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18日的《青海日报》报道：“马指挥忠义搜剿黄番残匪时，缉获伪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及伪总政治部要员4名，昨均行押解抵青。孙玉清为湖南人，年约30余岁，其妻前俘虏抵省后，现安置医院中云。”
孙玉清，又名孙宝善，1909年3月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1月黄麻起义之后，李先念率部直扑黄安城，孙玉清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起义部队，1929年加入红军，1931年任营长，之后升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1933年在反围剿中三十二团因为战功卓著被授予“以一胜百”奖旗一面，孙玉清更是获得了“战将”的美誉，后升任七十三师师长，后升任三十一军军长。
孙玉清在几次围剿中，率部作战勇敢，屡立奇功，被授予“夜袭常胜军”的旗号。
1935年8月，他被调任红九军军长。
1937年西路军失败之后，孙玉清同王树声、李聚奎、方强等同志组成了一支小队，沿着祁连山向东行进，不久这支小分队也被打散了。
1937年3月，孙玉清在甘肃酒泉南山三道沟与敌军奋战的时候被地主民团武装俘虏，被押往敌人298旅，因为叛徒告密，孙玉清被敌人识破身份。
在审讯的时候，孙玉清慷慨激昂地回答：“老子就是红九军军长！”
马步芳闻讯之后立马要298旅旅长马步康进行诱降，面对敌人的利诱，孙玉清都是嗤之以鼻，5月17日，被押往西宁。
在青海省政府，马步芳决定亲自诱降。
孙玉清一进门，就看见了马步芳坐在沙发上直直地看着自己，孙玉清毫不示弱，冷冷地观察着马步芳。
这次的审讯与众不同，马步芳的高级幕僚马绍武、马德、陈显荣、马骥都参加了会审，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以记者的身份到会旁听。
“你是孙军长，年纪轻，有多大?”马步芳先开口问道。
“28岁。”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
“19岁那年在湖南参加，家里很穷，自小劳动。参加红军后在湖北、河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孙玉清坚定地回答。
“你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作过战吗?”
“记不清楚，那一带许多都是游击战。”
“河西总记得清楚吧?”
孙玉清沉默不回答了，马步芳接着问道：“你怎么被我们俘虏过来了?”
“弹尽援绝，身陷绝境。”
“有子弹，你还要干吗?”
“是的！一个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干是红军的军纪。”
“你说离不开枪，今天就离开了吧？”马步芳猖狂大笑，带着傲慢的口吻说道。
孙玉清沉默不言，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就听马步芳接着问道：
“我们损失很大，总算解决了五军、九军、三十军，把你也抓住了！”
“我军西渡黄河，不幸就走上一条绝路。地理生疏，没有后方，补给中断，粮弹都缺，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
“我军作战怎样?”
“只能以庞大的兵力硬拼，不能以少胜多，也不能以对等的兵力取胜!”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马步芳不甘心孙玉清的奚落，讽刺道。
“我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有话说不尽，自有后来人!”孙玉清沉着冷静。
马步芳看孙玉清油盐不进，在会客厅里面沉默了好一会才问：
“家里有什么人？不想念吗？”
“离家已久，从来不通信。我本是穷人，管什么家！”
马步芳想要通过这个诱惑孙玉清，可是孙玉清的回答，令马步芳一拳打在了豆腐上面一样，毫无用处。
接着又对马忠义说：“前方归来的将士们好好休息几天，弟兄们太辛苦了。”然后得意洋洋地问孙玉清：“你们怎样对待士兵？”
“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为了革命团结在一起！”
马步芳又没有找到突破口，也知道难以取得成效，于是就换了个口气说：“算了吧，我们吃饭。”
孙玉清坐在马步芳的对面，席间他没有说话也不吃东西，只是喝了一口水。
为了诱降孙玉清，他被关押在了东关马忠义临时寓所，孙玉清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是离开较远的距离就会被制止。马忠义有时候也会“邀请”孙玉清到大街上溜达，不过都是乘车，却不让他步行。
马步芳为了劝降，更是自己亲自陪同孙玉清到南门外看望在那里强迫劳动的被俘红军。
“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吗?”
“是的！你别看这些人年纪小，打起仗来可英勇！”
马步芳还“邀请”孙玉清到被俘红军编成的“补充团”讲话。
孙玉清看着自己的战友和部下，激动地说：“同志们，西路军虽然失败了，红军仍然存在，红军是杀不完的！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陕北的红军壮大了!”
