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听到朱七/周深的歌曲《楼台》，里面唱到“传奇故事，各执一词”。歌曲试图从另一方面解读梁祝，猜测梁山伯也许爱上的是男祝英台。这种说法听起来荒诞又反常规。
但《宣室志》有载：“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肆业……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山伯知英台为女子后却怅然若失，讲山伯爱上的是男英台似乎也是能讲得通的。
《梁祝》与《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牛郎织女》同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关于四者的文学作品数不胜举。与后三者相比，《梁祝》除最后化蝶部分具有传奇色彩外，其他部分较后三者都更具有真实性。但对于历史上是否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则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均认为梁祝的故事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绝大多数说法都认为梁祝的故事发生在东晋时期。上虞祝家庄一员外之女英台，女扮男装外出求学。于求学途中邂逅书生梁山伯，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兄弟。
后同窗三年，形影不离。英台爱慕山伯，然山伯却始终不知其为女子。
后二人分手，十八里相送，英台多方暗示，并留物表情，在其师母指点下山伯方知英台情意。然待山伯去祝家求亲时，祝父已将英台许给太守之子马文才。
山伯英台楼台相会，相对而望又相向凄别。终立誓言：生不同衾，死亦同穴。
后山伯积郁成疾而亡。英台信守誓言。于出嫁时，绕道至山伯墓前哀恸哭求，后神迹显现，坟墓分裂，英台跃入其中一身践诺，最后二人终化蝴蝶相守。
作为一个流传至今百年的凄美故事，就其真实性有不同的说法。
一说法是历史上确有梁山伯和祝英台二人，但二人完全没有联系，因为二人也许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这种说法建立于二人的墓碑。祝英台原为宋时一侠士，因有侠义之举，后人为其修墓立碑。梁山伯为则明朝官员，深受百姓爱戴，梁山伯死后百姓为其修墓时挖到祝英台之墓，因二人均受百姓称颂，于是将二人合葬一墓，才有了流传千古的梁祝。
但据一些文献有载，早在唐朝时就已经有梁祝故事的流传了，就其流传时间而言此种说法有所冲突，且也未能有进一步的考证，此种说法稍显单薄。
另一说法更显真实性。梁祝的故事确实出现在东晋，但并非真实发生，而是由人所编纂。
东晋时期，选官制度为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等级森严。社会虽处于分裂与动荡时期，但于女子的约束仍十分严格，不论时英台女扮男装外出求学，还是作为有夫之妇与梁山伯合葬，都是十分不符当时的封建礼教的。
但它却被广为流传至今，皆是因其为当时的宰相谢安所编。
宰相谢安为一代名士，先于东山归隐，教导谢氏子弟，后又出世任官，东山再起的成语就是说的谢安。在刘义庆《咏雪》中就讲到谢太傅与谢家诸子讲论文义，并最终有名句“未若柳絮因风起”流传，其侄女谢道韫在其教导下成为一代才女，具有林下之风。谢安其人生性豁达，秉承“齐万物”思想，在看待女性的态度上较之他人，更少一些礼节规矩，且他对于当时十分敏感“士庶差异”也较他人更淡漠。
结合谢安的生平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编纂如此故事有其政治意义。
西晋短暂统一，又经八王之乱，司马睿听从宰相王导建议南迁之建康（今南京），北方士族也跟随南渡至会稽。出于利益冲突，南渡士族与本处于南部的士族之间关系紧张。
谢安其所处谢家作为南渡士族代表，时任宰相的谢安，出于家族和国家利益，编撰梁祝的故事并使之流传，用于缓和南北士族和士庶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有其合理之处。
首先梁山伯家处会稽，正是南渡士族聚集之地。而在当时九品中正制下，等级森严，梁山伯作为一贫寒子弟是不可能在书院求学并于学成后成为县令，侧面说明梁山伯本身就是士族子弟，而作为南渡士族，家贫似乎也能说通。
而晋时对于男子的外貌格外看重，这是祝英台为何扮作男子却未能被拆穿的一大原因，身出南方士族的祝英台却与家贫且出生南渡士族的梁山伯相知相恋并最终化蝶相守，如此故事流传。
再由官方将祝英台冲破礼教违背伦理的故事进行定调，让人感叹二人爱情坚贞之时也能一定程度上缓和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而古人多信鬼神之说，梁祝二人化蝶之举更显神意，颇具传奇色彩，教世人更加相信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