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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本发端于鄂豫皖苏区,到底发生什么事?它长征时在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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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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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中共中央1930年2月和3月的指示,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于4月在黄安箭厂河(今属河南省新县)举行会议,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苏区和皖西苏区的工作。

鄂豫皖苏区,地处长江以北,京汉路东,在1932年上半年经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次进攻战役后,得到空前发展。这时鄂豫皖苏区迅速扩大,“东起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跨越26个县的区域。

主力红军4.5万余人,地方武装二十余万人,其规模仅次于中央苏区,直接雄视南京,威迫武汉。

从总体上说,当时全国苏维埃拥有十六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一千多万人口,红军共发展到十五万人左右。但在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也给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危害。

一、国民党反动派进攻鄂豫皖苏区的背景

1932年初,国民党确立了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统治体制。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深感不安,极为仇视。

蒋后来在追述当时的形势时惊叹地说:

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此时,他一再鼓吹“剿共”是“救国”的唯一途径,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指导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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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蒋任命何应钦、陈济棠为闽赣粤三省“剿匪”总、副司令。何应钦于月末赴赣部署“剿共”事宜,接着调兵遣将,特派刘建绪、余汉谋、陈诚分任赣、粤、闽三省“剿共”指挥。5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任命蒋介石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蒋、汪随即联名发表通电,声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6月初,南京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调离京沪地区,分两路入闽“剿共”。蒋介石本人也从南京赴汉口再转庐山,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剿共”谋划。6月15日蒋在庐山主持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

汪精卫、何应钦、何成溶、熊式辉、何键、陈诚、钱大钩等数十人出席。会上,蒋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他回顾以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共产党有民众的拥护,仅凭军事力量难以征服,要用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民心,以军事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

会议讨论决定五省“剿共”的全盘计划,对红军采取大包围方法和“进剿”方略以及饷粮筹措等,并决定先以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确定采取重兵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会议还决定拨款3500万元作为“围剿”经费,禁止就地筹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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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汉口正式设立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部,宣布第四次“围剿”开始。“剿共”总部设于汉口,运输总部设于蚌埠。

二、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安排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经过编组策划,拟定“剿共”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下组设左、中、右三路军。以左路军“围剿”湘鄂西苏区;中、右两路军“围剿”鄂豫皖苏区。

“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信阳(后迁湖北广水),蒋介石兼任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六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张,辖第四十五、七十五、七十六师和新编第二十师,驻河南潢川、固始、光山地区。

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辖第二、三、八十、五十八师和两个骑兵旅,驻河南信阳、罗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马鸿逵,辖第三十五师和骑兵第三旅,驻河南信阳、广水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张印湘,辖第三十、三十一师、第二十二路军的特务旅,驻湖北宋埠、黄陂及麻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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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纵队指挥官上官云相,辖第四十七、五十四师,驻湖北蕲春、广济地区。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辖第十、八十三师,驻湖北孝感、花园地区。总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集结于汉口。另有三个航空队分驻汉口、合肥、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右路军司令官由李济深兼任,副司令官为第三军军长王均,司令部设于安徽六安,指挥三个纵队、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辖第四师等,集结于正阳关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均(兼),辖第一、七、十二师,集结于六安、霍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梁冠英,辖第三十二师,集结于霍山南部至潜山地区。预备队指挥阮肇昌,辖第五十五、五十七师,集结于合肥。此外,第十三师驻平汉路花园至孝感段两侧,第三十三师驻浠水,新编第二十师等驻光山,第三十八、四十旅驻六安、霍山、正阳关等地,担任“驻剿”。中、右两路军总兵力有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约三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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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围剿”军的“进剿”方案为首先进攻“平汉路以东,潢川麻城之线以西地区”,“以黄安七里坪新集为目标,达到将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驱逐出鄂豫皖边境,然后再以“两师兵力由水路移到安庆上路,东西夹击皖西红军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迫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

其总体意图为:集中主力于平汉铁路东侧,以中路军的第一、二、三纵队为主攻,第四、五、六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为助攻。“围剿”计划分为;“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围剿”战术以“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

国民党当局还在政治上进行编组保甲,实行“连坐法”,强化各地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军事进攻。

三、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

当国民党军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还以为国民党军已临近崩溃,只能作为“偏师”。他积极地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准备,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其时值7月,骄阳似火,红军冒着酷暑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攻占了鸡公山,战果不大。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围剿”,于6月底到7月初先后两次建议停止在平汉线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认真做反“围剿”的准备。

1932年7月初,张国焘在湖北夏店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分局会议,否定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坚持继续“不停顿的进攻”的错误军事方针。会后调集红军主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及独立第一师南下进攻麻城。

湖北麻城为武汉的屏障,是国民党军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死守麻城,以便牵制红军兵力,并配合中路、右路军作战。张国焘“围攻麻城”的决定,实际上正中蒋介石的圈套,导致红军在这次反“进剿”作战中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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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正当红四方面军主力深陷麻城而不能自拔时,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向苏区的中心区域逼近:其中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第三、第六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

右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一带,蒋介石见各纵队进展顺利,便改变其原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法,于8月7日下令“总攻”,命令各路“进剿”军疾速进击,深入根据地中心,企图一举消灭红军。10日陈继承的第二纵队开始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的第六纵队进抵河口一带并向黄安进犯。

当黄安处于危急时,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疲惫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赶向黄安以西应敌。8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兼程向黄安进发,迎敌第六纵队;同时以第十师开向七里坪,阻击敌第二纵队。11日至13日,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第六纵队对峙于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冯秀驿地区,双方互有伤亡。

