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阿根廷是地球另一边的国度，是最遥远的国度，但绝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每个人认识阿根廷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为足球，有的因为电影（“墨镜王”功不可没），有的则是因为文学——当人们几乎是习惯性地说“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的时候，谁能不夸赞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惊人的文学天才呢？
但是，这个遥远国度的浪漫外表下，深藏着一段历史的疮疤。军政府、独裁、“肮脏战争”、被迫流亡……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可以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在这个疮疤上蒙上一层粉红色的面纱，依旧把阿根廷描绘成浪漫得不可方物的国度，但对于这个国家的作家而言，恐怕不行。
在曾经流亡他乡、后来又重归故土的阿根廷作家曼波·贾尔迪内里看来，书写这段历史就成了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能也不知该如何回避祖国所强加给我的社会使命感，我疯狂地爱着这个国度，并渴望抗议着活在其中。”
Sueño del exiliado y otros cuentos
《流亡者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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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曼波·贾尔迪内里 著
范童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流亡者的梦》正是这种责任感的产物——他要用写作来对抗时间与遗忘。
今天，译文君与各位分享《流亡者的梦》责任编辑刘岁月撰写的一篇编辑手记，既把作家放在拉美文学的大背景中观察，也写明了曼波的风格与其祖国阿根廷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
用梦境与诗意，伸张迟来的正义
作者：刘岁月
（作者系《流亡者的梦》责任编辑）
对拉美文学作品有所涉猎的朋友们，大多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拉美各国作家（尤其是经典作家）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于他们而言，文学创作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战斗”功能：批判现实，揭露不公，而创作灵感则来源于令他们苦痛的拉美社会现实。
事实上，这种感觉没有错，虽然拉美文学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文学组成，但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和相互影响，它们之间是存在诸多共性的，而其基本特征之一便是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系。
左起：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何塞·多诺索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述的便是马孔多小镇所代表的拉美大陆在面对一次又一次外族“入侵”时不断成长和寻找自我身份的百年历史；墨西哥国宝级作家富恩特斯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以墨西哥为题材，大洋两岸旅居的经历使他在拥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之外，也形成了对母语西班牙语和祖国墨西哥独特的敏感和自我意识；危地马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之一，著名反独裁小说《总统先生》，是一部旨在谴责暴政的文学经典，抨击的是如毒瘤般祸害拉美各国人民的军事独裁政治；古巴著名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代表作《光明世纪》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温度；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书写的则是墨西哥的野蛮现实和墨西哥民族的苦难。
当然也有不少例外，比如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奥内蒂、阿雷奥拉等等，他们的文学创作或许并没有太过明显的批判色彩。不过，短篇小说集《流亡者的梦》的作者、阿根廷著名作家曼波·贾尔迪内里，绝不属于例外。
曼波·贾尔迪内里（1947- ）是阿根廷现当代著名作家、记者，他出生于阿根廷北部查科省雷西斯滕西亚市，曾于1976年至1984年间因政治原因流亡墨西哥，回国后创办了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学杂志《纯小说》。曼波著有数量众多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随笔和儿童文学作品，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并在多个国家被改编成电影，对西语美洲乃至整个世界当代文学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西语世界的各种文学奖项他也是拿到手软：拉美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墨西哥国家小说奖、西班牙“大旅行家”图书奖、西班牙行星出版社年度图书奖等。曼波是拉美文学“爆炸后”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虽然他本人似乎并不喜欢这个标签，大概是对评论家们“言必称爆炸”感到厌烦，又或者觉得“爆炸后”这个概念太过模糊和笼统，总之相比较而言，他更愿意别人将他的创作归入阿根廷“民主时代”文学这一所指更为明确的范畴。在贾尔迪内里心中，20世纪70至80年代很多阿根廷作家都曾受到的迫害和有过的流亡经历，是他们这一辈人无法逃避的文学创作主题。
