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

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

《文物》 1977年09期 孙培良

一

1970年，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清理了一座北魏建筑遗址，遗址中发现八曲银洗一件，刻花银碗一件，鎏金高足铜杯三件,还有石雕方砚一件。1972年《文物》第1期对这座建筑遗址和六件器物作了简单介绍。同年冬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将这六件器物全部著录。所附《说明》对每件器物都有扼要描述。

这次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其形制和纹饰具有传世萨珊金银器的特征，显然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尤其因为出土地点是在大同-市，就更值得注意。

大同在北魏时期是平城。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定都于此。太武帝拓跋煮统治期间（424-452年），西域诸国与北魏直接交往，平城成为西域珍奇商货薈聚之地。〈〈南齐书 魏虏传》描写那时北魏宫廷的陈设和用具说:“坐施魅舗褥，前施金香鱸、琉璃杯、金碗、盛杂口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这里面有中亚的毛织品，大秦的琉璃器，萨珊朝波斯（即伊朗）的金银器皿。大同市南郊出土的五件金属器物很可能就是在五世纪中叶至魏都南迁（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这一期间传入平城的。

出土的这几件器物为中伊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提供了较早时期的实物证明。本文着重讨论这次出土的两件银器——八曲银洗和刻花银碗，也附带谈谈三件式样不同的高足铜杯。

二

首先谈八曲银洗。

据《说明》所记，此器高4.5、口径23.8 X 14.5厘米。“洗心在椭圆形内捶出二海兽。铜制小圈足。"从纹饰看，比较朴素。形制则独具特色，即八曲的每一曲都在器腹凹入较深，在口沿处又向器内侧深深盘曲，形成小弯，弯处口沿作忍冬形。这样，此器俯视则成为八瓣花形,侧面看去，八瓣便是八个自口沿至器底向外突出的圆弧。圈足亦随器形作八曲。

这件八曲银洗似乎可以定为萨珊器。因为同一类型的器物在欧洲还有几件，均公认为萨珊器，可资比较。这种形式的器物在欧洲叫作Lobed dish，总共有五件。

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有三件：素面十二曲金洗。长33.1厘米。椭园形圈足，器身无纹饰，造形凝重。据说是祭器。波普书图版标明为萨珊器。鱼纹八曲银洗。尺寸不详，形制朴素，洗心崭一鱼纹，已漫源，仅存轮廓。器底无圈足。翟连斯瓦德书注明为“萨珊或后萨珊器”。舞伎纹八曲银洗。长29.1厘米。器外沿作忍冬纹，器两侧中央部分突出的圆弧（或瓣）捶雕卧虎，两端最大的突出部分各捶雕一舞女像，长辫，戴花冠、手钏，上身裸露，着裾。一女两手持带作舞蹈状,一女两手执乐器似在拍板。两侧葡萄蔓纹，上有小动物，像是松鼠。另外，每侧各有一鹿。舞女的面貌和姿态，就像是在印度雕刻和绘画上所见的那样。

这三件中，第一件是在苏联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Poltava）附近一个沙丘上的窖藏中发现的。窖藏的年代据说是公元七世纪。第二件出处不详。第三件是1780—1781年间在苏联彼尔姆州（Perm）斯鲁德卡（Sludka）区发现的。

另外两件是一百几十年以前在波兰东境伏林尼（Wolyn）州奥斯特洛格（Ostrog）区一个山村发现的。两件现在分别由两个博物馆收藏。一件是供养女子像十二曲鎏金银洗，由波兰沙托利斯基博物馆收藏。长27.8厘米。器形狭长，椭圆形圈足，外部两端各捶雕一圆拱门，门内各有一女像，丰腴顽长，着轻软透明长衣，下垂至踝，右手捧一鸟，像是鸽子，左手迅高足杯，两女均作行走状。一女头后似似有圆光。器两侧有缠枝，上有花蕾。缠枝空隙有“飞跃式”动物，像是羚羊。此器在图版上标明为“萨珊”器。一件是独树对羊翼兽纹八曲银洗，藏基辅国家博物馆。器内两端捶雕独树对羊，两侧均在中间一瓣捶雕卧狮，卧狮两旁各有一翼兽。这种图纹与古代伊朗的星象崇拜有关。独树对羊为月之象征，翼兽即所谓格立芬（griffen）。据说是太阳的象征或日神的化身。

