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初，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陕南军区十二旅、桐柏军区二十八旅以及独立团等部队，联合向敌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于7月7日把襄阳紧紧地包围起来，打响了名垂军史的襄阳之战。
襄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铁打襄阳”之称，因此成为敌军“汉水防线”的枢纽。攻下它，不仅可使敌人的“汉水防线”全面崩溃，并为我军完全解放中原和进一步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大巴山防线”创造条件和夺取前进基地。
敌人显然也非常明白这一点。特务头子康泽驱使其精锐部队一零四旅在城南的虎头山、十字架山、羊岵山、岘山等一串大山上摆开阵势，妄图凭险阻击我军夺山攻城。
襄阳周围数不清有多少敌人的工事、碉堡。一开始，我军还是使用过去的老打法，准备先夺取南面的大山，尔后再破城歼敌。
但当我军夺取外围的万山、大山头、双背梁子、铁帽山及凤凰山等阵地后，再向前推进时，却被敌人凭险阻击，停滞不前了。攻十字架山和观山、文壁峰的部队，连战两夜未能成功。
一代名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苦思良久，突然一拍桌子，说道：“唉呀！再攻山就要中敌人的计了，我军要逐个夺取这些大山，不但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会拖延时间，贻误战机！”
他认为正确的战术主是派一支部队迂回至东关，与将要突至西关的部队相配合，东西夹击城内的敌人。
王近山告诉众将：“自古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现在我们要打破这种常规，只夺它几个小山。就开始攻城。我们来它一个‘猛虎掏心’，撇开十字架山、虎头山等敌人的主要阵地不管它。
“估计山上的敌人在我军攻城时，不敢脱离工事下山来攻打我们，而它在山上的火力又打不到我们，那就让它看着我军攻城，叫康泽把那些大山当成包袱背着吧！”
第二天，新的作战计划形成了：我军主力放弃了对虎头山、十字架山、岘山等大山的攻击，而只准备夺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这两个小山头和西门外的铁佛寺。以上三处是从西面攻城的三道“关”。我军必须首先劈开这三关，夺取一条通路，然后从西门突破。
十七旅被派往西面“刀劈三关”，十八旅担任了从东面迂回的任一务；陕南十二旅和桐柏军区部队，继续猛攻凤凰山、文壁峰、观山等处，以迷惑、钳制敌人。
9日黄昏时分，东南角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只顾应付东南面，哪会想到我军主攻的矛头却在西面！四十九团二营七连出其不意，仅用15分钟就攻占了琵琶山，胜利地劈开了第一关。
第二天晚上，四十九团二营，在琵琶山阵地的火力支援下，向真武山发起攻击。只用了20多分钟内，就连续摧毁了敌人的18个地堡，顺利地闯开了第二关。
13日晚，五十团一举歼灭了铁佛寺一个营的守敌，拔掉了进攻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钉子，我军直逼襄阳城。
这一系列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康泽忙将樊城守敌一六四旅全部撤过汉水，加强襄阳城防，同时放弃南山阵地，连夜把部队撤进城里。
15日下午，攻城的时刻到来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百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西门左右城墙上几百米的地段内，完全打成了火龙，敌人的暗堡、火力点一个接一个地飞上了天空。
待炮火一延伸，战斗英雄李发科、冯季林、岳发清便首先搭着人梯，从西门城楼边爆破口登上了城。
敌人集中大量兵力向突破口疯狂反扑。我军战士们英勇顽强，用成束的手榴弹和刺刀与敌人进行殊死格斗，多次击退了敌人，巩固了突破口。
当敌人的第19次反扑坡击退时，我十七旅的预备队第五十团、十八旅、陕南十二旅和桐柏军区二十八旅等各部的战士们，呐喊着，射击着，如狂风，如怒火，从不同方向一齐扑向敌人，扑向古城的中心。
敌人溃散了，四处乱窜。密布在街心的暗堡，许多都成了瓦砾，没有被炸毁的建筑内残敌都伸出了投降的小白旗。成百成千的俘虏背着没有栓的枪，一群群被押出了城。
次日清晨，战斗发展到城东北角的一条狭窄的小街里，那里是康泽的司令部所在地，敌人还在顽抗。
十八旅五十四团的一个爆破组，利用民房，悄悄地钻到围墙根，在炮火的掩护下，在十二旅、二十八旅等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用火箭筒和炸药轰开了大门。
霎时间，部队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了进去，一下占领了康泽的老巢，首先活捉了敌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随后又抓住了著名的特务头子康泽。
整个襄樊战役，我军以两万人的兵力，取得了歼敌两万人的胜利。至此，敌人在淮河、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南阳、郑州等几个孤立据点了，其所谓“分区防御”的体系已完全被粉碎。中原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日益巩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