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魏蜀吳各有特點，從群雄割據到逐鹿中原，最終确立了三個政權作為最後的對決，加上《三國演義》這部通俗小說的普及，三國時代盡管時間并不算太長，但三國的故事卻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
關于三國大家普遍的一個共識就是蜀漢後期人才奇缺，諸葛亮是被累死在五丈原的，甚至還有了蜀中無大将，廖化作先鋒的說法。
相反的東吳政權卻被認為是人才比較充裕的，從赤壁之戰和蜀漢合作的周瑜開始，到後來的呂蒙、陸遜等人和蜀漢作戰的将領都換了好幾波了，劉備那邊還是那幾個人。
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周瑜是公認的文武雙全的武将，至今還留下了周郎顧曲這個文人雅士愛用的典故，但同樣的作為東吳軍隊統帥的呂蒙卻是個文盲，士别三日當刮目瞎看說的就是這個不識字的吳下阿蒙，那麼在人才衆多的東吳為什麼要選一個文盲作為自己的軍事統帥呢？
選擇呂蒙作為東吳的軍事統帥，這裡面牽涉的問題比較多，孫權的确是不缺将領，但最終選擇了呂蒙做統帥，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呂蒙的身份問題，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就必須要解釋一個影響了魏蜀吳三國國運的三國時期的士族勢力。
（1）日漸壯大的士族
我們都知道魏晉時期是門閥勢力最為強大的時代，但是士族也不是一天就産生了，士族的産生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秦朝實行嚴刑峻法，推行有利于戰鬥的舉國體制，強制分家的措施，保證了國家不會出現大的家族，家庭被分散成一個個小的團體，這樣有利于國家進行管理，對于朝廷來說，社會上最理性的存在就是所有的家庭機關都是三到五人，這種模式是最理想的，朝廷最不希望出現的就是大家族。
動辄上百人的大家族，由于血緣關系的天然紐帶，會形成一股力量，來對抗朝廷，是以對于大家族朝廷一直都是不教警惕的，漢承秦制漢朝的基本模式都是仿照秦朝而來的，前期的确是沒有出現勢力非常龐大的家族。
但是自從漢武帝之後，史書上開始慢慢出現諸如“豪族”“豪民”的字眼，這主要是因為武帝的窮兵黩武所造成的，漢武帝為了打仗幾乎動員了整個國家的力量，不但還光了之前文景之治所有的積蓄，還把社會經濟弄到幾乎崩潰的地步。
如果單單是朝廷和社會都沒錢了，這倒也沒什麼，錢可以慢慢掙，但是武帝後期因為經濟上的極端險惡，造成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即大量的自耕農的破産，開始淪為富農或者地主家的“打工仔”。
所謂自耕農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種自給自足的模式因為社會經濟面臨崩潰，是以大量的自耕農破産，隻能把土地賣給富戶，是以社會上慢慢就出現了土地兼并的現象，而這種現象一旦開始啟動，就很難停止下來。
因為土地兼并，隻會讓地主越來越大，抗風險能力越來越強，相應的自耕農的比例就會越來越小，抗風險能力就會越來越差，遇到強勢的皇帝還可以通過行政手段打擊一下豪強，但是漢朝從漢元帝開始，朝廷就慢慢沒那麼強勢了，于是地方上地主的勢力開始慢慢擴大，并且通過累世的積累，已經逐漸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
王莽篡漢天下大亂，這個時期盜賊蜂擁，各個地方為了自保，世家大族開始更加注重鞏固自己的勢力，越來越多的人無法生存，于是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和越來越大的莊園經濟，這個時候打工仔對于地主的人身依附性就慢慢開始顯現，莊園裡失去土地的人包括他們的孩子都世代為地主幹活，并且他們的戶籍已經消失了，為了少交稅，這些人都被莊園隐瞞了起來。