这时,陈继承的第二纵队正从宣化店向七里坪进犯,红军后路有被敌袭击的危险。红军总部决定率主力转向七里坪,集中力量打击敌第二纵队。13日下午,黄安被国民党军占领。

红四方面军主力赶到七里坪后,在柳树河东布防。8月15日,集中四个师迎击敌第二纵队,歼其四个团的大部,将敌击退。17日,卫立煌的第六纵队两个师由黄安北犯,红军向檀树岗转移,另寻战机。

四、红四方面军的转移

21日,敌第二纵队由七里坪北上,会攻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张国焘命令红军主力北上保卫新集。27日,敌第二纵队四个师从西面向红军扑来,双方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数日,红军歼敌两千余人,本身也有较大伤亡。9月6日,国民党军第一、第六纵队从北、南两面向红军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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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面对不利形势,主力向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北苏区转移。豫南新集、商城相继陷落。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地区后,虽于9月10日同红二十五军会合,但又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中旬,张国焘等曾致电中共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等的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提出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苏区的分路合击,红军应诱敌深入,争取“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但这时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愿执行上述正确方针。

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英山地区,未获战机。10月上旬西进重抵黄安附近的高桥、河口地区。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所造成的。在反“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坚持实行进攻战略,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继续向敌人进攻。反“围剿”作战开始后,他不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而是以我疲劳之师仓卒就敌,实行正面堵击,同敌人硬拼使我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此外,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推行许多“左”的政策,搞肃反扩大化,以及不重视地方武装建设等等,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脱离群众,也是造成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此期间,张国焘曾致函中共鄂皖边工作委员会书记郭述申,命他与东路游击队司令员刘士奇、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鄂豫皖工委,留在皖西继续坚持斗争。

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向西转移;留下的二十七、七十五师与各独立师团等在苏区坚持斗争。11日夜,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约二万余人,枪械1.5万支,撤出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

为此,蒋介石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

红四方面军经鄂西北、豫西南进入陕西汉中地区,再南越秦岭、大巴山,于12月进入川北地区,部队尚有1.5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至1933年2月创建了川陕边苏区。

五、红四方面军撤离后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重。敌人集中10余个师的兵力,疯狂进行“清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民继续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由于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地方部队分散各地,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因而未能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苏区遭到了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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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了扭转危局,11月29日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二十五军,作为坚持斗争的骨干。30日,新的红二十五军组成,辖第七十四师(由原红二十七师改编)、第七十五师和特务营,共约7000人,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

据省委决定,次年1月上旬在麻城大畈组成了红军第二十八军(又称红八十二师),辖第二四四、第二四六团及1个特务营,约3000人,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

1933年3月4日,敌人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三旅和第一〇四旅各1个团进占郭家河。红二十五军乘敌立足未稳,于6日拂晓,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敌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北地区作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3月28日,王平章政委在门坎山战斗中牺牲。

4月初,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中共鄂豫皖省委为加强红二十五军的作战力量,,于4月8日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同时决定再组建红八十二师,坚持皖西北地区的斗争。

4月15日,新编成的红二十五军又于潘家河歼敌第十三师1个多团。18日和22日,红二十五军于杨泗寨再歼敌第三十师和第三十一师各一部。这些战斗,挫败了敌人的“清剿”计划,使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有所好转。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个师,1万余人。

这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接到了临时中央3月10日的军事指令。指令规定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并命令红二十五军第一步夺取七里坪、河口、黄安,第二步夺取新集和光(山)麻(城)交通线的中间地段。

中共鄂豫皖省委于4月14日发布的《通告第一〇六号》指出,,一定要“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等城镇。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和省委的指令从5月2日开始围攻七里坪,连攻月余未克,,减员近半,被追于6月13日撤围。战后红二十五军由3个师缩编为两个师。

7月,敌人调集14个师又4个旅共10万余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举行第五次“围剿”,从17日起,首先进攻鄂东北苏区。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单纯防御战略指导下,先后在光山陵牌石和黄安檀树岗进行阵地防御,未能击破敌之进攻,被迫于8月22日向皖西北地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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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为消灭我军主力于皖西北地区,以两个师封锁潢(川)麻(城)公路,阻止红军西进,集中7个多师的兵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皖西北苏区中心区合击。红二十五军从9月13日起,先后在双河山、瓦屋基、汤家汇等地以阵地防御抗击敌之进攻,未能阻住敌人,被迫于23日撤出战斗。这时,红二十五军减员到约3000人。

9月27日,红二十五军根据鄂豫皖省委的决定,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10月2日通过演麻公路时,遭到了敌人的截击,主力突过封锁线,到达鄂东北地区,一部被阻于路东,返回皖西北地区。

此后,红二十五军采取往返回旋、时聚时分的战法,开展游击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鄂东北地区的小块苏区和地方部队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到4月中旬,张学良所部东北军的9个师陆续抵达鄂豫皖地区。敌人“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总兵力达到16个师又4个独立旅。

4月16日,红二十五军同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之豹子岩会合。17日,两部重新合编为红二十五军,辖第七十四师(3个营)、第七十五师(两个团),共3000余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此后,红二十五军往返活动于鄂东北、皖西北地区。

6月上旬进到罗山、黄陂、孝感交界地区。11月上旬,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8日,在光山县斛!寨击溃尾追之敌约10个团,毙伤俘敌4000余人。随后,在花山寨同鄂东北道委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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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商讨今后行动计划。会议分析了鄂豫皖苏区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和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留一部分部队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游击战争;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外线转移,创建新的苏区。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从1932年11月至1934年11月,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的游击战争,同几十倍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消灭与牵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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