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两个月后，陈伯达跟随部队进入北平，这一年，陈伯达迎来了自己仕途的坦荡之路，这一年，他即将年满45岁。
01
陈伯达的崛起是在不惑之年，之前的他虽说有那么一点小名气，但也是一直郁郁不得志。
要说他心里没有欲望，不想往高处走，那是不可能的；陈伯达想往上走，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年龄在增长，职务却一直是原地踏步。
对于搞仕途的人来说，特别是不甘于现状的人来说，职位和名望的一直原地踏步，就是一种煎熬。
1949年3月25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跟随部队进入北平城，如今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回来。
在他的车子经过北海公园附近的时候，打眼一瞧，看到那个草岚子监狱，陈伯达不由得想起十二年前的自己。
当年在这个监狱里面，淋巴腺滴着浓汁，可怜巴巴的他，胡须拉跨、神情憔悴，当时的他也不会想到，十二年后，自己再次回来的时候，是以胜利者意气风发的姿态。
用这么一句古诗来形容此时的陈伯达，可谓是十分恰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刚进入北平城的时候，陈伯达带着三岁的儿子陈晓农，住在香山碧云寺。
陈晓农是陈伯达和第二任妻子余文菲的儿子，在进入北平城的前一年，陈伯达已经和余文菲离婚了。
父母离婚后，陈晓农就跟随着父亲，可进城之初的陈伯达，开始逐渐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忙碌起来。
无暇顾及儿子，年幼的陈晓农就交给了别人来照顾。
“1949年我三岁，父亲的工作很忙，还要带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卫员郭运华叔叔照顾”
“有时候父亲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过来领我玩，后来请了一个阿姨，就主要靠阿姨来照顾了”
——来源：《陈伯达之命运》，《同舟共进》 2008年第8期，钱伯城 。
02
三岁的儿子陈晓农，在碧云寺的童年生活倒是显得很纯粹。与之相比，陈伯达就像是一个陀螺一般，连日忙得连轴转。
“父亲和我一起住在香山碧云寺，那时候，我们住在碧云寺哼哈二将门里左侧的一个院落”
“我因为年小，进进出出都要父亲或者别的大人牵着我的手，这里是山坡，台阶很多”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对于这种连轴转的忙碌，我想，对于他而言，内心是充满愉悦的。
毕竟，此刻的他，已经年过不惑之年的他，已然在文艺界成为翘楚，在光芒之中忙碌，是充实和愉悦的。
1949年这一年，仅仅从七月到十月，这短短的四个月，作为主角的陈伯达就在各个重要的会议上来回奔波。
这四个月的时间，他大大小小参与了几十个会议，其中很多是以主要身份参与的，而他的发言，他的“指示”，跟随“陈伯达”这个名字，每天都出现在报刊杂志上。
在四十岁之前，陈伯达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宣传部的一个科长。
从1949年开始，他的职务不断升迁，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科学院副院长、马列学院副院长等等。
在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时候，陈伯达的很多职务虽然都挂着“副”字头衔，但不可否认，他的名字每天都见诸于报刊杂志，随着影响力的持续攀升，拿下“副”字头衔，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正式创刊，陈伯达也被领导钦定为总编辑，成为总编辑的他，麾下也招了不少笔杆子，譬如关锋、戚本禹等等。
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陈伯达的仕途进入到高光时刻，当时的“两刊一报”是全国舆论的指导方向，而这“两报一刊”每天都能见到陈伯达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重要“讲话”和“指示”。
毫不夸张地说，这时候的他，掌握着舆论的方向。
如果按1958年这个时间点，作为陈伯达腾飞的起点来算的话，这一年的他，已经54岁了。
出生于1904年的陈伯达，21岁的时候正式踏入仕途（1925年），早年间去莫斯科留过学、也被捕入狱坐过牢，兜兜转转33年，在54岁的时候才算是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高光时刻。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陈伯达的地位进一步攀升，成为“第四号人物”。
不过，在十二年后的1970年，这一年的八月，他腾飞的人生也终究是迎来的折翼，被羁押以后，属于他陈伯达的舞台拉下了大幕。
后记
打小就跟着陈伯达长大的陈晓农，在父亲保外就医后，承担起了照顾父亲晚年生活的责任。
1981年8月，陈伯达走出监狱，这时候的他77岁；而当年那个三岁小屁孩的陈晓农，也已经成为一个35岁的中年大叔了。
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的陈晓农，也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一副文人的模样。
这陈家，最后还是回归到了一个文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