光武帝劉秀就是依靠這些世家大族起家的，劉秀的老婆陰麗華就是南陽地區大族的女兒，劉秀正是得到了這些世家大族的支援，才能夠在群雄逐鹿中最終戰勝了對手，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盡管劉秀非常強勢，得了天下之後開始在全國推行度田政策，所謂度田就是重新核算全國的土地和人口，這樣就遭到了豪族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在劉秀的根據地南陽地區，因為那裡大多是功臣和皇親。
為此全國還發生了多起豪族的叛亂，雖然劉秀很快平定了叛亂，但是全國的局勢已經很明顯，因為西漢末年的動蕩，豪強們為了自保，已經開始擁有可自己的武裝力量，再這樣搞下去，剛得到的天下就有可能失去，于是從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開始，東漢的豪強就一直很強勢，一路發展下來，到了東漢末年，各地的豪強在當地盤根錯節，已經是非常強大的勢力。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東漢時期有這麼一句民謠，說汝南太守的任務就是蓋個章簽個字，真正管事的其實是出身本地大族的範滂。這就是說範滂雖然不是太守，但實際上已經是汝南地區的最高領袖了。而汝南隻是當時衆多州郡的縮影而已，東漢時期地方大族主導州郡的行政運作已經成了普遍現象，中央政府已經失去了對地方的直接控制能力。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東漢末年，董卓的一把火燒了洛陽，同時朝廷也徹底失去了公信力，地方勢力一發不可收拾，東漢末年的天下大亂大多都是地方豪強發起的，就這樣東漢進入了群雄逐鹿的階段。
在這個時期，誰能夠得到地方上士族的支援，誰就能取得勝利，為此曹操還吃過大虧，差一點就被端了老巢一命嗚呼。
（2）兖州叛亂
曹操平定北方有兩場關鍵戰役，一個是兖州之戰，一個是官渡之戰，兖州是占地盤的戰役，官渡是争地盤的決戰，這其中讓曹操有立足之地的兖州之戰，顯然是更為兇險的，稍有不慎曆史上或許就沒有曹操這個人物了。
公元194年，正當曹操對徐州用兵之際，呂布趁着曹操後方空虛，直接進攻了曹操的根據地兖州，結果兖州地區除了兩三個縣之外，全部倒戈，這應該是曹操一生當中面臨的最大一次慘敗。
為什麼會出現呂布以來集體倒戈的情況呢，當然不是因為呂布，呂布在當時也是被人輕視的武夫而已，主要是因為陳宮和張邈兩個人的叛變，陳宮和張邈都是兖州地區的名士，他們與兖州的世家大族有很深的淵源。他們叛變迎敵是因為曹操殺了另一位名士邊讓，得罪了世家大族。而陳宮和張邈一叛變，就引起了整個兖州地區的大族集體響應。
最終曹操憑借自身的能力，終于平定了叛亂，自此之後曹操算是和當地的士族幹上了，為此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來打擊地方的士族。
比如打破當時的規矩，釋出求賢令打破身份的限制，隻要是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出來做官，唯才是舉成了曹魏時期的人才戰略，同時大力推行軍屯制度，保障基礎的糧食供應，同時為了切斷士族豪強的壯大，曹操大力幫主流民，為他們提供耕地和農具，種種舉措都觸犯了士族的利益，最終爆發了曹操和士族集團的大決戰官渡之戰。
袁紹是士族的代表，官渡之戰雖然曹操赢了，但是赢得很僥幸也很辛苦，放在當時的情景下，誰輸誰赢還真的不一定，于是曹操雖然取得了勝利，平定了北方，但從此也基本上放棄了和士族的對抗，轉而和士族開始了緊密的合作。
