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大风中朗诵诗歌的人，离我远去了

作者：乌延迪烈

似乎每个小镇上总会有那么几个自视清高，在别人眼里疯疯癫癫的文人。我们小镇自然也不能例外，加上县里一所重点高中在这里，舞文弄墨的人不在少数。

青春年少的我，自我感觉才华横溢。早先，写了一个20万字的小说投给了省人民出版社，最后连个退稿函也没收到。后来，写了几百首诗歌，专门挑《诗刊》《星星》等名刊投稿，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免不了埋怨编辑不识宝马良驹。

写诗自然不能孤芳自赏，也是要混“朋友圈”的。而我，偏偏骨子里是十分高傲的，能看上的文人也没几个，所以就把诗歌写成了寂寞。原本，还有几个交往的同龄文友，但是他们有的到县师范上学，有的去了县城上班，留下我在小镇苦哈哈熬着光景。我们高中有位姓李的语文老师，在当地很有威望。他为人严谨，不苟言笑，诗歌也是中规中矩的旧体诗，做到了人与诗歌的完美契合。李老师没有教过我，我跟他侄子是同学，所以平日里见了，我对他毕恭毕敬，他老人家也对我彬彬有礼。所以，对于这位长者诗人，我无法和他进行无拘束的交往。

在镇上从事宣传工作的我，业余帮着镇文化站编辑《耕耘》文学内刊，吸引了周边的文友，自己慢慢积攒了一点儿文名。陆续有朋友从县城和其他乡镇跑来跟我探讨文学，灰暗的人生似乎慢慢有了一些颜色。

有这么一天，一位书法家从县城跑来找我，送给我一幅作品，上书：谦和朴诚。我现在觉得，他写的是如今的我，而不是当年20多岁的我。那时的我，浑身的细胞都散发着高傲，恨不能走路都鼻孔朝天。我经常练沙袋、飞刀、气功、气枪，随时准备挺身而出，还抓住一个肇事逃逸的司机。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想活成文弱书生的样子。不过，自身底子较差，到老也没混成硬汉。看来，那位书法家是个神人，他当年在鞭策我的同时，准确地预见了我的未来。

还有一次，一个文友从40华里外过来，跟我彻夜长谈文学和理想。这事情，我忘记许久了。直到最近他打电话跟我说别的事情，我猛然想到他就是那个埋在记忆深处的人。瞧我这记性，总有一天会老痴的。所以，我要赶在老痴之前写点儿什么，不然等我都忘记了自己，还有谁能记得我曾路过这个人世间？

命运总会有自己的安排，一位诗人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人就是崔老师。崔老师大高个子，长脸，在外地一家初中任教。有一天，50岁的崔老师居然为了写诗，从中学内退回家了。李老师和崔老师是一个村子的，我们两村相距只有三四公里。我奶奶的娘家以及一个远房亲戚，都是这个村的。我父亲高个子、长脸，跟崔老师有几分相像。奶奶去世早，我跟她家亲戚唯一认识的，就是一个嫁到我们村的妇女，也是很高的个子，她叫我父亲表哥。崔老师当时已经在一些刊物发表过诗歌了，省出版社的诗歌作品集也有他的作品。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诗歌带有某些时代的味道，不适应新时期的文学风格，需要转型。这种觉悟，是难能可贵的。而我，正好是写新诗的，在当地开始小有文名，辽宁一家刊发表了我的诗歌，地区文联的一本诗集收录了我的一首诗歌，省里一家报纸发表了我的散文。估计，内退回家的崔老师听说了我，便主动拿着自己的作品跟我切磋。我不好意思直说，拐弯抹角说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崔老师就急了，径直叫我“老师”，这长辈撩人的做法简直绝了，让人攻防无措。