上述欧洲所藏五器与大同八曲银洗相比较，在形制和纹饰方面都有些差别。以形制言，欧洲五器都是在器两侧内壁各捶出一道或两道凹槽，凹槽两端直达口沿，以此形成八曲或十二曲2这和大同银洗那种捶击器内壁，使之成为八个并列的自口沿至器底向外突出的圆弧（或八瓣），在手法上显然不第9期同。从纹饰看，欧洲五器中，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藏舞伎纹八曲银洗和原在波兰东境出土二器雕有人物、鸟兽、缠枝花和葡萄蔓等，特别繁复。大同八曲银洗只在器心有一海兽，比较朴素，这一点却与鱼纹八曲银洗相近。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是大同出土的八曲银洗和欧洲方面所藏五器都是曲口沿器这同一类型的东西就够了。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这种曲口沿器的来源和时代问題。

曲口沿器的来源问题是近年来和另外几个类型的“萨珊”器来源问题一齐提出来的。

1970年夏，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举行过一次亚洲艺术考古讨论会，会上有两个作者提岀《伊朗银器及其对于中国的影响》一文。作者指出：“所有与中国唐代银器密切相似的那些器物都是萨珊帝国疆域以外制作的，而且几乎都是萨珊朝最后崩溃，即伊嗣侯三世在木鹿（Merv）附近被害之后约一百年制作的。"作者提出四件银器作为这一类器物的典型，其中一个翼驼纹有柄壶，一个环柄杯，一个直筒杯，第四件，也是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件，即船形曲口沿长盘，也就是本文前面举出的冬宫博物馆藏舞伎纹八曲银洗。

关于这一件船形曲口沿长盘，作者指出，其两侧所雕的卧鹿与上举第一器的翼驼一样，给人以“东方斯库提式”（Eastern Scythian）的印象，为“中部和西部伊朗所未见”,舞女的形象与阿富汗古代雕塑很相似，其体态与装饰亦为“西部伊朗所未有”。根据这些特点，作者断言，“一切证据表明其出于东方，很可能是粟特（Sog-iad）,特别是“布哈拉和撒马儿罕地区”。。

作者在这里虽然只是就纹饰立论，实际上却是要证明曲口沿器这种形制出于中亚，而且制作时间远在萨珊朝灭亡之后约一百年。就舞伎纹八曲银洗乃至欧洲所藏其它四器来看，这一论断是适用的。

但问题是，斯库提式的动物纹和这件八曲银洗上那种就象在印度雕刻和绘画上所见的舞伎的形象不可能只出现于中亚，也很可能出现于东部伊朗。在整个安息朝时期（公元前256—公元226年），东部伊朗，特别是锡斯坦，曾是塞种活动的地区。锡斯坦在古代即以塞种居住基地而得名“萨卡斯坦”（Sakastene）0塞种长期居住，当然可能遗留下一些斯库提艺术的影响。再联想到巴赫兰 古尔（Bahram Gur,420—440）从印度召进一万二千名乐师、歌姬和舞女的传说妙，则伊朗银器上出现印度舞女的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上引两位作者虽然主张中亚起源说，但并未将东部伊朗完全排除在外。这样处理应该说是比较适当的。

至此巳可看出，大同出土的八曲银洗提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在年代上，那决不会是在“萨珊朝灭亡之后约一百年制作的”。因为此器出土地点北魏平城从孝昌年间（525-526年）起被朔州流民占领，恒朔诸州非复魏庭所有。此后历东魏、北齐、隋、乃至盛唐，今雁北一带都是荒僻之地。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59年），河东道云州领县一，即云中，亦即“后魏所都之平城，户七十三，口五百六”，在这时期里，难得有域外贵金属器流入。因此，八曲银洗应该说是在北魏与西域交通大盛之后到魏都南迁（公元494年）这一期间流入平城的，至迟不得晚于六世纪二十年代。云冈石刻题记的最后纪年是正光（520—524年），可以证明此后平城便巳衰落。而依情理推想，魏都南迁后，贵金属器直接流入平城巳很少可能，故大同银洗的年代仍以置于五世纪中叶至五世纪末为宜。这样,它较前述同类型诸器要早将近两个世纪。

