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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71年，抵达秦国已经一年多时间的范雎向秦昭王呈上了第二封上书，赢得了面见秦昭王的机会。
范雎愿意赌上身家性命去争取与秦昭王会晤的这次机会，是因为目光敏锐的他洞察到此时秦国内政潜藏的大危机，并且已经为秦昭王规划了应对之策。那么，范雎到底能不能通过这次会晤说服秦昭王呢？
秦昭王召见范雎，在司马迁笔下是一件写走了样的史实。
《史记》载：
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泯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睢乃上书。
——《史记·范雎列传》
据司马迁的编年，秦昭王正式召见范雎是在公元前271年。此时距离范雎抵达秦国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经谒者王稽的鼎力推荐，范雎却始终被秦昭王冷落在一旁。至于原因，司马迁解释说是昭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
这个“厌”字，从外在行为上论，就是秦昭王对关东游士表现出来强烈的拒斥态度。但若从内在心理上分析，“厌”字似乎又不妨作“厌足”的理解
。
也就是说，因为穰侯魏冉主政，秦国南摧劲楚，东威三晋，一破强齐，秦昭王因此志得意满。
在那个时代，招揽游士、共襄国计往往是国君于危难之中采取的救亡图存之策。比如燕昭王黄金筑台、礼贤下士，便是为了迅速平复子之之乱的动荡，稳定燕国政局并伺机向齐国复仇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举措。
和受任于危难之际的燕昭王相比，
公元前271年以前的秦昭王，他所身处的环境要优越得多，招揽关东游士对昭王而言既不是必须的，更不是紧迫的工作。
因此，公元前272年，初到秦国的范雎不识时务地向秦昭王第一次进言，大声疾呼“秦国危矣”，昭王的回应就是冷冷地把他晾在一边儿，不予理睬。
可时间才过去了一年，范雎第二次向秦昭王上书，却似乎得到了与上一次截然不同的待遇
：
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
司马迁说当秦昭王看到范雎的第二次上书后，不但龙颜大悦，甚至还为自己在召见范雎一事上的拖延而专门向范雎的推荐人王稽表达了歉意。
《史记》对秦昭王会晤范雎的记载，我个人私意以为很可能受到了战国策士夸述历史的负面影响，在若干细节上经不起仔细推敲。也因此要厘清这段历史的真相，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也随之增大了。
假设真如司马迁所说，秦昭王在会晤范雎前专程向王稽致歉，那就意味着昭王对这一次的召见很可能抱有极高的心理预期——
他期待着从范雎这个关东游士的身上挖掘出重要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又该是什么呢？
在秦昭王和范雎的会晤刚入正题的时候，司马迁写道：
范睢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鬬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
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
秦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
”
“范雎”开宗明义，他所表达的核心意思是：秦国拥有山东六国所不具备的地缘优势、制度优势和军事优势。可是这些战略性的优势却未能成功转化为秦军在东线战场的战术性胜利。
至于屡遭败绩的罪魁祸首，范雎的矛头直指当朝宰相——穰侯魏冉。
如果秦国的东征行动真的在这一时期遭遇了重大挫折，而宰相魏冉又无力扭转颓势，那么秦昭王渴望有人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言兴邦，自是人之常情。
可问题是，司马迁为秦昭王编造的这个求贤若渴的前提并不牢靠，失真的关键就在“至今闭关十五年”一句上
。清代学者钱大昕就此考论说：
范雎说秦，在秦昭王三十六年。是时秦用白起，破赵、魏及楚者屡矣，而穰侯方出兵攻纲、寿，安有闭关十五年之事？
——《年廿二史札记》
钱大昕质疑《范雎列传》的“闭关十五年”一句记载不实，这是一个严谨而正确的判断。对此，我们还可以稍作补充。《史记》所录秦昭王与范雎的这次会晤，始见于《战国策·秦策三》。原文是这样的：
范雎曰：“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闗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今反闭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战国策·秦策三》
《战国策》说公元前271年，秦昭王因东征失利而被迫封闭函关，这绝对是不实之词。事实是，“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泯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史记·范雎列传》）
可是明明对秦国东征大势洞若观火，司马迁却又莫名其妙地在“闭关”之后再画蛇添足地续上“十五年”三个字，
这只能说明太史公本人压根儿就没弄清楚，秦昭王在此时召见范雎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的判断，秦昭王此次召见范雎的时候，不太可能抱有司马迁描述的那种求贤若渴、问计军国的积极心态。如果他真的这么重视这次会晤，那么接见范雎的地点理应安排在咸阳宫。但事实上，
秦昭王只是在离宫接见了范雎。
换言之，这是一次低级别的非正式会晤。
为什么在晾了范雎一年多以后，秦昭王终于松口，答应接见他了呢？在一定程度上，这同范雎的又一次上书力争有关。在这篇上书中，范雎提到了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
“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
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便奉法家治术为圭臬。在法家的思想当中，君主当国驭下最重要的手段是所谓“二柄”，也就是赏之与罚。只有明罚信赏，建立起合理而严格的奖惩机制，才能推动国家和政府的有序运转。
范雎说，自己在秦国等待一年多了，但秦昭王看过他的上一封上书后却迟迟没有一个奖惩的明确态度，这实际上违反了明罚信赏的治国精神。
这番批评等于是拿秦国历代先君的家法将了昭王一军，任用或者辞退范雎，昭王不能再继续沉默下去，是时候得给人一个说法了
其二，范雎说道：
“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对自己主动申请的此次觐见，范雎声明，他没有礼仪待遇方面的要求：秦昭王不需要给他很长的接见时间，接见地点也不必在君臣议政的咸阳宫。
可是这样的卑辞请求之下，范雎却语气坚定地表示为了争取到这次晤面，他愿意押上身家性命——“一语无效，请伏斧质”，如果我说得不对，您连辞退都不必了，直接命人把我拖出去砍了吧——
一个关东游士甘愿为一次短暂的非正式会晤赌上身家性命，难道你不好奇他手里拿了什么注码吗
？
参考文献：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林剑鸣《秦史稿》；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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