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上皇帝正襟危坐，朝堂之下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臣。皇帝一声：“启奏！”，如果下面方言声一片，且不论这些方言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这些方言让皇帝头大是一定的。历史上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1728年，雍正帝在召见闽广一带的官员时，因为听不懂，非常生气。他曾经说每当和大臣聊政事时，闽广官员的那些话根本就听不懂。如果把这样的官员安排到外省去工作，下达命令能说清吗？
雍正就想了个主意——开办“官话培训学校”，他让福建、广东两省督抚重金悬赏会说“官话”的人，在各省教语言，推广基于北京音的官话，建立“正音书院”（纠正读音）。另外，对科考人员例如：童生、秀才、举人们，规定8年内学不好官话，免考！这是要和官位前途挂钩，所以雍正一声令下，全国纷纷学习，普通百姓闲暇之余，也都在效仿学习“普通话”。最终1909年（宣统元年）以北京话为基础确立国语标准音，并且继承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成为民族共同语。那么之前的皇帝是怎样应对语言不通的呢？
作为一国之君，说的话就是圣旨，一般情况下皇帝用不着直接与大臣们交流，上朝的时候，有本奏本，大臣们的意见都是经过下面人转达上去的，所以这个转呈奏折的人就相当于翻译，他应该精通各地的方言。而通常这个人就相当于国师，或者丞相级别的大臣。算是皇帝最倚重的人。所以皇帝绝不会面临语言不通的尴尬局面。
再说了一般大臣们有什么事情，一般都是通过书面方式递奏折上奏皇帝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大臣们是很少与皇帝面对面的交流。另外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时间久了就是学也学会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朝臣们在一起时间久了，也就互相取长补短，久而久之基本上也就与皇帝的语言达成一致啦！
比如，明末的袁崇焕是广东人，口音应该很重，崇祯皇帝曾经说过一句：“守辽非蛮子不可”，他把袁崇焕称为蛮子，说明已经注意到袁崇焕的口音。但在平台召对的时候，二人的交流比较深入，也没有什么障碍。这其中，其实是双方都很注意调整的结果，听的人用心听，说的人尽量向书面的发音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