阿根廷“肮脏战争”
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根廷国内到底发生过什么？是的，肮脏战争
1976年，阿根廷军方用武力从民粹主义总统胡安·庇隆的遗孀伊莎贝尔·庇隆手中夺取政权并成立了联合军政府，阿根廷由此进入军事独裁期（也是阿根廷近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独裁期）。在1976年至1983年间，得到美国政府暗中扶持的阿根廷军政府，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种种残忍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死亡飞行（将人从正在航行的飞机上抛入河中）、篡改婴儿身份等等，导致超过两万阿根廷人永远消失，这便是所谓的“肮脏战争”。直到1983年军政府放弃权力并同意民主选举，令人不寒而栗的“肮脏战争”才宣告结束。然而它注定成为所有阿根廷人心头一道默默结痂却永不消失的伤口。据称，“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至今都没有准确统计，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现在仍然能经常挖出无名尸体。
出生于1947年的曼波·贾尔迪内里恰逢其会，因持不同政见而成为“肮脏战争”的受害者之一。一切要从一部名为《为何禁止杂耍？》的小说谈起。1973年，曼波带着自己的这部处女作参加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拉美小说竞赛”。你或许对这项文学竞赛一无所知，但其评选委员会成员对于拉美文学爱好者来说绝不会陌生：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乌拉圭作家，代表作《造船厂》）、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巴拉圭作家，代表作《我，至高无上者》）、胡利奥·科塔萨尔（阿根廷作家，代表作《跳房子》）和罗多尔福·沃尔什（阿根廷著名作家、记者，后被军政府杀害）。如此豪华的阵容让彼时只有26岁、尚未正式踏足文坛的曼波心潮澎湃，而更让他毕生难忘的是，罗亚·巴斯托斯和沃尔什两位文坛前辈都对他的参赛作品赞誉有加。因此，虽然最后未能夺冠，曼波还是感到心满意足，也获得足够的勇气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其后，这部散发浓郁反独裁气质的作品于两年后的1975年被阿根廷的罗萨达出版社列入“新时代作家”丛书，可还没等书正式出版，1976年军方就发动了“3·23”军事政变。同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藏于罗萨达出版社地下室中连同《为何禁止杂耍？》在内的几千份书稿被付之一炬。而这件事，就是曼波被迫流亡墨西哥的原因。1976年至1984年的八年时间里，曼波都不得不远离故土，“像一棵绿萝般”客居于中美洲的墨西哥。
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与愤怒，流亡墨西哥的曼波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写出了一部名为《热月》的小说。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充满了政治隐喻，弥漫着魔幻气质，就发生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年轻有为的男主人公刚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在故乡得到了亲友的热情欢迎。但欢迎晚宴结束仅仅几小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施暴者，沉浸在犯罪的偏执之中无法自拔……在一次访谈中，曼波曾这样回忆道：“在玛格达莱纳·孔特雷拉斯（墨西哥城联邦区的行政区之一）一间租来的公寓里，我一边望着阿胡斯科火山，一边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热月》）的初稿。我喝马黛茶，抽烟，祖国正在上演的悲剧让我满怀愤怒和痛苦，我写了一段又一段，内心愤懑而绝望。”除了写作，曼波还如饥似渴地读遍了自己能够找到的所有墨西哥文学作品，在曼波看来，文学作品是保存群体记忆的最佳方式，而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虽然历史各不相同，但两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却一样深重。
阿根廷前总统阿方辛
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倒台，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阿根廷这才走上了民主道路。思乡心切的曼波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重归祖国的曼波跟很多同辈作家一样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一遍又一遍舔舐这道民族伤口。曼波曾坦言：“我一直沉浸在阿根廷那对比鲜明又自相矛盾的现实之中。我不能也不知该如何回避祖国所强加给我的社会使命感，我疯狂地爱着这个国度，并渴望抗议着活在其中。”
