所以才有道光二十一年刚刚罢官夺职一杆到底，遇到开封黄河决口，立马叫去治水；等到二十二年办完了林则徐才去新疆；在新疆待了会儿，堂堂前二品大员，指导建设那是合情合理；二十五年就召还。所以这段“充军”，其实就是做个样子，帮皇帝背锅；皇帝哪能犯错呢？有错自然是臣子的错嘛。
回来立马以四五品候补，寻署陕甘总督办事儿；当然不能立马官复原职，不然太假，先给个经验包，顺便也干点实事儿，办好了，复职的经验就刷够了，理由也就有了。
二十六年，授陕西巡抚，二十七年授云贵总督。充军？笑话。
二十八年，剿匪完毕，加太子太保，赐花翎。
二十九年，告病还乡。
第二年，咸丰继位，“叠诏”宣召啊；遇上太平天国，授钦差大臣，途中病卒。先前的太子太保晋赠为太子太傅，谥文忠。
所以其实林则徐的悲情，是中华民族角度的悲情；那些为了渲染林则徐是英雄就非要把他说得朝廷对他很差的。
林则徐发配伊犁就不是去打仗，他也打不动，说白了是去指导垦荒工作维持地方稳定的。一路上也没受什么罪，安安稳稳到了伊犁。
林则徐一路上不用赶路，有人伺候。在西安调养了三个月。到了伊犁以后，组织修渠等也干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但是实事求是，林则徐在伊犁也不是什么大家想的坐牢带枷锁。可以下围棋聚餐游山玩水。除了不能随便出伊犁，基本没啥限制，甚至地方官还得去找林大人拜码头，不然林大人不开心了给北京写封信也挺唬人的。这个发配是相对于他地位而言，两广总督替皇帝禁烟，结果被隔壁省猪队友拖累，最后替皇帝陛下背锅而已，哪叫充军呢。人家在去伊犁途中，还奉旨去河南监督修河堤。“充军”才两三年，立马重新上任陕甘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