其次，就器物本身看，像这样八个并列的自口沿至器底向外突出的圆弧或瓣形，至少在目前还是唯一的一个。斯德哥尔摩有一件“萨珊或后萨珊期”银碗，虽有并列的自口沿至器底的十二瓣，但曲窪很浅，每瓣平直，不作圆弧形，口沿曲处亦未形成小弯。而且此器据说出自洛阳 。上引作者亦提到此器，认为它“既不是萨珊的，也不是粟特的" 。若论纹饰，大同银洗器心椭圆形内二“海兽”不像斯库提动物那样格斗噬齧，而是作嬉戏迴旋状，这或许和阿旃陀艺术有些关系姓。口沿弯处的忍冬式样则来源既远且久，而且这种纹样最先出现在西亚，比较一般。因此，仅据此器形制和纹饰判定来源，比较困难。不过上引作者还提到一件事实很值得注意，即船形曲口沿器本是出自陀拔斯單（Tabarestan）的一种北部伊朗的典型形制，冬宫博物馆藏斯鲁德卡地方所得的那件舞伎纹八曲银洗，只是证明粟特也有这样一种器形 。果如所说，这一类型的器物分布地域还是比较宽广 ，大同一器既不具有中亚的特征，其来源是否可求之于伊朗本土如陀拔斯單或呼罗珊地区呢？当然，这只是提出一个探索的方向，事实如何，有待证实。

三

鎏金刻花银碗，高5厘米，口径8.5厘米。口侈，颈微凹，腹壁至底成弧形，底圆，有同心圆凸线两道。《说明》指出“底部有置圈足痕迹"。它与同时出土的三个鎏金高足铜杯中标为“鎏金高雕足铜杯"的一个比较，除入物不是高雕及杯形不是高足外，器形几乎完全相同。目前所知这种形似碗或浅钵、大小又大致相当的器物大都装有各式各样的高足。其中有公元前两千年内的陶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青铜器，到萨珊时期更多，既有银制的，还有金制的 。因此这刻花银碗原来很可能就是高足杯。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件刻花银碗制作的时代和地区。因为这种器形存在的历史太长，单看形制以判定它的时代；需要结合对纹饰加以分析，才能断代。

刻花银碗的纹饰中很有特点的是：器腹以叶形作四等分，每一等分当中一圆环，圆环内在素地上捶雕一个半身像。器腹的那种叶形很普通，叫作“阿堪突斯”(acanthus)叶，是地中海区域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希腊化时期最流行的科林斯式(Corinthian)柱头就用这种叶形作装饰。安息时期和萨珊时期的建筑和器物亦多用这种纹样。

圆环内捶雕的半身像，特点更为显著。头部为侧面，胸部是正面，整个像作扭头向右方直视的姿态。面部表现釆取写真即肖像的手法，大眼，高鼻，发呈波状,前覆额，后披于颈项。头顶有圈形冠。颈上挂联珠项链一条。上衣两肩各有五圆圈，圈心有点，胸部散布细点，表示锦袍上的刺繡和珠饰之类。

根据这样的纹饰特点断代，需要拿安息和萨珊两朝的伊朗钱币来作比较。

先从容易辨别的差异处着手。银碗上的半身像和萨珊朝钱币上的王像根本不同。萨珊银币上半身像的特点是:(1)面部表现不用写真的手法，不追求逼肖真人的容貌.(2)特别着重以不同的王冠表示每个王的特点，王冠有雉堞形饰物、鹰翼、新月、发球等等，十分复杂 。