不过，如果只用“反独裁”“民族伤痛”等字眼去笼统地概括曼波的写作，那就太过片面了。2021年曼波·贾尔迪内里获得马努埃尔·罗哈斯拉美小说奖时，评委们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漫长的写作生涯、丰富的创作体裁、作品的普世性和边缘性，使曼波·贾尔迪内里成为整个拉美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的确如此，曼波的作品，体裁十分全面，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随笔和儿童文学作品，题材也极其丰富。如果你想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曼波的文学世界，短篇小说集《流亡者的梦》绝对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事实上，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对于曼波来说是一种相当特别的存在。2010年的时候，曼波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短篇小说会在某个时刻以一种奇怪和不寻常的方式自动出现。写短篇小说的过程往往充满了顿悟、发现和隐匿之物的昙花一现。因此，至少对于我来说，写短篇小说是一件充满意外的事。”对于曼波来说，创作短篇小说的过程充满了自动出现且难以预知的灵感，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会将隐藏在内心深处、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东西激发出来。
短篇小说集《流亡者的梦》可以说是集结了阿根廷当代著名作家曼波·贾尔迪内最具代表性的二十五个短篇故事，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出作家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这二十五个风格多样的故事，流畅、幽默、深刻、有力，不给读者任何喘息的机会。就像墨西哥文学大师胡安·鲁尔福说的那样：“曼波·贾尔迪内里知道如何消解痛苦，或许是曾经的流亡经历教会了他如何忍受痛苦甚至更多；或许要感谢艺术，感谢活在他内心的伟大艺术家，让他得以成功地将世上的苦痛之事转化为悦纳人生且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多年的流亡经历之后，贾尔迪内里的内心依旧柔软而强大，将人生的苦痛幻化为抚慰人心的文字。在这些故事中，流亡多年的人于梦中回到自己的故土，宛如一名精疲力尽却身披荣光的勇士，接受着家人和朋友们的欢迎；随着时光的悄悄流逝，童年的记忆日渐清晰、纤毫毕现，犹如镜面上的一道细小裂痕，成为既神秘又隽永的存在；残暴的军事独裁者及其帮凶终究逃不脱命运的惩罚，等待着他们的或将是极具戏剧性的天谴；在某些小故事中我们还会看到，贾尔迪内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身影渐远的拉美文学大师们致以敬意，让我们重温拉美文坛昔日的光辉时代。
军事独裁政权早已化为历史的灰烬，正义却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得到伸张。代表篇目之一《11公里》正是曼波对于阿根廷民族群体记忆的回溯和对整个民族心理创伤的疗愈。故事发生在民主时代到来后的某一天，旧日施暴者的帮凶塞戈维亚下士，以风琴手的身份随四重奏乐队一起来为一场生日舞会伴奏，而就在这场舞会上，他竟与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一群人狭路相逢。这些人在阿根廷军政独裁期U-7行动中都曾遭受拘禁，当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的时候，军官们总会让塞戈维亚拉琴唱歌，目的是盖住囚犯们的哭喊声，而他演奏的，永远是这首名为《11公里》的曲子。随着乐曲再一次响起，一幕幕往事浮现于每一个人的心头。于是，满腔愤恨的人，将戴着墨镜、沉默不语的塞戈维亚下士团团围住，捕猎者与猎物的角色对调了，曾经的猎物围住了曾经的捕猎者。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让这位曾经的施暴者为在场的每一个人演奏一遍《11公里》。
作为阿根廷乃至整个世界备受敬仰的文字魔术师，博尔赫斯对曼波的影响无疑也是极其深远的。《博尔赫斯丢失的手稿》就是这样一则向文学大师致敬的精彩短篇。在这则短篇中，曼波追寻着文学偶像的足迹，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使得整个故事亦真亦幻，情节首尾相接，呈现出博尔赫斯作品中惯有的环形结构。故事以第一人称展开。“我”于1980年底乘飞机从墨西哥前往纽约，并在头等舱中意外邂逅自己的文学偶像博尔赫斯。“我”鼓起勇气与他攀谈起来，最后居然相谈甚欢。“我”对他坦言，他在作品之中反复列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作品的做法着实叫“我”印象深刻。随后博尔赫斯大笑起来，并故作神秘地告诉“我”：“所有这些书中，只有一本是真的。我已经写出来了。”“我”因为太过震惊和激动，竟变得彻底说不出话来。注意到“我”的沉默后，博尔赫斯轻轻地告诉“我”：初稿他就带在身边，愿意的话，可以借“我”一看。“我”将手稿带回经济舱的位子上细细研读，可在还回去的时候，博尔赫斯刚好睡着，“我”便将手稿放在了他的腿上。接下来，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那份手稿居然被一个高个金发男人给偷了去，而这个男人的相貌竟神似手稿中的主人公。五年之后，“我”接受出版社的邀请前去出席博尔赫斯的一场演讲并打定主意找机会问清楚手稿的下落。但是，就在开始听众提问环节之前，他突然聊起自己从前某次坐飞机旅行的经历：他梦到一个家伙从经济舱凑上前来，他自己成功地骗过了对方，让他把一份其实是假的书稿拿走了，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有回来。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回忆中的博尔赫斯，在读完手稿后虚构出一个相貌酷似手稿主人公的金发男人，而到了故事结尾，“我”回忆中的博尔赫斯却站出来告诉读者：“我”只是他在梦境中创造出来的人物罢了。整个故事与博尔赫斯的经典名篇《环形废墟》形成一种遥远而美妙的呼应。
这部作品的文字想要进入并不难，就像特别爱笑的曼波本人一样，这部短篇集给人的感觉同样是“亲切”和“温暖”的，不管题材是轻松还是沉重，他不会刻意增加阅读难度，挑战读者耐性，阅读过程是轻松而愉快的，而这恰恰反映出曼波文学创作的“爆炸后”特征：社会责任感和向现实主义的回归。然而作品的叙事结构却又不失密度，曼波就像是一位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在阅读难度和阅读快感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带给广大读者既相对轻松又相当丰富的阅读体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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