随着跟崔老师的交往，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崔老师的父亲早年投笔从戎，在崔老师两岁时父亲为国捐躯，父子俩仅仅见过一面，还是在崔老师没有记忆的幼儿时期。小时候，我父亲成了斗争对象，经常被关黑屋子，挨批斗。为了让我有个好的成长环境，送我到姥姥家生活。等我长大回家时，父亲已经重病在身，几年后郁郁而终。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就是他被批斗的走不动了，头戴白色高帽，坐在手推车上被人推着，面色晦暗，毫无尊严。一生中经常回忆起这个画面，还不如崔老师对父亲没有任何记忆更好。历尽人生磨难，让我们这对忘年交的情谊更加深厚。那些年，我跟崔老师就像亲戚一样走动着，逢年过节，都会去他家拜访，住下吃饭。期间，我还被崔老师套路过一次。有一天，他拿了两本格律诗集，来换我刚买的两本现代诗歌精选本，虽然不情愿，但最终还得让着他。

和崔老师相互激励，我们的文学创作渐入佳境，越来越多的文友聚拢过来。最让我惊喜的是，李老师也屈尊到我的小屋，多次参加我们的小聚。聊得欢喜，喝得尽兴，也会在微醺中文思泉涌，写下一些生动的句子。也会酩酊大醉，不知东西南北，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老老少少一众文友，交往最多的几个人，还是奶奶娘家那个村子的。这缘分，挡都挡不住。

老家在无遮无挡的平原上，春天和冬天风特别大。我上班的地方，和崔老师家相隔不远。有时候会相互拜访，有时候就在街上不期而遇。特别是崔老师写出了比较得意的新作，总会迫不及待的找人交流。于是，那段时间会有这样的场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个人，站在大风里，一个人手拿几张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纸，大声朗诵着上面的诗句。大风把崔老师的诗歌吹得七零八落，送给路过的行人，他们得到这些散落的诗句，往往会使劲看着我俩，意味深长地笑着走掉。

过了几年，我离开小镇到县里做政法工作。那时候最显摆的，就是身穿警服搭便车，最远的一次，拦了一俩大货车，穿越了5个县才下车。但是，我还是喜欢骑脚踏车，自由自在地奔波。差不多每个月，我都会骑了车子去找崔老师谈诗，他也去县城找过我几次。那几年，崔老师名声鹊起，成了县里数得着的诗人，不仅发表了100多首诗歌，还陆续出版了几本诗集。而我，工作是写写司法案例、调研报告，练练擒拿格斗，去看守所提个犯人，夜晚还会守着一保险柜的手枪值班，甚至到街头便装执勤。当然，工作之外也写了几首自认为拿得出手的诗歌，陆续在一些诗刊和报纸发表。

后来，我入职金融机构，到了北京一家金融媒体上班，慢慢跟崔老师见面的机会少了。在北京期间，拜访过几家文学期刊的编辑，本想是一起聊聊文学的，结果发现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拉广告，如何组织活动外出赚钱，道不同，不相谋，便断了联系。这时候，我会想起和崔老师一起喝酒、唸诗的日子，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再往后，举家定居省城。值得庆幸的是，在省会入了一个很好的文学圈子，结识了一大帮文朋诗友，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步入了新境地。小说、散文、诗歌在《山西文学》《山东文学》《绿风》《万象》等海内外专业文学期刊，出版了小说作品集、诗集，还有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在《中国作家》、全国微型文学大赛等多次征文中获奖，成为了省级作家协会会员、诗词学会的会员。

也许将生命赋予了太多的期许，所以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忙工作，忙创作，渐渐忘记不知多久没跟崔老师联系了。直到有一天，老家镇上一位文友打来电话，告诉我：崔老师去世了。那个在冬天的大风中给我朗诵诗歌的人，就这样离我远去了。转眼到了冬至时节，这天大风降温，一大早，我站在飘雪的凛冽寒风中，想起了跟崔老师那些美好的相遇，想起了崔老师那年在风中读给我的诗句：

在冰雪覆盖的荷塘边

侧卧着古柳一弯

根须，裸露着岁月的艰辛

胸腹，裂开命运的幽怨

然而，紧紧抱住大地

在凄冷的夕阳里

用深情的绿意

召唤明媚的春天

壹点号陌上风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