与萨珊朝钱币上的诸王像相反，刻花银碗上的半身像特点是：(1)面部表现用写真手法，逼肖真人面容，这是希腊化艺术的一个特点，(2)只戴一个简单的圈形冠，无其它复杂装饰，这和公元前两个世纪内安息诸王的钱币基本上一致。这两点也正是希腊化国家塞琉古诸王钱币的特点。安息王朝本是兴起于伊朗东北部呼罗珊省和马赞德兰边界的游牧族，本身文化水平较低，推翻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后，在文化上却颇受希腊化的影响。安息诸王用“希腊文化保护者”(Phil-Hellene)的称号，钱币用古希腊的阿提卡制，钱币上的纹样也是摹仿塞琉古诸王钱币铸造的此外，刻花银碗上那种表示豪华衣著的纹样虽与希腊化无关，而是表现伊朗的传统服饰，却也是早期安息钱币上巳有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来看，刻花银碗上的半身像应与安息王朝有关。

但这还不等于说刻花银碗就是安息朝早期的器物。刻花银碗有时代较晚的标志。那就是半身像头部为侧面而胸部又完全为正面的姿势，从胸部之为侧面(安息朝早期的钱币)到完全正面，是一个经历了三、四个世纪的变化。公元一、二世纪的安息钱币上半身多作微侧的姿势，可称为四分之三的侧面。萨珊朝初期的雕刻也采取同样的表现手法，例如著名的纳克什 伊 卢斯丹摩岩浮雕沙卜尔一世(Shapur I,241—274)俘获罗马皇帝瓦勒利安像就是这样。在这幅高浮雕造像上，马上的沙卜尔一世就是头部侧向，身躯微向左侧的四分之三的侧面形像。及至公元四世纪，造像更趋于侧面直至萨珊朝覆亡，钱币上的萨珊诸王像都是头部侧面、胸部完全正面了。刻花银碗上的半身像恰好是这样。据此可以断定刻花银碗的时代不会早于第四世纪。

刻花银碗上半身像的另一个特点是：头戴圈形冠而无两条带子垂在头后。在安息诸王钱币中，一般都在冠后附有两条带子。萨珊朝诸王冠形制更为复杂，两条带子飘在头后，愈形突出。至于那种没有束发带的冠则不是属于王的。伊朗西部胡泽斯坦省沙密(Shami)神祠遗址上发现过一个青铜像，作伊朗武士装束，造型有希腊化影响，系公元一世纪物。此像头戴特别宽的圈形冠，头后没有带子下垂，衣服上也没有那些表示刺繡和珍珠之类的纹样。一说，该像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小王或安息朝总督像又一说,该像头上束着王冠状的宽带，是一个王族的写真 O不论哪一说，都认为没有带子不是王，充其量只能是一方的小王或王族之一员。

这样，关于刻花银碗上的半身像可以推论出下列两点：(1)半身像的服饰与安息朝

钱币上的诸王像基本相同，其面容表现也是采取希腊化的写真手法，可见半身像所表现的人物属于号称“希腊文化保护者"的安息统治集团之一员，（2）半身像胸部用完全正面的表现手法，系四世纪以降的一个特点，是时安息朝在全伊朗的统治早巳被萨珊朝取代，因此，半身像所表现的人物只能是萨珊朝“诸王之王"属下的广个小王。上举关于沙密神祠青铜武士像的分析可为佐证。

刻花银碗的时代考证如果没有错,那末，这个处于萨珊朝附庸地位的安息小王的领地究竟在何处？也就是说：刻花银碗究竟是从何处传入平城的？

萨珊朝统治全伊朗后，在亚美尼亚倒是有个安息小王朝，传国至429年国。但亚美尼亚不当“丝绸之路"，地域较远,而且那个小王朝亡于429年，是时北魏尚未遣使通西域，自不可能与北魏发生关系。

另外，伊朗西部是萨珊朝兴起的地区，那里不可能允许一个前朝遗族据地为小君长。伊朗东部是萨珊朝控制力量较弱的地区，那里倒可能有前朝遗族为小君长。可是像伊朗东南部锡斯坦那样地方，虽然原来是“苏连纳”（Surena,安息时期元帅之称）统治下的东安息王国国，到四、五世纪时未必还有遗族拥有或大或小的土地，而且那一带也远离“丝绸之路”，本为“汉使希至"之地国，仍难与北魏交往。

