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商丘至永城段是豫东地区通航时间最长的运河，自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挖通航到元朝至元（1335——1342年）时废弃，共使用了约700余年。明代曾清淤疏通，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汴河（隋唐大运河）在城南五里，或云即莨荡渠，源出荥阳县大石山，元至元中淤。明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700余年的运河航运的繁华在运河岸边留下了大量的与大运河有关的地名。
大运河地名是因运河而产生的，这些地名或是运河驿站、或是运河河市、或是运河店铺、或是运河军事关隘、或是运河寺庙、或与运河渡口等有关。每一个地名都有其历史背景和来源，是大运河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大运河繁荣的见证。永城段大运河东起侯岭乡呼庄东，西至马牧乡马庄村，自东向西与大运河有关的地名有：呼庄、二十里铺、东十八里铺、十里堡（谢酒店）、东七里店、五里堡、东大营、隋堤口、北大街、小门街、南大街、三里道口、五里禅堂、西七里店、西十八里铺、西二十里铺、望堂（天宫寺）、酂阳、李店、卜（铺）子、马牧（柏林铺）、郑店二十余处地名。目前其中个别地名已经消失，只有在县志中可以查到，但绝大部分依然在使用。
呼庄在明清时叫义勇集，古称呼家庄，跨大运河而建。据清光绪《永城县志》记载“呼延赞墓在城东呼家庄”，呼庄民间也有呼延赞和呼延庆的传说，县志还记载“清乾隆年间，呼延麟在永城北官庄店（今演集村）携带家眷去河北任职而去”，在演集北至今还有呼家林（坟）存在。这说明呼延赞家族确实与呼庄有关，根据此地遗存的地名北官庄、南官庄，结合宋代史料以及民间传说分析，呼延赞的后裔很可能曾在呼庄率军驻守大运河，或呼延赞后裔在呼庄以北一带封有职田或庄田，呼庄曾是呼延家族的聚居地。现在呼庄已不存在呼姓了，但清代永城县志记载的历史依然有痕迹可寻。大运河在北宋时期特别重要，是大宋王朝的生命线，为保障大运河安全，北宋在大运河驻守军队，一些重要将领分段驻防大运河，不排除呼延赞的后裔曾率军驻守呼庄大运河段，其族人在此生活，呼家庄因此得名。
东二十里铺与西二十铺是以永城城内为中心对称分布的，同样的情况还有东十八里铺与西十八里铺，东七里店与西七里店。铺是隋唐大运河上常见的名称，是商铺、店铺之意，专供过往的商船客人和各种旅者吃饭以及休息，并出售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铺的繁荣是大运河河市的繁荣带动的，什么是河市呢？就是河边形成的市场，依靠运河商船经商做买卖的地方在运河两岸。北宋日本僧人成寻行经大运河，写有《参天台五台山记》运河日记，对于大运河河市有详细的记载。虽然铺是河市形成的，但不能随意形成河市，北宋专门有管理大运河的机构，对于大运河上驿站和铺的设置是有严格规定的。据宋代史料记载，在大运河上五里设一驿，十里设一铺，百里设一离宫。永城有二十里铺、十里堡（铺）、五里堡（铺）都是符合规定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十八里铺呢？十八里到二十里仅只有两华里，距离太近了，这可能跟两个地方的比较繁荣的河市有关，也可能与大运河管理造成的地方利益有关。同样的情况还有五里堡与七里店距离也很近，店的规模一般较小，是否为官方设置，已不可考。
永城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县城。根据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永城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割彭城、睢阳二郡之地置永城县，治所在马甫城东北三里，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县城迁于马甫城。马甫城就是今永城老城。据史书记载，隋、唐、宋时期，永城县城是跨汴而城，隋唐大运河自西北向东南从城中间穿过，城市沿着大运河两岸修建，形成东西狭长，南北较短的特点，至今依然格局不变。