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军进入反攻阶段，9到10月山东、东北先后解放，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华北。虽然此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有50余万部队摆在平绥线和平津线上，但华北平原无险可依，不是一个可以固守的地方，即使有“守城名将”之称的傅作义内心也毫无把握。
此时，傅作义的去向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傅作义是地方势力，并不一定会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出路。以当时的形势来看，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的去向会对战局造成很大的影响。
11月初，蒋介石命令傅作义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私底下极力说服他把部队带到福建一带，并许给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傅作义表示士兵不愿南下，一旦开动会出现大量逃兵，不易掌握。他预计东北野战军来年春天才会入关南下。当然，这只是推脱的说辞，傅作义的内心是决绝南下的，当时战争的走向已经很明朗了，南下没有任何前途。
但是蒋介石没有放弃，不断派人到北平劝说。傅作义部毕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并且当时华北还有李文、石觉两个兵团是中央军的部队，傅作义不动，他们也不能动，否则等同于把傅作义推向解放军怀抱。
最先来的说客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徐曾担任过山西省主席，与傅作义是同乡，两人关系匪浅，属于傅作义信得过的人。同时徐永昌又以晋系代表的身份长期在中央任职，也颇受蒋介石赏识，蒋认为他是最合适的说客。
徐永昌劝说傅作义将平津军队分两路南撤，以保存实力。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傅作义认为此时南撤已经不现实了，北平已经被围，南撤只能加快被歼命运。徐永昌见说不动傅作义很快就离开了。
没过几天，国防部次长、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也来劝说傅作义，还是与徐永昌同样的说辞，并且表示：“只要傅总司令率部南撤，我在北平所属人员一定密切配合，保证南撤成功。我已命令我所属人员，听从傅作义总司令的指挥，就像服从委员长指挥一样。”傅作义当然不信这一套，在他心中，南撤并不是第一选择。
徐永昌
老蒋见傅作义无动于衷而形势又愈发紧张，自己的两个兵团也可能被断送，于是便派出儿子蒋纬国携带自己亲笔信飞到北平。信中大致写道：西安双十二事变已经上过一次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他生平一大教训，现在你又主张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前来面陈。
蒋纬国见了傅作义，仍然是劝说他南下撤到青岛，届时会有美军军舰协助南撤，并说蒋介石要任命其为东南军政长官。事实上当时傅作义部已经被围，撤不撤他已不能掌控了。他只能推脱说城内2万家眷无处安置，士兵没有退路，不忍心离开。蒋纬国最后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仍被傅作义婉言谢绝。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两位重量级的说客，那就是胡适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胡适主要是充当联系人，美国人为何会找胡适当联系人呢？笔者分析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胡适与傅作义有交情。
傅作义虽然一生戎马但是很喜欢与文化界人士交往。1927年春，傅作义率领不足一万人固守涿州3个月，击退奉军围攻，一战成名。当时成名已久的胡适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英雄事迹，赞叹道：“这位傅将军着实很有些能耐。”大有英雄惜英雄的气概。1933年，傅作义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所部表现英勇，战后他将阵亡将士安葬在绥远大青山下，特意致函胡适请他写铭词。胡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日后还在傅作义的陪同下到墓地祭拜。这时开始，两人常有往来。
右一司徒雷登
2、胡适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
。胡适虽然成名于文化界，但并不甘于文化界的清净，渴望参与政治活动。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胡适就参与周佛海组织的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大败”的投降主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又多次通过陈布雷给蒋介石上书，
提出“承认伪满洲国，换取50年和平发展时间”