因此，余下的可以考虑的地区只有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今译霍腊散）。呼罗珊西与陀拔斯单（今马赞德兰）毗邻，其首府木鹿動在安息和萨珊两代都是伊朗的前哨。安息时期，木鹿是安息王国的一州（Satrapy）o《后汉书 西域传》,“安息国……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安息朝覆亡后，这个“小安息"大概臣服于萨珊朝，作为藩属继续存在；嘱哒强大时，又曾称臣于嗽哒。《北史 西域传》“職哒”条说：“其人（按：即嗽哒人）凶悍能战斗，西域康居、于目、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关于此安息国的地望，同传“安息国"条说：

“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康居”是汉时旧名，其故地大约东起药杀水中下游，西抵乌浒水下游，南包那密水（今译拉夫善河，Zerafshan）流域一部分国。大月氏五世纪时大体上据有今阿富汗境。北魏时的安息，北（实际上是东北）与康居故地接，东南与大月氏相接，这地方正是汉代号为“小安息"的木鹿城以及其所在地呼罗珊北部地区。

从与刻花银碗的关系着眼，这个占有呼罗珊北部地区的安息国有三点可以注意。其一，此国地当“丝绸之路"要冲，且近在中亚边缘，容易和当时北魏交往，它的工艺品容易流入平城。其二，此国所在之地以富饶著称，有金银矿，并以制作金银等器闻名。十世纪末的一部波斯文地理著作记载呼罗珊国土（Nakiyat,Country）说：“其地富有金矿、银矿以及诸如取自山中之珍宝等。……又产各种织物、金、银、绿松石制品”節。其三，此国所在地在亚历山大东侵时曾被他统率的希腊人占领.大夏王国时期成为大夏王国的一州。在这一期间，希腊化艺术在这个地区起着一定的影响，而以后在大月氏征服大夏，统治这个地区时，希腊化影响并未减弱。另一方面，萨珊朝兴起后，以阿奇曼尼朝的继承者自命，一反希腊化倾向，在艺术上着重发展本土的民族形式，古代波斯帝国的艺术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发源于伊朗西部的艺术潮流。，逐渐向东传播，到了伊朗东部和中亚，又与当地前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希腊化潮流汇合，蔚为新风。四、五世纪的安息国恰好正是这两种艺术潮流开始汇合的所在，而刻花银碗既具有伊朗的传统艺术的一些特点，又呈现出希腊化艺术的风格，正好表明它是两种艺术潮流汇合的产物。由此可以推断，平城的刻花银碗应是从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输入的。

四

三件高足铜杯1和刻花银碗都是属于同一流派的制作，应是出于同一来源。例如鎏金高雕高足铜杯、鎏金镶嵌高足铜杯，图纹配置方法上都与刻花银碗相同，即：都是釆取四等分法，以四个阿堪突斯叶间隔四入像的格式，人像都有希腊化表现手法的特点，鎏金高雕高足铜杯显得更突出些（例如人物的长圆的面型和流动的衣纹）。

鎏金镶嵌高足铜杯，口沿下有卷草纹带一条，带缘施两道联珠纹，这是伊朗常用的纹饰。此器腹部竖立四卷叶，纹饰间有红绿色饌嵌物，当是宝石、绿松石之类。类似的器物在《波斯艺术综述》中亦有著录。有一个鎏金镶嵌小银碗数十年前在尼哈万德（Nihavand）附近一不窖藏中出土，口径8.5厘米，纹饰亦用四等分法，以四个阿堪突斯叶间隔四莲瓣，近口沿处以绿松石镶嵌散花，这也是伊朗喜用的装饰。绿松石产于呼罗珊，以此物镶嵌的银器可能就是在呼罗珊制作的。阿克曼（Phyllis Ackerman）将此器以及与此器一同出土的另外几件定为“东帕提亚”（即东安息）器。大同出土的鎏金镶嵌高足铜杯与此小银碗基本相同，制作年代和地点当不会相去太远。

