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魏蜀吴各有特点，从群雄割据到逐鹿中原，最终确立了三个政权作为最后的对决，加上《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的普及，三国时代尽管时间并不算太长，但三国的故事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
关于三国大家普遍的一个共识就是蜀汉后期人才奇缺，诸葛亮是被累死在五丈原的，甚至还有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
相反的东吴政权却被认为是人才比较充裕的，从赤壁之战和蜀汉合作的周瑜开始，到后来的吕蒙、陆逊等人和蜀汉作战的将领都换了好几波了，刘备那边还是那几个人。
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周瑜是公认的文武双全的武将，至今还留下了周郎顾曲这个文人雅士爱用的典故，但同样的作为东吴军队统帅的吕蒙却是个文盲，士别三日当刮目瞎看说的就是这个不识字的吴下阿蒙，那么在人才众多的东吴为什么要选一个文盲作为自己的军事统帅呢？
选择吕蒙作为东吴的军事统帅，这里面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孙权的确是不缺将领，但最终选择了吕蒙做统帅，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吕蒙的身份问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解释一个影响了魏蜀吴三国国运的三国时期的士族势力。
（1）日渐壮大的士族
我们都知道魏晋时期是门阀势力最为强大的时代，但是士族也不是一天就产生了，士族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秦朝实行严刑峻法，推行有利于战斗的举国体制，强制分家的措施，保证了国家不会出现大的家族，家庭被分散成一个个小的团体，这样有利于国家进行管理，对于朝廷来说，社会上最理性的存在就是所有的家庭单位都是三到五人，这种模式是最理想的，朝廷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大家族。
动辄上百人的大家族，由于血缘关系的天然纽带，会形成一股力量，来对抗朝廷，所以对于大家族朝廷一直都是不教警惕的，汉承秦制汉朝的基本模式都是仿照秦朝而来的，前期的确是没有出现势力非常庞大的家族。
但是自从汉武帝之后，史书上开始慢慢出现诸如“豪族”“豪民”的字眼，这主要是因为武帝的穷兵黩武所造成的，汉武帝为了打仗几乎动员了整个国家的力量，不但还光了之前文景之治所有的积蓄，还把社会经济弄到几乎崩溃的地步。
如果单单是朝廷和社会都没钱了，这倒也没什么，钱可以慢慢挣，但是武帝后期因为经济上的极端险恶，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大量的自耕农的破产，开始沦为富农或者地主家的“打工仔”。
所谓自耕农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自给自足的模式因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所以大量的自耕农破产，只能把土地卖给富户，所以社会上慢慢就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一旦开始启动，就很难停止下来。
因为土地兼并，只会让地主越来越大，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强，相应的自耕农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抗风险能力就会越来越差，遇到强势的皇帝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打击一下豪强，但是汉朝从汉元帝开始，朝廷就慢慢没那么强势了，于是地方上地主的势力开始慢慢扩大，并且通过累世的积累，已经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王莽篡汉天下大乱，这个时期盗贼蜂拥，各个地方为了自保，世家大族开始更加注重巩固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多的人无法生存，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和越来越大的庄园经济，这个时候打工仔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性就慢慢开始显现，庄园里失去土地的人包括他们的孩子都世代为地主干活，并且他们的户籍已经消失了，为了少交税，这些人都被庄园隐瞒了起来。
光武帝刘秀就是依靠这些世家大族起家的，刘秀的老婆阴丽华就是南阳地区大族的女儿，刘秀正是得到了这些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够在群雄逐鹿中最终战胜了对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尽管刘秀非常强势，得了天下之后开始在全国推行度田政策，所谓度田就是重新核算全国的土地和人口，这样就遭到了豪族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刘秀的根据地南阳地区，因为那里大多是功臣和皇亲。
为此全国还发生了多起豪族的叛乱，虽然刘秀很快平定了叛乱，但是全国的局势已经很明显，因为西汉末年的动荡，豪强们为了自保，已经开始拥有可自己的武装力量，再这样搞下去，刚得到的天下就有可能失去，于是从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开始，东汉的豪强就一直很强势，一路发展下来，到了东汉末年，各地的豪强在当地盘根错节，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势力。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东汉时期有这么一句民谣，说汝南太守的任务就是盖个章签个字，真正管事的其实是出身本地大族的范滂。这就是说范滂虽然不是太守，但实际上已经是汝南地区的最高领袖了。而汝南只是当时众多州郡的缩影而已，东汉时期地方大族主导州郡的行政运作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能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东汉末年，董卓的一把火烧了洛阳，同时朝廷也彻底失去了公信力，地方势力一发不可收拾，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大多都是地方豪强发起的，就这样东汉进入了群雄逐鹿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谁能够得到地方上士族的支持，谁就能取得胜利，为此曹操还吃过大亏，差一点就被端了老巢一命呜呼。