马步芳的“劝降”一次又一次破产，只好汇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很快就回复了“处以极刑”的命令。
孙玉清被捆绑在柱子上，面对屠刀，昂首屹立……
孙玉清将军牺牲的时候，年仅28岁。
遗腹子再参军
孙玉清被杀害的噩耗传到了陈淑娥的耳中，这令她万分悲痛，一连数天都没有吃进去一点东西，她想直接绝食，追随丈夫而去，但是想到自己腹中的孩子，她又点亮了活下来的希望，坚强地活了下来。
红四方面军的前进剧团驻扎在西康的炉霍地区时，经常为驻扎在此地的红九军演出，每次演出后，都会受到热情招待。那个时候，陈淑娥刚刚19岁，很快她就爱上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并怀上了他的孩子。
陈淑娥是带着身孕被捕的，孙玉清被押到西宁的那天，马步芳为了劝降孙玉清曾经让孙玉清到“补充团”，当时陈淑娥就在台下的人群中远远地望着孙玉清。看着在台上泰然自若的孙玉清，陈淑娥泪如雨下，心如刀割。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军长。
陈淑娥由于长得漂亮，所以被抓进了马步芳的“新剧团”里。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她的肚子也越来越大了。为了可以让孩子顺利出生，经过好心人的周旋，马步芳参谋处的参谋牟文斌把她接到家里分娩，生下了个男孩子，并且将她们母子收养在自己的家中。
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陈淑娥又被马步芳要回了“新剧团”。而马元海则点名要她当小老婆，她又被马元海霸占了，她每天只能以泪洗面。
一天晚上，陈淑娥悄悄溜出门，朝着自己的一位四川同乡家中跑去，同乡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就打算将她转移到自己的好友家中，可是好友却不在家，两人只好返回来。
他本来打算先藏好，然后接着孩子逃离青海，可是还没有等她接到孩子，她由于身体虚弱，病倒了，等同乡将她的身体调养好了，也接不出孩子了。
马元海派兵在各个路口设卡堵截，又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缉拿。更甚至马元海认为这是她和牟参谋串通好了的，将孩子夺了过来，将牟参谋五花大绑，押到城内大街小巷上去寻找陈淑娥。
陈淑娥不愿意拖累别人，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便离开了同乡家中，来到了街上。在街上被马元海带人抓住。
牟参谋埋怨他：“你怎么能逃得出去？这一下孩子在我那儿也待不成了，真可惜!”
陈淑娥被关押在了马元海的家中。孩子没人照看，在那里嚎嚎大哭。
马元海威胁她道：“孩子不准留在身边，也不准过问去向。只要安心待在我这儿，孩子就不会有危险。如果再跑，就别怪我无情!”
孩子被无奈地送到了贵德县的刘副官家中，在别人家中的孩子是最可怜的。由于孩子不是自己的，六七岁还没穿上裤子，不过孩子的身体非常壮实，每天无忧无虑地到处跑。
陈淑娥不放心孩子，到处打听，也只能远远地看看孩子几眼，却不敢上前亲近孩子，就害怕被发现，以后连偷偷看望孩子的机会都没有了。
马元海有个远房侄子，是个厚道的庄稼人，侄媳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一次她特意到马元海家中邀请陈淑娥到家中做客。
等陈淑娥抵达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位老红军姐妹正在说话，她们都是失散在这一带的老姐妹了，能有一个这样聊天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不大一会，这个侄媳妇就带着一个孩子来到了房间里指着坐在炕沿上的女红军们，向孩子发问道：“好好看看，坐在一起的这几个姨姨，谁是你的亲妈妈?”
孩子瞪着眼睛看了看，用手指着陈淑娥，稚气地说：“是她，她是我的亲妈妈!”
“妈妈”两个字，让陈淑娥的眼泪顿时差点流出来，嘴唇不住地哆嗦。
陈淑娥再也忍不住，一把拉过孩子，抚摸着孩子的头，眼泪直往下掉！
她当时多么想对孩子说：“孩子，我是你的妈，我就是你的亲妈呀!”可是她却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双手捂住脸冲出了房间。
她多么想照顾一下孩子，尽一点妈妈的责任。可是严酷的现实却不能让她有任何办法，她连这一点愿望也达不到。
冬天孩子没有过冬的棉衣，一位嫁给商人的姐妹给孩子做了一件衣服，引起周围人的注目。
这个消息传到了马元海那里之后，他勃然大怒：“这个共产娃的消息到底走漏了!”他还把商人抓来，狠狠打了一顿……
10年时间过去了，马元海将陈淑娥逐出了家门。陈淑娥流落到了兰州，给别人做女佣，做针线养活自己。
新中国建立之后，陈淑娥回到了四川老家，可是新中国建立的喜悦让她更加地思念孩子，于是她又回到了兰州。
陈淑娥的孩子叫做刘农，1950年还不满13周岁的刘农报名参军了，第二年就赶往了朝鲜战场。
1955年刘农回兰州看望自己的养父母，有位老红军告诉他：“你的亲妈在兰州，赶快去找呀!”
这天，陈淑娥正在一位老红军姐妹家中串门，正在张罗着蒸包子，陈淑娥收养的一个小女孩跑来:“妈，快回去！家里来了一位解放军。”
陈淑娥非常疑惑：“解放军？你是不是看错了？会不会是派出所的叔叔?”
“不是派出所的叔叔，帽子不一样，是大盖帽。妈，快回吧!”
老姐妹对她说：“你先别忙走，包包子吧！我替你去看看。”
没想到老姐妹一会儿连跑带喊地回来了：“快，快回去！是你儿子从青海找你来了!”
陈淑娥扔下包子，跑回了家中，一推开门就看见了一个壮实的青年军人站在了面前。
陈淑娥浑身颤抖着、哽咽着：“儿子……儿子……我的儿子!”
“孩子啊，妈妈这些年都是为了你才活着的……”
刘农后来转业成为了兰州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据刘农自己说，他在6、7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母亲。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在母子相认之后，他20岁的时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青海省打算给孙玉清将军制作
一桩雕塑，由于孙玉清生前没有留下照片，工作人员找到了陈淑娥母子，按照儿子的模样制作了雕像。
九十年代，
陈淑娥带着已经六十岁的儿子刘农来到河西走廊烈士陵园看望丈夫。陈淑娥抚着丈夫的镜框哭道：“我到今天才来看你。你的儿子都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