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一位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战士。他在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都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曾经历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建立了严密而广泛的情报网，为新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共中央对他一生所做工作进行了高度评价。潘汉年所取得的重要成绩表现为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工作，为党提供详细准确的情报。最初潘汉年作为一名左翼作家，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他积极推进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文化，在斗争中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的领导同志的肯定。后在1931年，他被调任为中共中央保卫机关负责人，力图清除党内叛徒，保卫中共中央安全。
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是在当时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当时将基地设在上海，指导着全国的革命运动。但是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最发达的城市，英法美日等各个帝国国家划分了租界，对上海租界人民实行了殖民统治，国民党则对其上海其他地方实行独裁统治。当时上海整体情况，各个势力的军队警察宪兵和特务机关遍布四周，再加上当地的黑帮势力猖獗，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相互勾结，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隐藏着潜在的敌人，所以潘汉年当时在上海情报科长的工作极难开展。再加1931年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同志顾顺章被捕入狱，他被捕入狱后立即变节投降，他的投降使当时上海中共中央情报科陷入险境。由于他熟知中共中央所在地以及中共方面的工作方法，他除了出卖同志之外，还将中共中央机关等重要地址全部告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幸而中共中央提前知晓此事并及时转移，才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潘汉年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发展中央情报工作，其危险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潘汉年接任上海中共特科科长之后，立即展开工作。他将情报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结合起来，在为中央获取情报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力量。他利用敌人内部之间的裂缝与矛盾，与大量有利益关系的同盟者建立联系，无论这些同盟者打着什么算盘和目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央情报工作，潘汉年都与其交往。正是与这些同盟者建立了联系，潘汉年才用最快速度重新建立起了上海地下情报工作站，为中央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潘汉年将租界的巡捕房视做重要突破口。租界的巡捕房是由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控制的，在租界被捕入狱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先送到租界监狱，然后再引渡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处。为了利用这一程序空隙解救同志，潘汉年想方设法结识巡捕房的负责人。通过金钱交易等潘汉年将当时上海巡捕房探长赵子柏达成交易。利用赵子柏的职务之便，潘汉年先后解救多名同志，甚至利用巡捕房力量抓捕我党叛徒。
潘汉年除了打通敌人内部获取情报，还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争取到了一批支持革命的仁人志士，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贡献。这些仁人志士一般是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本身的社会环境与工作范围搜集到一些普遍性的情报，这些普遍性的情报经过分析整理之后，有助于我党研究革命发展形势，为作出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同盟会会员王绍鏊就曾与潘汉年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我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贡献。由于王绍鏊是革命老前辈，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国民党高层人员，王绍鏊就利用聊天之际套听出很多国民党高层动向，通过分析掌握国民党进一步军事政治动向。在我党地下党组织受到迫害时，王绍鏊利用自己的能力掩护了很多同志，保护了中央地下情报组织同志的安全。潘汉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社会资源与人脉，建立了一张严密的情报网为中央输送情报。在负责敌后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曾在上海、香港、淮南等各地开展工作，为我党的战略决策获取了大量情报，这一阶段的工作受到党中央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之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其在任功绩有目共睹，受到群众一致好评。但在1954年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将其关押在功德林监狱。功德林监狱是为国民党高层官员设置的监狱，将潘汉年关押其中其所犯罪行不难猜想，潘汉年是被以内奸罪名关押的。在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潘汉年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有三项，第一项是在1936年国共合作谈判的过程中秘密投降了国民党。第二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秘密投降了日本特务机关，并与汪精卫有所勾结。第三项是在上海解放之后，掩护国民党特务给台湾的敌人输送情报。潘汉年被捕之后，直到对他的正式审判真正历时八年，从1954年到1963年八年之后才对潘汉年案进行定性。其实潘汉年案情虽然复杂，但经过一年多的侦查可以结案，只是此案事关重大，主管部门迟迟未能将其定性。直到毛主席在1962年一次讲话中表态，主管机关才终将潘年案定性为叛党，给潘汉年扣上了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内奸三顶帽子。
在这三项罪名之中，潘汉年最难以辩解的是与汉奸汪精卫勾结之名。因为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之事，潘汉年一直未向组织进行汇报。直到建国之后，党内开始清算历史责任，潘汉年才将与汪精卫私下会面之事写成文件进行了汇报。当时，陈毅时任上海市长获悉此事之后，觉得此事事关重大，将此事移交中央领导机关进行决议。后来在实际调查之下。才最终得以重现真实情况。潘汉年与汪精卫私下勾结之事为不实之词。实际情况为潘汉年为获取当时伪军清扫我党根据地的情报去与李世群见面，李世群为了讨好巴结汪精卫，将潘汉年诱骗到了南京，并胁迫潘汉年必须与汪精卫会面。潘汉年颇无无奈，当时事情突发紧急，根本没有时间向上层组织汇报请求批准，只能不得已与李世群、汪精卫周旋。事实证明，汪精卫并未在与潘汉年的会谈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并且在此后，潘汉年与汪精卫再也无任何联系，所以潘汉年与汪精卫勾结一事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也是由于他工作的特殊性质，并不是潘汉年想要叛党叛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冤昭雪，为我党革命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人民英雄最终英灵得到了安息。但平反的这天潘汉年最终没有亲眼看到，在1977年，潘汉年就因病在去世，在去世时他的头上还被扣着特务的帽子。之后，潘汉年妻子也因身体精神双重原因去世。潘汉年与妻子的骨灰在平反之后也由长沙公墓迁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现在思考。潘汉年叛党案在当时情况下，并没有严格的调查取证，法律机关将领导人的一直视作法律准绳，将宪法扔至一边。在抓捕潘汉年时甚至没有走正规抓捕程序，在抓捕之后在又后续补全手续。更是在审讯过程中颠倒黑白，只从表面看问题，没有深挖根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定要惟实不为上，尊重客观事实，一切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潘汉年等一批为我党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他们战斗在革命的第二战线，其危险程度并不低于前线作战的战士，他们的贡献历史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