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当中，第四野战军（包括其前身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是歼敌最多、战功最高，战将的数量也是首屈一指的，用“猛将如云”为形容并不为过。
随便举几个例子——肖劲光、黄克诚、谭政、刘亚楼、韩先楚、邓华、洪学智、李天佑、黄永胜、胡奇才、梁兴初、肖华、胡克华、吕正操、刘震、程子华、陈伯钧……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屡建奇功的名将呢？
但耐人寻味的是，四野大军还有一位特殊的将领，虽然没有领兵打过仗，却也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四野主帅林总曾极为罕见地给这名部下一个至高评价：他一人可抵十万雄兵。
要知道，林总是开国元帅中最会打仗的一个，在其数十年戎马生涯中可谓睥睨天下，很少称赞他人，为何唯独对这名部下评价那么高呢？
此人就是颇具传奇色彩的苏静将军。
苏静是福建漳州人，从小就因天资聪颖、饱读诗书而驰名乡里。但这个知识分子却不愿皓首穷经，而是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抗日救亡等运动，并在22岁时那年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机缘巧合的是，学过照相技术的苏静成为红军的一名非正式的“摄影师”，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红军照片。
后来苏静担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员、侦察科科长等职务。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期间，他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先头侦察任务，成为一名开路先锋。
曾有人统计过，在红军长征中，原本是“白面书生”的苏静，却成了整个红一军团走路最多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苏静在多次侦察活动中，摸索出了国民党飞机袭击红军的规律，使红军避免在敌人的空袭中出现大量伤亡。
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贡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曾专门对苏静给予表彰。
在抗日战争中，苏静还曾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成功化解了一次险情——当时林总和左权率一部分人员因迷路险些误入沙漠，苏静冷静地将战马放开缰绳，竟成功找到出路，让众人顺利脱困。
在名垂军史的平型关战役中，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的苏静，也为部队获胜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曾上演过一出现实版的“蒋干中计”，在与国民党军官喝酒吃饭时装作酩酊大醉，巧妙获取了八路军急需的国民党密电码，为我军应对复杂的抗日形势立下一件奇功。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静成为情报处处长，在这位岗位上进一步大放异彩。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处境非常艰难：一是枪支弹药奇缺，二是群众基础薄弱，三是孤悬东北缺少支援，四是我军各部比较分散，难以沟通联络。
这也是我军刚进东北，初战就遭遇失利的主要原因。
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林总不得不率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一直后撤至松花江以北，军心不振、士气低迷，迫切需要打了一个大胜仗扫除颓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苏静用自己的方式为主帅解了燃眉之急，他顶着巨大压力，破解了一系列技术、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难题，组建起一个较为完备的情报系统，出色地完成了对外侦察敌军动向、对内串连沟通各部队的重要任务。
1946年2月，苏静亲自带领100多名情报人员，冒着严寒，不辞劳苦多方奔走，终于查获国民党第八十九师一部盲动至秀水河子的情报，林总率部果断出击，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取得了进军东北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两个月后，苏静又搞到重要情报，使我军在大洼战斗中重创国民党悍将陈明仁手下的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歼敌4400余人。此战结束后，林总对秘书季宗权大赞苏静：“他一个人的作用就相当于十万雄兵！”
在1948年的锦州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五个纵队多次攻击均未能得手，反而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让多谋善断的林总也束手无策。
苏静经过多次深入前线调查后，独出机杼地提出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建议，让林总一下子打开了思路，从而指挥我军一举攻克锦州，奠定了辽沈战役的胜局，意义极为重大。
在平津战役期间，苏静作为谈判组的成员，为推动傅作义率部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再立新功。
虽然“白面书生”出身的苏静从未领过兵打过仗，却在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军史上一段佳话，这也足以说明他有革命战争年代立下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参考史料：《解放军将领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