鎏金高足铜杯，“腹饰卷枝葡萄，有攀枝童子五人”。葡萄叶与葡萄均用写生手法，在图版上还可以看到葡萄蔓上有一鸟，像是鹰，鸟当不仅此一只。童子收获葡萄的题材是希腊化艺术开始时使用的，这类题材和巴克特利亚的酒神节风俗有关。安息时期，这种风俗盛行于东部伊朗。英国博物馆藏萨珊银器中有一银壶1，壶底有若干小孔，大概是榨葡萄汁用的。此器纹饰主要是用两根葡萄藤布满器身，上有六只禽鸟（雄鸡、鹦鹉、鹰等）和两只狐狸。有两个头顶梳髻的裸身童子，一个在扯葡萄蔓，另一个背着背兜，面前一个蔑篓之类的容器满盛葡萄。

第6期此器经考订为六或七世纪物，1893年发现于马赞德兰，也就是与呼罗珊紧相邻接的地区。大同鎏金高足铜杯的纹饰酷似此器，其来源也不应太远。

这里还应该谈谈同时出土的石砚国。这件石雕方砚出土处距上述两件银器和三件铜器出土处只有二十米，应是属于同一建筑之物。砚“方形四足，灰砂石制成。砚面四周浮雕乐舞、人骑兽、蟠龙、禽鸟及两个耳杯形水池，砚侧浮雕力士、禽兽等"。从纹饰看来，它体现了我国汉代艺术传统与外来形式的融合。禽鸟和四足兽的形象瘦劲矫健，有汉画象石刻遗意,水禽衔鱼是汉代石刻常用的题材,耳杯的形式更为汉代所习见——这是固有的传统。砚面、砚侧以联珠纹和莲瓣纹为缘饰，乃至力士肥壮身躯的表现手法与云岡和司马金龙墓中石刻如出一手，又显示了伊朗和中亚艺术的影响。因此，无论从形制和纹饰看，这个石砚都表现着五世纪的特点，而出土此石砚的遗址亦当为、上距东晋末未久的北魏建筑遗址。五件金属工艺品与石砚在同一建筑遗址出土，更足以证明其传入平城之时当不晚于北魏迁洛之年。

五

最后，再谈几点意见。

第一，中国和伊朗两国的传统友谊和历史联系，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从出使西域的张骞得知伊朗的安息国后，立即遣使到安息。汉使在安息受到隆重热烈的接待。这是两国间友谊建立的开端。此后，两国间遣使和民间友好往来，史不绝书。伊朗地当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中间站，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伊朗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事例不胜枚举。本文所谈到的大同市南郊出土的两件银器和三件铜器，根据我国史籍中有关记载和少数有关实物的比较印证，看来可以试订为来自伊朗东部呼罗珊的萨珊器。当然，这只

.73 是一种设想。但如果这一设想不是与事实大有出入的话，这几件器物就再一次地为中国和伊朗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实物例证，而且是时期较早的例证。

第二，对伊朗艺术的研究来说，大同市南郊出土的五件金属器物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伊朗金属工艺品流传到现在的，为数很少。据三十多年前出版的《波斯艺术综述》一书所记，包括各国公私收藏在内，传世银器只有一百多件，金器二十来件。至于所谓萨珊青铜器，大多数是萨珊朝覆亡以后的器物。近些年来有无新的发现不详。而大同市五件器物为伊朗艺术研究添加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加以几件东西都是时代较早而又比较稀见的型式，愈觉可贵。二是所谓萨珊器者，向来公认为难于断定时代。而大同市五件器物，因其出于北魏都城故址，而北魏都城是有确切纪年的，足以作为断定时代的依据。

第三，这几件器物对于“萨珊”器来源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传世萨珊器中有些业巳证明为中亚的制作，但是否因此就认为所有萨珊器的来源都成了问题，则需要慎重考虑。无论如何，像有的作者所主张的那样，说什么“我们关于萨珊时期的艺术所知甚少，在考古学上甚至不敢相信曾有这样的艺术”，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因为这无异是说伊朗在这长达数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根本没有这样一种相当高度发展的金属工艺。果真如此，伊朗的伊斯兰时期的更加瑰丽的金属工艺究竟何从产生，就难以说明了。因此，关于萨珊器来源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大同数器之发现正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