并且曹操晚年要封魏公做魏王，就免不了要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援，并且最終在曹操死後，曹魏政權明确宣布了九品中正制，明确了用人選官的标準，那就是看出身看門第，形成了後來我們所說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算是對早起曹操用人原則的徹底否定，這表明了士族已經成了一股非常強大的勢力左右着朝廷，通常連開國君主都搞不定的事情，後面的皇帝更不可能搞定，曹操之後士族的勢力可以說基本上沒有了任何對手，整個三國都是如此，蜀國和吳國更是要依靠當地士族的支援。
這其中蜀國屬于外來政權，得到當地士族的支援最少，是以最先滅亡，東吳更是完成了政權本土化之後，才最終在江東站穩了腳跟，如果沒有東吳打下的基礎，後來的東晉想在江東立足也是不可能的。
（3）呂蒙的身份
明白了士族對政權的深遠影響，我們再來看為什麼東吳會選擇呂蒙這個文盲來作為軍事統帥，并不是因為東吳沒有人才，孫權這麼做，本質上就是在實作政權本土化的一個過程。
東吳政權是孫堅孫策父子建立的，孫權是承襲了父兄的基業，孫策起家并不是在江東，最早孫策是袁術的部下，孫策看準時機要求到江東這個地方發展，最早來的時候，基本上當地的士族也是把孫策當做是外來的入侵者看待。
因為士族一般都是世代傳承的讀書人，當時孫策的老上司袁術做了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那就是稱帝，這才文人圈子裡可以說是臭名昭著了，于是連累這孫策也不受江東士人的待見。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孫策當初奉袁術的指令進攻廬江城，陸康帥陸家子弟堅守。陸氏宗族一百多人在戰争中犧牲，陸康也在廬江陷落後病逝。
陸氏在江東是舉足輕重的大家族，孫策殺了陸家子弟等于站在了士族的對立面，在殺了另一個名士許貢之後并且很快是以遭遇了殺身之禍，後來孫權繼位，面臨嚴峻的現實，孫權開始采取了籠絡江東士人的核心政策。
東吳政權在軍事統帥魯肅死了之後，選誰做繼承人成了大問題，孫權衡量再三選擇了呂蒙，本來有比呂蒙更合适的人員嚴畯，但因為他是淮四人，淮四是孫策起家的地方，用自家人還是比較放心的，但是這樣一來就不利于籠絡江東士族。
于是選擇了呂蒙，呂蒙雖然也是淮四人，但他是生在淮四長在江東，任用呂蒙也是是給江東的士人表個态，幸好呂蒙比較上進，雖然開始是文盲，但士别三日當刮目相待，很快就學了些文化，要不然東吳的前途還真是堪憂。
呂蒙之後就是東吳的統帥就是陸遜，這個陸家可是江東世代的大家族，任用陸遜作為軍事統帥，表明東吳的政權已經徹底江東化了，江東的士人也開始認可了孫權這個外來的政權。
軍事統帥的任命還不是最根本的，因為畢竟絕大多數時候，國家并不是處在戰争狀态，而且就算是打仗，很多達官貴人也是不直接接觸軍隊的，這個時候文官的人命才最能展現東吳用人的決心。
我們都知道孫策死的時候對孫權說的話就是“外事不決問周瑜，内事不決問張昭”，張昭是孫策留給孫權最寶貴的人才，事實上張昭也的确沒有辜負孫策對他的期許，一直盡心盡力的輔佐着孫權，并且取得了非常好政績。
在孫權稱王之後，滿朝文武都推舉張昭做丞相，但最終孫權并沒有選擇張昭，而是選擇了孫韶，就是因為張昭是北方流亡人士的代表，而孫韶曾經做過揚州牧劉繇手下，當年跟随劉繇來到江東，選擇孫韶就是要給江東士人表個态，自己是非常看重江東人士的。
孫韶死後丞相的位置就徹底由江東士人顧雍接受，顧家是和陸家齊名的大家族，從此東吳政權從文到武，已經徹底江東本土化了，孫家這個外來的政權最終在東吳站穩了腳跟，并且是因為士族和朝廷的高度融合，事實上為日後的東晉南遷奠定了基礎，這些當然都是後話，而晉朝也開啟了世家門閥的黃金時代。
總結：三國争霸表面上是你掙我奪的軍事鬥争，但是他背後有着綜合因素的對比，尤其是士族崛起對整個國家命運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這一點在三國時期對人員的任命上非常明顯，很多看起來奇怪的任命，但背後都有着複雜的背景最終促成了這樣的人員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