（2）兖州叛乱
曹操平定北方有两场关键战役，一个是兖州之战，一个是官渡之战，兖州是占地盘的战役，官渡是争地盘的决战，这其中让曹操有立足之地的兖州之战，显然是更为凶险的，稍有不慎历史上或许就没有曹操这个人物了。
公元194年，正当曹操对徐州用兵之际，吕布趁着曹操后方空虚，直接进攻了曹操的根据地兖州，结果兖州地区除了两三个县之外，全部倒戈，这应该是曹操一生当中面临的最大一次惨败。
为什么会出现吕布以来集体倒戈的情况呢，当然不是因为吕布，吕布在当时也是被人轻视的武夫而已，主要是因为陈宫和张邈两个人的叛变，陈宫和张邈都是兖州地区的名士，他们与兖州的世家大族有很深的渊源。他们叛变迎敌是因为曹操杀了另一位名士边让，得罪了世家大族。而陈宫和张邈一叛变，就引起了整个兖州地区的大族集体响应。
最终曹操凭借自身的能力，终于平定了叛乱，自此之后曹操算是和当地的士族干上了，为此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击地方的士族。
比如打破当时的规矩，发布求贤令打破身份的限制，只要是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出来做官，唯才是举成了曹魏时期的人才战略，同时大力推行军屯制度，保障基础的粮食供应，同时为了切断士族豪强的壮大，曹操大力帮主流民，为他们提供耕地和农具，种种举措都触犯了士族的利益，最终爆发了曹操和士族集团的大决战官渡之战。
袁绍是士族的代表，官渡之战虽然曹操赢了，但是赢得很侥幸也很辛苦，放在当时的情景下，谁输谁赢还真的不一定，于是曹操虽然取得了胜利，平定了北方，但从此也基本上放弃了和士族的对抗，转而和士族开始了紧密的合作。
并且曹操晚年要封魏公做魏王，就免不了要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并且最终在曹操死后，曹魏政权明确宣布了九品中正制，明确了用人选官的标准，那就是看出身看门第，形成了后来我们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算是对早起曹操用人原则的彻底否定，这表明了士族已经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左右着朝廷，通常连开国君主都搞不定的事情，后面的皇帝更不可能搞定，曹操之后士族的势力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了任何对手，整个三国都是如此，蜀国和吴国更是要依靠当地士族的支持。
这其中蜀国属于外来政权，得到当地士族的支持最少，所以最先灭亡，东吴更是完成了政权本土化之后，才最终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如果没有东吴打下的基础，后来的东晋想在江东立足也是不可能的。
（3）吕蒙的身份
明白了士族对政权的深远影响，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东吴会选择吕蒙这个文盲来作为军事统帅，并不是因为东吴没有人才，孙权这么做，本质上就是在实现政权本土化的一个过程。
东吴政权是孙坚孙策父子建立的，孙权是承袭了父兄的基业，孙策起家并不是在江东，最早孙策是袁术的部下，孙策看准时机要求到江东这个地方发展，最早来的时候，基本上当地的士族也是把孙策当做是外来的入侵者看待。
因为士族一般都是世代传承的读书人，当时孙策的老领导袁术做了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那就是称帝，这才文人圈子里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了，于是连累这孙策也不受江东士人的待见。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策当初奉袁术的命令进攻庐江城，陆康帅陆家子弟坚守。陆氏宗族一百多人在战争中牺牲，陆康也在庐江陷落后病逝。
陆氏在江东是举足轻重的大家族，孙策杀了陆家子弟等于站在了士族的对立面，在杀了另一个名士许贡之后并且很快因此遭遇了杀身之祸，后来孙权继位，面临严峻的现实，孙权开始采取了笼络江东士人的核心政策。
东吴政权在军事统帅鲁肃死了之后，选谁做继承人成了大问题，孙权衡量再三选择了吕蒙，本来有比吕蒙更合适的人员严畯，但因为他是淮四人，淮四是孙策起家的地方，用自家人还是比较放心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不利于笼络江东士族。
于是选择了吕蒙，吕蒙虽然也是淮四人，但他是生在淮四长在江东，任用吕蒙也是是给江东的士人表个态，幸好吕蒙比较上进，虽然开始是文盲，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很快就学了些文化，要不然东吴的前途还真是堪忧。
吕蒙之后就是东吴的统帅就是陆逊，这个陆家可是江东世代的大家族，任用陆逊作为军事统帅，表明东吴的政权已经彻底江东化了，江东的士人也开始认可了孙权这个外来的政权。
军事统帅的任命还不是最根本的，因为毕竟绝大多数时候，国家并不是处在战争状态，而且就算是打仗，很多达官贵人也是不直接接触军队的，这个时候文官的人命才最能体现东吴用人的决心。
我们都知道孙策死的时候对孙权说的话就是“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张昭是孙策留给孙权最宝贵的人才，事实上张昭也的确没有辜负孙策对他的期许，一直尽心尽力的辅佐着孙权，并且取得了非常好政绩。
在孙权称王之后，满朝文武都推举张昭做丞相，但最终孙权并没有选择张昭，而是选择了孙韶，就是因为张昭是北方流亡人士的代表，而孙韶曾经做过扬州牧刘繇手下，当年跟随刘繇来到江东，选择孙韶就是要给江东士人表个态，自己是非常看重江东人士的。
孙韶死后丞相的位置就彻底由江东士人顾雍接受，顾家是和陆家齐名的大家族，从此东吴政权从文到武，已经彻底江东本土化了，孙家这个外来的政权最终在东吴站稳了脚跟，并且是因为士族和朝廷的高度融合，事实上为日后的东晋南迁奠定了基础，这些当然都是后话，而晋朝也开启了世家门阀的黄金时代。
总结：三国争霸表面上是你挣我夺的军事斗争，但是他背后有着综合因素的对比，尤其是士族崛起对整个国家命运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在三国时期对人员的任命上非常明显，很多看起来奇怪的任命，但背后都有着复杂的背景最终促成了这样的人员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