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了一段永城见闻：“戊时，过六十里，至亳州永城县甫城甫亭停船…………三日，丁酉，天晴，辰时，出船，从大船下拽船，桥无柱，以大木交上，以铁结留，宿州以后大桥皆如是。”永城为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由于县城倚堤而建，地势较高，多次受洪水袭击而城不破，所以民间流传永固之城的传说，传说隋炀帝经过永城三次都发现城池完整无缺，钦赐永城之名。县城内中山街古称北街、劳动街古称南街，二者呈平行分布，北街其实是大河北街的简称，南街是大河南街的简称，这种地名与宿州是完全一致，街道格局与宿州也完全一致，两街之间夹着大运河，北街就是大运河北堤，南街就是大运河南堤，唐宋时期永城跨大运河而形成城市，大运河两岸是街道。后来大运河淤积废弃，南北两街的格局没有变动，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小门街在劳动街最东段，它是城内大运河的南堤的最东端，唐宋期间，小门街是永城东出口的主要街道，最初是大运河南堤驿道，后来大运河废弃，北大街成为主街，并且为矫正东西街道沿大运河偏斜，不符合城池地理堪舆的状况，北大街改向北，伸向正东，修建东城门，北大街出城成为大门街，南边为了城防的安全，挖护城河时为方便外出留了一座小门，对着小门的城内街道叫小门街。追根溯源，小门街是大运河的影响带来的，它反映了永城唐宋城市街道的遗痕。
东大营又叫隋堤口，是永城东大运河驻军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大运河入城的关口，所以自宋代以来，历代驻军。清光绪二十九年《永城县志》记载，此处还有锁钥阁，比喻为锁钥匙的地方，对于钳制永城县城，控制永城段大运河，地势极为重要。
永城大运河两侧对称的地名是一个奇特的现象，类似于永城这样的情况，在宿州也有。这种对称地名与北宋政府对汴河长度的测量有关。据《宋史》记载，熙宁五年（1072年）大科学家沈括奉宋神宗诏命，专门测量运河全程长度，为管理汴河提供了科学依据。永城段运河地名与沈括测量有关。由于古代是以官本位为中心的社会，永城地名对称的轴心应在永城县衙，县衙在今中山街和牌坊街交叉点路北原老公安局大院，自隋朝大业五年（610年）置县以来，至清末，永城县衙一直在这里。根据明清《永城县志》的记载，县衙前是总铺，这个总铺是官方设置的地标建筑，它在大运河永城码头北岸，是官方招待所和旅馆，北宋诗人李觏在《送杜寺丞知永城》诗中说：“官舍隋河北”，“官舍”指永城县衙和总铺等官方机构，北宋时成寻泊舟永城在城内“甫亭”停船下榻住宿，很可能就在此处。总铺是永城官方设置，具有权威性和标尺性，到东西十八里铺的距离应从此算起。之所以在永城东西形成对称地名，实质是官方布局的结果，与大运河航行官方制定计量收费标准有关。大运河等距离的驿站店铺，有利于政府征收商船运输费用，有利于商船的定时供给和补充给养，有利于大运河分段分工维护和保养，有利于驻军占据河段的分配，有利于大运河南北两岸的有序通行。
永城崇法寺院和崇法寺塔也是因大运河繁荣而修建的佛教建筑，永城西关与大运河有关的寺庙有西下寺，承天寺，上世纪六十年代寺庙还存在，北宋著名诗人张耒曾写诗《泊舟永城西下寺有感》，北宋著名词人贺铸曾写《题永城承天寺》，清《永城县志》记载承天寺曾发现《唐修承天寺造像碑》，寺庙皆在大运河北堤上。三里道口是城西一处大运河与南北通道交汇所形成，五里禅堂是距城五里大运河北堤的一处寺庙，望堂古代有金山寺，永城博物馆馆长李俊山曾在望堂村发现金山寺塔碑，望堂塔即金山寺塔，位于大运河北堤上。
酂阳位于大运河两岸，最初在运河北岸，因距离酂城较近，为古酂地，又在运河之阳，故名酂阳。它是大运河上的一处重要码头，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在此写有著名长篇叙事诗《酂阳行》，苏辙也曾在此赋诗。据《宋史》记载，酂阳为北宋时官方设置在大运河通济渠段上的六个镇级收税机构之一。据北宋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未四点，过三十四里，至酂阳镇，去亳州一百里，有大桥，名酂阳市桥。过三百步，又有大桥，此镇酂县内也。”据明嘉靖甲辰（1544年）版《永城县志》记载，酂阳寺是永城名寺，寺里酂阳塔高耸入云，在酂阳镇大运河南岸，经考古专家李俊山鉴定酂阳塔为北宋建造，是崇法寺塔的姊妹塔，是大运河繁华时期、众多的香客捐资修建的。这些寺庙均属于大运河寺庙文化，是大运河影响带来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