，这一建议把程潜气得大骂汉奸。为了避免他与汪精卫一派联系，蒋介石不得不将其安排出国，并任命其为驻美大使。回国后，胡适也偶尔会有与蒋介石进餐的机会，并不时向他提出自己的建议，还自我感觉良好地在日记中写道：“都是些忠言逆耳的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
3、胡适与司徒雷登关系匪浅。
司徒雷登出身在中国，也长期生活在中国，1919年起就开始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随后的几年里他便于胡适认识，并互有往来。他们的经历大致相似，都担任过对方国家的大使，都担任过北平两所有名大学的校长。胡适有强烈的亲美意识，被美国视为可以信任的人。
4、此次会谈的内容敏感。
此次司徒雷登面见傅作义就是想说服他率部撤退到青岛，而且毫不讳言，对蒋失望，打算换掉他。并直爽地表示，他们也准备对桂系的李宗仁、云南的卢汉、西北两马等地方势力做同样的建议。这些内容都是不宜让蒋介石听到的，所以不能通过国民政府的渠道与傅作义联系，而对于胡适，美国人是信得过的。
电视剧《北平和平解放》对三人的会谈有精彩的演绎：
司徒雷登：“我个人的建议，你与其在北平坐以待毙，还不如将华北五十余万人马，退守山东沿海一带。”
傅作义插话：“这是大使先生的个人意见吗？”
司徒雷登回答道：“当然不是，这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希望你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傅将军解决，武器装备由美国政府提供。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
傅作义问道：“那要我们做什么呢？”
司徒雷登：“从长远战略意义上讲，美国希望你把青岛作为在中国剿共的一块根据地。”
傅作义问：“那我们的蒋总统呢？”
司徒雷登答道：“你难道不觉得蒋总统该让贤了吗？”
傅作义：“大使先生，你的这些话不觉得超出了身份吗？”
胡适接过话题：“是的，美国早就考虑要在中国换马了。”
傅作义转过身来问：“胡博士是中国人吗？我记得胡博士一直倡导民主，刚才胡博士提到的换马一事，符合你一贯倡导的民主吗？”
最终三人不欢而散。
由于是绝密会谈，
关于3人的会谈的具体内容，外界不得而知，影视作品肯定有演绎的成分
。但是主要内容与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周北峰的回忆基本吻合。周北峰在《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一文中提到，傅作义曾当面告诉他：
前些日子胡适偕司徒雷登来北平，曾谈过让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见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美国供给；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太小看中国人了，我不同意，就搁下了。
由此可见，胡适充当政治掮客的事实是存在的。胡适愿意出面，说明他认同美国人在中国扶持代理人的做法。对于这种行为，毛主席曾在1949年8月14日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进行过批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于这些人劝说，傅作义始终无动于衷，一方面他撤不撤已经由不得自己了；另一方面，南撤的下场未必会比留下和谈更好。
老蒋无计可施，于1月17日晚（此时已经签订北平和平解放协定）给傅作义发来一电，大意说：咱们交往这么多年了，互相了解，你迫于现在的形势，有自己的打算，我不怪你。但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情，协助我派飞机运走北平城内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和部分武器。傅作义回电“遵照办理”，同时又让手下秘密告知解放军，请解放军在飞机来时对天坛临时机场炮击。老蒋的飞机连续飞来四五天，都无法着陆，最后只能放弃。
事实证明，当年傅作义做了非常正确的选择。
不过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替傅作义惋惜，认为他率部南下会比留下来好得多，这其实是太看不起傅作义了。混到傅作义那样的地位，到哪里都不愁吃喝。他们最在意的不是金钱，也不是虚浮的名利，而是历史定位和后人的评价。
当然可能他也想捞取一点暂时的政治资本，不过这一切都不由他，战场之上自然都是以成败获取话语权。假如率部南撤，最坏的情况是仍被解放军围剿，到时便要进功德林了。最好的情况也是退到对岸任个闲职。比他更资深、更有实力的阎锡山、白崇禧，到了对岸还不是统统都被老蒋收拾。退到那个偏安一隅的小岛，注定会被历史遗忘。
而留在北平，促进北平和平解放，保护了北平城内大量的历史文物遗迹。将来历史不论怎么写，后人无论怎么评价，这点功绩是不可能被抹杀的。当人们谈论到北平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想起傅作义这个名字，这是他以战败者的身份所能争取到的最大利益。而且，建国以后，傅作义一直担任水利部长，手上还握有一定的权力，过得似乎要比去对岸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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