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近些年一直高热不退，走进书店，各种关于曾国藩的书琳琅满目，俨然就是成功学的代名词，那么，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之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小说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理想人生模式的人。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自己在去世百余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此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
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呢，名、利往往是黏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作一回事。
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因此，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属难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
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作是“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
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为骄傲，可见，曾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
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恐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作人生第一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今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
咸丰皇帝于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咸丰，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故事流传太广了，就不多表述了。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术，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主张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威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
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推崇，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
曾国藩在晚年时，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他既不可被当作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作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尤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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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